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循证医学理念有机地贯穿于临床专业医学生神经内科临床实践全过程，利用循证教学模式将既往脱节严重的临床见习和实习连贯结合起来，帮助医学生理论联系实际，较好地掌握临床理论与技能，重在培养医学生循证医学理念，有利于医学生创造性思维与评判性思维，独立思考问题与解决问题的能力，运用计算机与网络资源自主学习能力的提升，对于培养医疗卫生事业优质服务人才意义重大。
二、《神经病学》实践教学中引入循证医学理念的实施方法
在《神经病学》实践教学中开展循证医学教育具体步骤如下：
1.首先开设《循证医学》课程，对医学生进行循证医学理念的启蒙教育，包括循证医学的概念、原则及具体实施步骤，比较传统的经验医学与循证医学之间的优缺点，逐步培养医学生对循证医学和自主学习的兴趣。
2.成立《神经病学》循证医学小组，所有成员由具有循证医学的基本理念和知识，具备流行病学知识，计算机、英语水平较强的临床和基础医学师资组成，经常主动查询阅读文献，能够指导学生根据提出的问题上网查找文献并进行评价。
3.做好实践循证医学教学模式准备，师生均应具备改革传统临床实践教学模式的意识，主动去学习并熟练掌握实施循证医学的基本技能。循证医学实施的基本技能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怎样准确地提出核心问题，怎样正确使用数据库查找资料，怎样正确快速查找、阅读并利用相关中英文医学文献，怎样寻找评价的最佳证据等。
4.在医学生《神经病学》临床见习过程中，带教老师将学生分成为不同的循证小组，步骤如下：（1）提出具体临床问题：根据患者的病史、体格检查、辅助检查结果提出需要解决的临床关键问题；（2）以小组为单位查阅文献资料，收集证据；（3）评价文献资料并咨询临床专家，找出最佳证据；（4）利用证据指导问题解答：结合病人的具体情况和医学知识，找到现有的最好的应用于病人诊治过程中的研究证据进行总结分析。（5）后效评价，每个小组推选学生代表汇报，最后教师进行归纳总结。
5.在医学生《神经病学》临床实习过程中，带教老师进一步引导医学生适应并熟练掌握循证医学模式：（1）准确并恰当地提出临床关键问题：根据患者的病史、体格检查、辅助检查结果准确提出需要解决的临床关键问题；（2）根据问题查询现在的最好临床研究证据；（3）鉴别所寻找证据是否真实、对临床是否重要；（4）结合患者的具体病情及所学的临床知识，在带教老师的指导下，使用循证医学的原理和基本方法，寻找到最好的诊疗方案，并通过整理资料在国内外学术期刊上，成为全球共享的学术资源。
6.每月进行教学模式改革的调查与反馈，不断加强和改进，形成更适合医学生的循证教学模式，并鼓励学生积极参与，根据临床现象多提问题，查阅相关书籍和文献，学会自己解决问题。
收集2006年1月—2009年12月XX医院护理业务查房病历65份。将65份护理查房病历中出现的护理诊断进行有针对性的统计。
2、影响因素
2.1法律意识淡薄
护理人员对安全管理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错误认识,由于繁忙的护理工作,忽略了对安全管理的认识,护理人员对于安全隐患的判断与处理不够,缺少法律意识,不会用法律保护自己。
2.2环境因素
影响神经内科护理安全的环境因素主要有地面滑、床脚移动和病房扶栏三个方面。病房地面滑是引起病人摔伤的因素之一[3]。由于神经科病人存在肢体偏瘫、无力,在清扫地面后,如地面潮湿、过滑,病人行走易出现摔伤。为给病人创造舒适安全的治疗、休养环境,病房走廊的扶栏、浴室卫生间的扶栏安装很重要。尤其对于神经科病人,可以找到支撑点,防止摔伤、跌倒。
2.3用药与设备因素
由于医学技术的发展,新药与设备不断更新,神经科所用药物大部分为高渗性,对血管刺激性大,再加之病人年龄、血管因素,因此临床药物外渗静脉炎发生率很高。加之药物配伍、给药途径、设备使用不当等方面原因给病人造成不安全后果[4]。医疗设备本身的安全、患者的安全及操作者的安全。仪器设备的使用不当、故障、老化、种类不齐、性能不良、规格不配套或护理人员对仪器操作不熟练等问题，都可能给患者造成危害。使用中常见的危险因素是测值不准确；仪器设备消毒不彻底，也常成为神经内科患者的感染源[5]。
2.4人员与技术因素
