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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秀清 单位: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 北京100088
摘要:随着传统封闭式熟人社会向现代流动式陌生人社会的转型,维系民事诉讼立法所确立的法院“权责型”送达制度所引发的“送达难”在所难免。立足对送达制度所涉及的受送达人、原告以及法院三者利益及其平衡的阐释,通过对现行立法所确立的“保障诉讼文书实际接收”送达合法性标准形成的社会背景进行考察,揭示社会转型后该合法性标准所带来的三者利益失衡与裁判的潜在制度风险.形成在优化审前准备程序与保障其“整理争点与证据”核心功能实现框架中,以法院与当事人协同诉讼为理念,以变革送达合法性标准为基础的制度设计,从而合理分配法院与当事人应承担的送达诉讼风险。
作者:许尚豪; 欧元捷 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北京100872;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 北京100088
摘要:庭审中心主义理念下,把开庭视作法院判决的唯一正当性基础,只有庭审才是审理,庭审外的其他程序设置则仅为庭审的附庸,任何案件未经开庭,均不得作出实体判决。然而,在诉讼程序进展中,某些案件的实质争议可能会彻底消除,达到适于判决的程度,在这种情况下如仍强制开庭,必然造成庭审的形式化及多余化,而且庭审需要较多的程序预备及保障措施,随之必然形成诉讼程序的繁杂化。为使程序适应纠纷解决的实际需求,应当完成庭审程序的认知祛魅,使其专注于解决实质争议,无实质争议的案件则无需开庭即可判决,将传统理论上的解纷性庭前程序转化为无庭审判程序。从而形成无庭审判与开庭审判二元并立的程序解纷结构模式。
作者:康健 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北京100088
摘要:我国审前程序改革的思路始终与特定时期的纠纷解决观念相绑定,但却总是表现出对某一种纠纷解决程序的推崇,要么为了规范化的审判程序而架构审前程序的准备功能,要么为了彰显多元纠纷解决理念而在审前植入替代性解纷机制。纠纷解决程序自身本无高下之分,现实的纠纷解决需求也是多元的,若是自上而下地贯彻某种纠纷解决偏好,审前程序的分流则容易异化为推销,纠纷解决程序依然会在多元的口号中滑向单一。在程序选择权视角下,发挥出审前程序的价值,不单纯在于强化其准备功能或解纷功能,更要依靠程序的可选择性,尽力拓展可选择的程序选项,以保障纠纷当事人充分、自由地行使权利。
作者:黄震(主持) 单位: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 金融法研究所
摘要:主持人语:普惠金融是这几年我国互联网金融、金融科技探索的根本目标——尽管曾有部分不法分子以普惠金融之名行破坏金融秩序之实,但这并不影响普惠金融作为金融改革的目标。近几年,由于普惠金融新问题不断出现,特别是新技术不断涌现,我们意识到发展普惠金融需要科技创新,而我们的制度创新更加严重滞后。因此,我一直认为普惠金融需要“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双轮驱动。首先,只有实施金融创新,普惠金融才可能实现。如果没有创新,仅靠传统金融机构、金融产品、金融技术是无法实现普惠金融的。金融创新有其范围和限度,有限的金融创新是传统金融机构做局部创新。我们带着美好的愿望,希望金融机构拿着牌照去做金融创新,但很多金融机构获得牌照之后,就丧失了创新的动力。
作者:赵建 单位:济南大学商学院; 山东济南250002
摘要:新时代中国经济的主要矛盾要求提高经济发展的包容性,金融发展过程中的结构性矛盾和资源错配要求进一步推进金融深化,这两大问题融合在一起的答案便是发展普惠金融。当前中国的普惠金融存在着模式漂移和供给不足等问题,理论层面的研究也相对滞后,需要金融发展理论、金融伦理学、机制设计理论等传统理论的融合。理论概念的界定是前提。普惠金融首先是“金融”,要遵从金融的基本规律,同时在覆盖范围上要“普”,在资金价格上要“惠”。本文在一个标准的金融企业生产环境下构建了普惠金融的生产函数,以此为基础构建了技术可能性曲线和社会福利曲线,分析了发展普惠金融对社会福利的改进效应。在解决思路方面,本文提出要从组织机制、金融科技、人力资源等几个层面,全力提升发展普惠金融的全要素生产率。
作者:李德荃 单位:山东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山东济南250014
摘要:本文利用1997年至2015年山东省17个地市的面板数据,基于门槛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山东省各地市的金融发展程度与农民收入水平提高之间的关系,并比较分析了各地市间金融发展水平的差距。结果表明:山东省各地市的金融发展与农民增收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存在着明显的门槛效应。具体地说,山东省各地市的金融发展水平存在两个门槛、可划分为三个区间。在金融发展程度的较低阶段,山东省各地市的金融发展普遍抑制农民纯收入的增加;而在金融发展的第二阶段,金融发展对农民增收的影响不显著;直到金融发展的较高阶段,金融发展对农民增收的影响才呈现出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此外,从控制变量来看,经济总量、政府支农力度以及城镇化水平,均显著地促进农民增收,并且它们对农民增收的影响力度呈现出依次增强的态势。不过,对外开放程度对农民增收却呈现出显著的负效应关系。
作者:邢乐成 单位:济南大学商学院; 山东济南250002; 济南大学投融资研究中心
摘要:发展普惠金融已成为中国国家战略,但与此国家战略不相匹配的是:普惠金融不仅没有形成统一的基本概念,更缺少一个基本的理论框架,导致传统商业金融和新型金融机构“使命漂移”。本文在梳理普惠金融理论渊源的基础上,提出了界定普惠金融基本概念的“三三”原则,并以此为出发点,探索普惠金融的实现路径,提出了“平台+产品”的路径选择。
作者:王贵贤; 孙碧云 单位: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100084