护士评估患者的知识水平不只是看其文化程度,主要是评估其对自身疾病的了解程度,统计结果显示,不论文化程度高低,患者对自身疾病的了解和认知程度均属于缺乏之列,对疾病的发生发展规律、用药常识等缺乏了解,若卫生宣教不到位,很可能导致许多风险和纠纷的发生,例如进展性卒中的患者往往对住院以后病情还继续加重不理解。人员方面因素主要指由于护理人员素质或数量方面的原因不能保证满足工作基本要求而给病人造成的不安全影响或隐患;技术因素主要指由于护理人员技术水平低、经验不足或协作能力不强等原因对病人安全构成的威胁。特别是随着新技术、新项目大量引进与开发,护理工作中复杂程度高、技术要求高的内容日益增多,不仅对护理人员形成较大的工作压力,而且致护理工作中技术方面风险加大,影响护理安全。
2.5疾病因素
(1)偏瘫
神经科病人大多年老体弱,同时存在视力减退,神经疾病导致瘫痪、步态不稳、起立与迈步艰难等,常突发抽搐及晕厥。病人对病床高度不适应时易致坠床。
(2)感觉障碍
神经科病人存在感觉障碍的占大多数,病人对痛温觉感觉障碍,病人家属未掌握热水袋、局部热敷的温度及使用方法。如使用热水袋不当导致烫伤。病人长时间一个卧位,导致皮肤出现压疮等。
(3)抽搐
癫痫病人抽搐发作时,常发生舌咬伤、骨折、坠床等意外。抽搐间隙期病人疏于带牙套、置牙垫防护,如突发抽搐易致舌咬伤,按压肢体易致骨折等。
(4)精神异常
神经内科病人,发生大面积的额叶、颞叶等部位损害后,出现精神异常、躁动。肢体忽略病人,危险性增加,病人有自伤危险,出现他伤、自伤等。老年痴呆病人出现定向力、记忆力等缺失,如防护措施不到位,未做到24h连续看护,特别是外出进行辅助检查时,人员较杂,稍有疏忽容易走失。
(5)呼吸困难
神经肌肉疾病,如格林巴利综合征、重症肌无力、周围神经病变等,病变累及呼吸肌后即可出现呼吸困难、窒息等。神经系统多种疾病均可出现吞咽困难,咳嗽反射减弱,如进食呛咳引起食物误吸,鼻饲不当引起误吸,牙齿松动脱落导致窒息,痰液黏稠导致气道受阻。此类风险多易发生于吞咽障碍、需要鼻饲饮食的患者。
(6)感染
各种监测、诊疗技术的应用，使接受侵入性操作的患者医院感染率明显高于无侵入性操作的患者，其中机械通气患者相关性呼吸道感染者为85.0%，气管切开感染者为50.5%[6]。80%的医院内泌尿系统感染与导尿有关，且留置时间越长感染率越高[7]。病人住院期间有发生院内感染的风险。主要表现在神经内科护理人员工作量大,护士编制相对不足,护士整日忙于治疗和处理医嘱,长期超负荷工作,都是影响护理安全的因素。护理人员业务及技术水平与护理安全有一定关系。临床实践表明,护士的素质和能力与护理差错事故的发生往往有直接联系,近年由于低年资护士增多,导致技术操作熟练程度欠缺,经验不足,工作责任心不强,护理不到位等,极易产生各种外伤及护理差错事故的发生,给患者的安全构成威胁,特别是随着新的医疗技术大量引进与开展,对技术要求越来越高。护理管理者工作中预见性欠缺,基础质量工作监管不到位,给患者造成不安全的后果。护理人员卫生宣教不到位,护患沟通欠缺。卫生员工作监管不够,给患者造成不安全的后果。
二、安全策略
1、善抢救仪器的管理
制度，仪器设备专人管理，做好培训、考核、消毒灭菌、定期检查维修等工作。每班检查，每周大检查，原则上不外借。配备一定量的零配件和必要的配置替换设备，以备应急。将仪器报警声音调至最低，工作人员的动作轻，治疗护理操作尽量集中进行，碰到抢救或特殊情况时，拉上床位之间的布帘，减少对患者的干扰和影响。
2、加强健康教育
加强健康教育,增进医患沟通要取得患者及家属的有力配合,需要通过加强健康教育,增进医患之间的沟通。为此,每月开1-2次的健康教育讲座,由责任护士着重讲解神经内科的基础知识,及诸如脑中风等病症的预防、治疗、预后、康复等知识,让家属明了患者的检查治疗情况、用药情况、医疗费用情况、预后及康复情况,使之更好地配合各项治疗、护理。在开展健康教育时,应同时将一些需要注意的事项告知患者及家属。如对于蛛网膜下腔出血的患者家属,应告知蛛网膜下腔出血病因大多是由动脉瘤或血管畸形造成的,在没有去除病因之前,排便过于用力、情绪激动都可能导致生命危险。
3、加强法律、法规的教育
护理风险与法律法规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护理人员法制观念淡薄而发生的护理缺陷或纠纷时有发生。因此,应该经常组织护理人员学习《医疗事故处理条理》、《医院护理管理条例》、《护理差错的分类及评定标准》、《突发事件应急处理预案》等与护理风险相关的法律知识,提高法律意识,从职业道德和法律的高度规范护士的护理行为,聘请法律顾问为护士上法制课,增强护理人员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提高护理人员的自律能力和守法的自觉性,在全面认识理解法律、法规的基础上制订的有关实施细则、规范[8]。提高安全意识,坚持预防为主的方针,科内制定安全日,责任班负责评估病人安全隐患,定期召开护理安全会议,对于其他科室和本科室出现的护理安全问题,进行组内讨论,制定整改措施。科内制定相关预案流程,相关规章制度,使护士知道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以及怎样做。在尊重和维护病人权益的同时,懂得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4、加强感染控制
神经内科病人大多是年老体弱、吞咽困难、感觉障碍、肢体肌力差的病人。首先护理人员要做好入院宣教,入院当天向患者详细介绍住院环境、住院须知、呼叫系统使用方法。护士对患者进行全面护理评估,包括肌力、肌张力、视力、步态及步行时的平衡力,足部有无变形或痛楚等。根据评估所得到的结果进行健康宣教;3天内护士对患者进行疾病相关知识和注意事项的宣教,护士长及时进行健康教育知晓情况的检查,检查结果与护士工作考核挂勾。给患者加用床档保护,指导患者及家属活动时有人陪同,不穿拖鞋,以免摔伤、坠床等意外发生;使用热水袋时要指导使用温度及使用方法,以免烫伤;长期卧床要经常变换,以防出现压疮及坠积性肺炎;鼻饲时要将床头抬高,并保持床头抬高,鼻饲后30min尽量不给患者翻身,以防吸入性肺炎的发生。总之,掌握各种危险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对病人安全的威胁。进入病区的所有人员戴口罩、戴鞋套，严格无菌技术操作原则，限制探视时间和人员进入。严格掌握侵入性诊疗手段的运用指征，加强各种导管的护理。合理应用抗生素，减少不合理的联合用药，从而延缓细菌产生耐药，提高临床治愈率[9]。做好环境的消毒，加强空气的清洁和消毒。患者转出后做好终末消毒，使用后的仪器、设备和各种管道应严格消毒,防止感染。
5、提高护理人员的整体素质
选取两组患者的年龄均在60岁以下并且没有其它病症及合并症，本组患者的病程在1～10年之间，平均病程（7．7±1．3）年。在78例脑卒中患者里，其中脑梗死41例，脑出血37例，随机法分成对照组39例和康复护理组39例。
1．2疗效标准判定
根据卫生部病科质量控制标准分为：1）显效的标准是：神经功能缺损评分减少90％～100％，病残程度为0度；2）有效的标准是：神经功能缺损评分减少47％～91％，病残1～3度；3）无效的标准是：神经功能缺损评分减少18％～45％；
1．3方法
给予对照组39例患者常规护理方法，针对患者出现的病症问题采用相对应的病症处理方法，以保证和维持患者的生命体征的稳定性。给予观察组39例患者康复护理方法，具体方法如下。
1．3．1心理康复护理
脑卒中患者的主要临床表现为神经功能缺损，例如偏瘫和失语等现象，这些神经功能的缺损引起的病症对患者与人们进行正常的交流和沟通，进行正常的健康起居带来了不便。因此，作为护理人员要主动和患者交谈，用引导式的方式进行心理交谈，及时了解患者内心的想法和感受，针对患者的心理反馈进行合理的护理方式，帮助患者树立信心，转移其焦虑情绪，保证以良好的心态和状态进行病症治疗和护理
1．3．2并发症护理
脑卒中是一种产生并发症的疾病，如口腔疾病、下肢静脉血栓等，并发症处理不当会加重患者病情。因此，作为医护人员要加强地对患者的护理检查，不仅要加强对患者进行定期的口腔护理和清洁，吸痰以保持呼吸道通畅。对患者粪便的观察也要加入护理日程，以免患者出现应激性溃疡现象。
1．3．3康复训练护理
脑卒中患者容易出现偏瘫、失语等临床症状，进行运动训练护理对于脑卒中患者病症的恢复是一项重要的措施。机体运动时可以帮助患者唤醒运动感觉，对恢复机能感觉有重要意义，医护人员要指导患者抬高下肢，加强患肢的被动性活动次数，这样的方式可以预防患者出现下肢深部血栓现象。在指导训练的过程中配合其它理疗方法进行肢体的按摩，对患侧进行按摩以加快病情缓解，医护人员要积极帮助患者进行肢体运动，并循序渐进增加活动量，在运动过程中要保障合理的运动时间和强度，保证患者个人在一个安全舒适的环境下进行运动。
1．4统计学分析
对于本文所有数据均采用SSPSS12．0统计学软件进行t检验，这两组数据是经过统计学处理之后且无显著性差异（P＞0．05），是具有可比性的数据。
2结果
经过3个月的临床护理观察后，观察组的总有效率（87．1％）明显高于对照组的总有效率（66．6％），观察组的显效例数是23例，有效例数为11例，无效例数为5例，总有效率为87．1％；对照组显效例数为17例，有效例数为9例，无效例数为13例，总有效率为66．6％。
2临床指导注意形式和内容