摘要:针对最新出版的MEGA^2第一部分第五卷提出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不存在历史唯物主义哲学的观点,本文试图从文献学和理论内容双重角度出发,论证《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不但“费尔巴哈”章有系统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而且在第二卷通过对“真正的社会主义”批判,首次运用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这就证伪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并非历史唯物主义诞生地的观点。同时,本文以《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二卷为文本依托,结合《共产党宣言》等文献对科学社会主义的阐释,来论证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已经确立的将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基础的科学性,同时指出了这种观点的现实意义,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坚实的理论依据。
作者:蔺庆春 单位:中国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100088
摘要:“现实的个人”是马克思个人概念的根本规定。“现实的个人”区别于鲍威尔的“自我意识”、费尔巴哈的“类”和施蒂纳的“唯一者”,它克服了对人的观念性和抽象性把握。作为其根本规定性的“现实性”本身,既不是费尔巴哈的直观感受性,也不是鲍威尔和施蒂纳的主观抽象性,而是黑格尔市民社会层面的具有鲜活生命的“具体的个人”。“具体的个人”在生产过程中借助感性对象性活动,在社会关系中自我确证和自我实现。“现实的个人”这一根本内涵的确立.是马克思恩格斯与鲍威尔、施蒂纳、费尔巴哈等青年黑格尔派思想交锋的结果.同时也是马克思吸收黑格尔关于人的理解的积极因素的结果。马克思对于人的界定,经历了从“具体的人”到“现实的个人”的转变过程。
作者:王旭东 单位: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 北京100084
摘要:《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章编辑问题是《德意志意识形态》文献学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随着MEGA^2I/5《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出版,在《费尔巴哈》章编辑史上出现了以MEGA^2编辑原则为基础的一套版本系统。MEGA^2I/5《费尔巴哈》章采取了新的编排顺序,究其原因是由这一版本遵循的编辑原则所决定的。与之前的1972年MEGA^2试刊版和2004年MEGA。先行版相比,MEGA^2I/5《费尔巴哈》章编辑原则是在吸收之前两个版本编辑原则的基础上形成的。对比分析三个编辑原则,可以更好地认识这些版本各自的版本价值和理论意义。
作者:高和荣 单位: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 福建厦门361005; 台湾研究院;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协创中心; 厦门大学中国残障人事业发展研究中心; 中共厦门大学委员会党校
摘要:20世纪50年代以来,台湾地区身心障碍鉴定制度经过数十年的改革后引入了ICF分类系统,将残障类型分为7类47个鉴定向度。它由申请者或人向鉴定机构提出鉴定申请,由主管机关组建鉴定团队进行专业性评估。台湾地区身心障碍鉴定制度在社会运动的影响下拓展鉴定类别、细化鉴定指标以及规范鉴定手段,有力保障了身心障碍者的基本权益。借鉴台湾地区的做法,增进两岸残障人事业的整合,夯实祖国统一的社会基础,要求我们加强残障法律制度建设,注重障碍精准识别,扩大障碍鉴定范围,强化残障福利精确供给,促进残障人士的社会融入。
作者:陈岱云; 武志伟 单位:济南大学政法学院; 山东济南250022; 山东社会科学院当代宗教研究所; 山东济南250002
作者:袁小平; 王娜 单位:南昌大学社会学系; 江西南昌330031; 江西扶贫发展研究院; 江西南昌330031; 南昌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摘要:资产匮乏是贫困群体最明显的表现形式,精准扶贫中有众多的资产建设元素。资产建设理论提出的“收入+资产”贫困衡量标准,使人们认识到资产积累与再创造对实现贫困人口可持续增收与反贫困的促进作用。从资产扶贫的视角出发,通过对J市易地扶贫搬迁中资产类型及其组合所带来的反贫困结果考察发现,成功的反贫困不单要重视资产的积累.还要重视资产的多样性与资产组合方式,其中“工具性资产+目标性资产”的组合方式更能回应反贫困中贫困人口对资产的需求。这一发现对资产建设理论进行了补充,并为后续的扶贫政策制定与资产的运用提供新的发展方向,从而实现乡村振兴的目标。
作者:章程 单位:江南大学法学院; 江苏无锡214122
摘要:我国残疾人社区服务的整合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一般采用较为普通的服务组合方式和单一的处置方法,在整合过程中面临管理规范、目标意识以及项目策略等多方面的挑战。因此,加强我国残疾人社区服务的整合,就应整合残疾人服务的行动主体,政府、组织、市场等各主体在整合上达成共识。同时,应发展出多元的项目整合策略,达成跨部门跨专业的合作,便于残疾人社区服务主体之间建立起真正的伙伴关系。
作者:周均平 单位: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 山东济南250014
摘要:乌托邦作为人类最重要的精神现象之一,是一个涉及广泛领域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也是引发激烈社会和学术论争的重大社会和学术问题,对它的基本认识和价值评价存在着严重分歧甚至否定和肯定的根本对立。笔者认为乌托邦是一种悖论性存在,具有二重性甚或多维多层二重性,主要表现在人学前提、基本语义和原始文本、性质内容和构成要素、功能作用和实践效果或现实化历史化、价值评价和价值取向的二重性等等乌托邦本身及与其不可分割的主要因素上。通过何种途径或方式扬长避短,走出乌托邦二重性的悖论和困境,审美乌托邦独特的性质特征等决定了它似乎是一种最佳选择。在这个意义上,乌托邦的二重性就逻辑且历史地成为审美乌托邦研究的出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