规范化培训以培养临床能力为主。规培医师按轮转计划在各科室开展临床工作。对于神经内科的规培医师来说，应达到高年资住院医师和低年资主治医师的要求。要求掌握本学科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治，独立抢救急危重症，能解决部分疑难病例，并对实习生或进修生进行指导。带教时不仅要理论结合实践，更要能够举一反三，融会贯通，关注本学科热点前沿问题。在临床工作中鼓励其发现问题、提出问题，指导其解决问题。临床带教形式可以多样化，提高规培医师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如让规培医师就某个热点专题进行小讲课；对某个疑难病例进行独立分析和讲解；带教教师跟随其医疗查房，之后指出其不足；鼓励他们和研究生、进修生开展学术辩论等。对在本学科轮转的其他专业的规培医师，除加强学习神经内科常见病的识别和诊治外，更重要的是注意各学科间联系。譬如一个在本科轮转的心内科规培医师，讲授如何及时准确识别伴有房颤、风湿性心脏病等疾病的患者是否并发脑栓塞，心梗支架术后并发脑梗的治疗要点等。对于内分泌科的规培医师，则注重糖尿病和脑血管病、周围神经病的关联，这是规培医师以后的专科执业生涯中更为实用和需要掌握的重要内容。
采用问卷调查法，使用自行设计的调查问卷。调查问卷分两方面，一般资料及专业技能需求。一般资料包括年龄、职称、学历、工作年限及医院级别等条目。专业技能需求设置了为4个方面，25个条目，主要为脑卒中偏瘫康复护理的相关知识，包括言语康复及吞咽障碍的康复(7个);物理疗法(6个);认知障碍的康复(6个)及康复评定(6个)。每个条目均为单项选择题，选项分别为非常需求、需求、一般、不需求，分别计4、3、2、1分，总分为100分，得分越高代表需求越高。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120份，收回114份，剔除信息不全的问卷，共收集到有效问卷100份。
1.2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13.0软件对所得数据进行处理分析，采用描述性统计、单因素回归分析等方法对数据进行分析，P＜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一般资料
本次调查对象共100名，年龄24～25岁，平均年龄(26.85±7.13);其中护师及其以上职称43名，护士57名;本科及其以上学历32名，大专或中专68名;平均从事神经内科的工作年限为(4.13±2.08)年。
2.2护理人员继续教育需求情况
本次调查所得护理人员对专业技能需求总得分为(65.87±12.31)分，其中言语康复及吞咽障碍的康复方向为(21.35±7.68)分;物理疗法方向(11.67±6.35)分;认知障碍的康复(18.76±6.84)分及康复评定方向(14.06±5.19)分。调查结果显示大部分人群对脑卒中偏瘫康复护理的相关知识的续教育需求较大，尤其在言语康复及吞咽障碍的康复方向和认知障碍的康复方向。
2.3神经内科护理人员继续教育需求情况相关因素分析
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除医院级别外，年龄、职称、学历、工作年限等其余因素不同情况的对继续教育需求存在影响，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年龄越小、职称和学历越低、工作年限越短者对继续教育的需求度越高。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年龄、职称、学历、工作年限是神经内科护理人员对继续教育需求的独立影响因素。
3讨论
1.2护理方法：对两组患者均给予了神经内科疾病的常规护理，康复组在基础护理的基础上加用了康复护理，采用的具体康复护理方法如下。
1.2.1心理康复护理：大部分脑卒中患者一般表现为偏瘫、失语等神经功能缺损症状。面对疾病残酷的打击，患者往往受到了极大的心理打击，因此医护人员应当保持与患者的良好沟通。医护人员应当耐心和患者及患者家属进行沟通，帮助他们了解疾病相关知识，并尽可能满足患者提出的合理要求，目的在于环节他们自身的压力，鼓励他们主动配合治疗，并提升他们的自信心。
1.2.2运动护理：减少脑卒中患者致残率的关键之一就是知道他们尽早接受功能康复锻炼，其中肢体锻炼十分，需要保持被动和肢体功能位置，按关节活动范围和方向进行被动活动锻炼。例如指导患者采用侧卧位卧躺，这样一来能够使瘫痪的关节和肢体承受到足够的压力，增加肢体输入本体的感觉，以实现对肢体缓解的刺激并抑制痉挛。
1.2.3并发症的观察及护理：加强对患者的口腔护理工作，确保他们呼吸道通畅，且能够及时吸痰。护理过程中还应当密切注意导尿管及尿液颜色的变化。除此之外，还应当积极预防应激性溃疡的发生，关于输液部位也应当注意更换。
1.3疗效标准判定：严格按照卫生部病科质量控制标准对患者的恢复情况进行评定：①基本痊愈：表示病残程度0度，神经功能缺损评分减少91%～100%。②显著进步：病残程度1～3度，神经功能缺损评分减少46%～90%。③进步：神经功能缺损评分减少18%～45%。④无效：神经功能缺损减少低于18%。⑤恶化：神经功能缺损评分增加高于18%。经过护理治疗后，对患者治疗效果进行评定。
1.4统计学分析：使用SPSS19.0对各项资料进行统计、分析，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经过3个月的护理治疗后，两组护理后临床疗效比较。对照组患者出现恶化情况1例，无效情况8例，康复组恶化情况0例，无效情况2例。康复组和对照组的有效率分别为94.8%与76.9%，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2.韶关学院 学报编辑部，广东 韶关 512005）
摘 要：统计比较2010~2014年《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扩刊版）》神经病与精神病学期刊的来源文献量、平均引文数、基金论文比、总被引频次、影响因子、即年指标、H指数的变化，结果显示2009~2013年我国神经病与精神病学期刊的载文量总体无明显变化；平均引文数、总被引频次、影响因子、即年指标、H指数均呈上升趋势，分别增加28.7%、33.7%、29.2%、121%、14.3%。2013年即年指标与2009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2009~2011年期刊基金论文比呈上升趋势（0.318~0.362），2011~2013年基金论文比呈下降趋势（0.362~0.338）；2009~2013年平均引文数、基金论文比、总被引频次、影响因子、即年指标、H指数平均值排名第一的期刊分别为Neuroscience Bulletin、神经解剖学杂志、中华神经科杂志、中国心理卫生杂志、中华神经科杂志、中华神经科杂志。
关键词 ：神经病与精神病学期刊；术影响力；期刊评价
中图分类号：G23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60X（2015）08-0169-03
基金项目：2012年度精品科技期刊工程“期刊出版人才培育项目”；中国科协精品科技期刊工程“期刊研究项目”；广东省科技计划项目（2013B060200005）
学术期刊的评价是期刊质量发展的的“指挥棒”，是期刊工作者和图书情报研究人员研究的重要课题。学术期刊质量的评价方法，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都主要以指标评价为主。为探讨我国神经病与精神病学期刊学术影响力的变化，本研究依据2010~2014年《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扩刊版）》的数据[1-5]，统计比较我国神经病与精神病学期刊的来源文献量、平均引文数、基金论文比、总被引频次、影响因子、即年指标、H指数7项评价指标的变化趋势并筛选各项评价指标较高的期刊，以期为神经病与精神病学期刊今后的办刊和发展提供参考。
1 资料与方法
选择2010~2014年版《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扩刊版）》中神经病与精神病学期刊为研究对象，统计比较其来源文献量、平均引文数、基金论文比、总被引频次、影响因子、即年指标、H指数的变化，计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x±s）表示，使用SPSS13.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比较应用单因素方差分析，两两比较采用LSD-t检验，以P＜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与分析
2.1 我国神经病与精神病学来源期刊计量指标的分析
2009~2013年我国神经病与精神病学来源期刊计量指标（来源文献量、平均引文数、基金论文比）的比较结果见表1.
来源文献量即载文量，指期刊当年发表的论文数量，来源文献量越高，期刊的信息越丰富，代表期刊的生产能力越大，但期刊载文量越大并不代表期刊的学术质量就越高，部分期刊发文量少、质量也较高。2009~2013年间我国神经病与精神病学期刊载文量总体无明显变化，其中2012年最低，平均载文量179，2013年最高，平均载文量229，年均载文量215篇，总体无明显变化，说明神经病与精神病学期刊的刊期、版面数均很稳定，无大的变更。
平均引文数即期刊平均每篇论文所引用的文献数，衡量科研工作者对已有科技成果和最新科研成果的吸收情况，反应了期刊的学术影响力。就单项指标来说，期刊的平均引文数越高说明期刊的学术影响力越高，期刊质量越高。2009~2013年间我国神经病与精神病学期刊平均引文数总体呈上升趋势，2009年最低为13.01，2013年最高为16.74，增加28.7%。提示神经病与精神病学期刊的学术交流程度增加，吸收外界知识和信息的能力增强。
基金论文比是期刊中受各种基金项目资助的论文占全部论文的比例。是衡量期刊学术质量的一个重要参考指标。2009~2011年间我国神经病与精神病学期刊基金论文比总体呈上升趋势（0.318~0.362），2011年达最高点后2013年又呈下降趋势（0.362~0.338），提示近年来神经医学领域的科研项目成果在国内发表量降低，可能与当前我国越来越多的优秀的医学研究成果进入到国际交流领域有关。
2.2 我国神经病与精神病学期刊所载论文被引情况指标的分析
2009~2013年我国神经病与精神病学来源期刊引用计量指标（总被引频次、影响因子、即年指标、H指数）的比较结果见表2.
总被引频次是期刊刊载的全部论文在统计当年被其他所有科研工作者引用的总次数，反应期刊的学术影响力及在科学交流中的作用和地位。期刊的被引频次越高，期刊被利用的越充分，学术价值越大。2009~2013年间我国神经病与精神病学期刊总被引频次总体呈上升趋势，2009年最低为1472，2013年最高为1968，增加33.7%。提示我国神经病与精神病学期刊学术影响力明显提升，在学术交流中地位增加。
影响因子是期刊前2年发表的论文在评价当年被引用次数除以其在前2年内发表的论文总数的值。目前是国际上通用的、用于比较同类型期刊学术影响力的重要指标。2009年~2013年我国神经病与精神病学期刊的影响因子逐年稳步上升（0.562~0.726），增加29.2%，提示我国神经病与精神病学相关研究成果的前沿性、创新性均增加，虽然各刊的专业侧重点不同，但均在各自领域内发挥重要作用。
即年指标是期刊在统计当年在来源刊中被引用的次数除以期刊当年的数量，代表期刊被吸收利用的速度，即年指标越高，期刊产生的学术影响力越快。2009年~2013年我国神经病与精神病学期刊的即年指标呈上升趋势，而且2013年即年指标与2009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有了实质性的增加。说明在2013年我国神经病与精神病学期刊研究非常活跃，即时有效地传播了新近的学术成果，反应了相关学科的学术前沿。
期刊H指数与影响因子有较好的相关性，可以同时衡量期刊的发文数量和质量（被引量），反应了期刊的质量和影响力。2009年~2011年我国神经病与精神病学期刊的H指数无明显变化（7~7），2011~2013年H指数呈上升趋势（7~8）。
2.3 各项评价指标较高期刊的筛选及其评价指标的比较
筛选各项评价指标较高的期刊，结果显示：连续5年来英文刊Neuroscience Bulletin、Neural Regeneration Research平均引文数较高；基础类杂志神经解剖学杂志、Neuroscience Bulletin基金论文比较高；中华神经科杂志的总被引频次连续排名第一。精神医学领域中国心理卫生杂志和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影响因子较高，神经医学领域中华神经外科杂志、中华神经科杂志和Neuroscience Bulletin杂志影响因子较高，2009~2011年中华神经外科杂志、中国心理卫生杂志H指数较高，2011~2013年中华神经科杂志、中国心理卫生杂志H指数较高，影响力较大。计算上述重要期刊2009~2013年各项评价指标的平均值（因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在2011年版JCR中缺如，所以剔除），具体见表3.
3 讨论
3.1 缩短出版周期，提高载文量
2009~2013年间我国神经病与精神病学期刊载文量总体无明显变化，说明神经病与精神病学期刊的刊期、版面数均很稳定，没有明显的变化。随着神经医学相关学科的发展，优秀科研成果层出不穷，大量的新论文等待发表，要适应这种形势的发展，缩短刊期将是期刊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出版周期是信息传播速度的一个决定因素[6]，而且出版周期较短的期刊易获得较高的被引用次数。另外在保证每期论文质量和数量的前提下，缩短出版周期可以增加年载文量，从而获得更高的被引用次数，扩大期刊的影响力。2013年我国神经病与精神病学期刊中双月刊很多（20种），可考虑改为月刊，季刊（3种）可考虑改为双月刊，如果不具备变更条件可以考虑出版增刊、专辑或者增页、改版、压缩篇幅等方式提高信息密度，通过缩短审稿周期和编辑处理时间等提高的时效性。
3.2 重视基金论文的筛选，坚持专业化和特色化
近年来关于基金论文比的争议较大，俞立平等[7]认为科技期刊的基金论文比与影响因子几乎无关，刘雪立等[8]认为基金论文比与科技期刊实际影响力之间并无直接关系，甚至建议舍弃此项来源指标，但也有作者证明了基金论文比作为科技期刊评价指标是科学合理的[9]。笔者认为基金论文比对科技期刊学术影响力的贡献和作用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基金论文比高的期刊不一定是高水平期刊，但高水平期刊的基金论文比肯定不会低。基金论文仍是衡量期刊学术质量的重要指标。2009~2013年间我国神经病与精神病学期刊基金论文比的变化趋势与其他指标不一致，原因可能为：（1）基金论文比仅与统计当年已发表的论文有关。（2）近年来基金论文的挂名现象愈演愈烈，基金名称与论文内容不符的现象使很多基金论文的质量下降，因此被引次数下降，期刊的学术影响力下降，从而导致基金论文比与其他期刊评价指标的变化趋势不一致。因此期刊编辑部一定要重视基金论文比，加大监管和审查力度，严格筛选高质量基金论文，因为只有刊登高被引率的基金论文才是提高期刊学术影响力的核心。
神经解剖学杂志、Neuroscience Bulletin的基金论文比连续5年均较高，可能与这2本期刊刊载的均为基础类研究，专业特色较强，我国神经医学基础研究领域的科研经费来源丰富有关，因此期刊的特色和学科优势与其发展密切相关，各期刊在以后的发展道路中要注重内容的专业化、特色化，定位适合本刊特色的读者；紧密联系学科领域的研究热点、创办特色栏目和策划专题，从而赢得更多的优质基金论文。
3.3 发挥优秀期刊的带头作用，推动期刊整体的发展
Neuroscience Bulletin、Neural Regeneration Research杂志的平均引文数连续5年较高，一方面说明英文期刊的平均引文数处于优势地位。因为英文是世界通用的语种，英文稿件可能被世界范围内的读者群引用。另一方面可能与期刊编辑部正确地引导作者利用文献有关。因此各期刊应鼓励作者刊登全英文文章，提高国外读者群对我国中文期刊文章的引用率，或者提供英文全文译文，设立英文专栏，引导作者正确的利用文献。2009~2014年神经病与精神病学期刊中总被引频次最高的是中华神经科杂志，提示其在神经医学界的重要学术地位及广大作者对该刊论文的认可。Neural Regeneration Research杂志总被引频次上升很快（22~417），与其较大的载文量和出版周期短有关；从影响因子的排名可以看出中国心理卫生杂志和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在精神医学领域处于领先水平，中华神经外科杂志、中华神经科杂志和Neuroscience Bulletin杂志在神经医学领域处于领先水平，各刊虽的专业侧重点不同，均在相关学科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即年指标最高的期刊为中华神经科杂志和Neuroscience Bulletin杂志，论文被引用的速度最快，反应了该学科的学术前沿问题。说明编辑在挑选稿件的时候偏向于学术水平较高和读者关注的热点问题。神经病与精神病学期刊中H指数最高的是中华神经科杂志、中国心理卫生杂志，多年来积累了非常好的学术声誉，影响力较大。但中华神经外科杂志H指数近3年增长较慢，值得注意。
目前我国神经病与精神病学期刊总体影响力还不够，但呈上升趋势。优秀的学术期刊是学术前沿信息的及时者和提供者。学术期刊必须有渠道、有能力及时了解学术前沿信息，除了利用现有的各种学术交流平台外，各期刊编辑部还应积极组织学术研讨会或参观访问，交流和学习优秀的办刊经验，发挥优秀期刊的带头作用，推动期刊整体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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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高慧芳。科技期刊影响因子的影响因素分析[J]。西北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2，33（87）：92-95.
然而,我们认为,在讨论科学精神的内涵时,必须首先把握四点基本要素。其一,科学精神的生发点亦即立足点何在?其二,为什么要培育科学精神?亦即秉执科学精神的最终目的和归宿点何在?其三,科学精神的涵盖范围,事实上,目前对于科学精神的探讨,很大一部分程度上仅限于自然科学精神,然而,自然科学的科学精神是否就足以代表包括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在内的科学精神?其四,科学精神的运施,须要沿着自己独特的轨迹和方向、寻求特定的准则和宗旨,换句话说,这种轨迹和方向、准则和宗旨才真正指引、培育乃至代表了以上诸种科学精神。
对于第一点要素的回答,我们认为,科学精神的基始点是“人”。 科学精神是人类在认识、探索整个自然、人类社会过程中所培育、积累而成的精神品质,它立足于“人”,生发于人的实践和认知,产生于人对真善美的追求。
第二点要素事实上是第一点要素的进一步延伸。很显然,人类对自然和社会的探索、认知,其最终成果还是要服务于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因此,科学精神的最终目的和归宿在于人,人类对于科学精神的培育、积累和传承,最终恰恰是要依凭这种精神气质,规范人的实践和认知,促进科学成果的顺利研发和运用。正如默顿所言:“科学精神是带有感彩的一套用以约束科学人士的价值和规范的综合。”
对于第三点要素的回答,我们认为,谈论科学精神是什么,就必须避免把科学等同于自然科学。科学应当是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之统一体。梁启超在《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就批判了那种把自然科学理所当然地视为科学的狭隘的科学观,明确指出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也同样是科学。因此,本文认为,在讨论科学精神时,不应当仅仅局限在自然科学这一领域之内,把科学精神简化成自然科学精神,而是要从整个科学总体出发,探讨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之共性,以进一步提炼科学精神。
如果说,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分别从人自身的发展、人与社会的关系这两个向度出发,探讨人的本质问题,那么自然科学与前两者有没有共性之处?对此,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为我们作出了解答:“全部历史是为了使‘人’成为感性意识的对象和使‘人作为人’的需要成为需要而作准备的历史(发展的历史)。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生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3]。”因此,事实上自然科学也是探讨人的本质之实现的科学,是通过对自然界的探索、通过人的实践及其对象化而确证人自身、展现人本质的科学。
我们认为,对于以上三点要素的回答,最终都将归结到第四点。既然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在内的科学事实上分别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和人自身的发展这三个向度出发,以探讨、确证人的本质,那么,在科学实践过程中,什么样的科学精神才能够保证这三个向度按照既定的轨迹运施?我们认为,恰恰是“真、善、美”的彰显与展示,实现着科学精神的本质――自然科学力求探索自然界的客观规律和本质,实现的是对“真”的追求;社会科学力求探索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以期实现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互动,实现的是对“善”的追求;人文科学体现了人类对自我的认识,确证的是合乎伦理的美好生活,实现的是对“美”的追求。毋庸置疑,文章开篇所列举的诸种精神,如求实、怀疑、执着和创新精神等,事实上都体现了“真、善、美”的蕴涵。
2 如何培育海西所需的科学精神
随着2009年5月《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的颁布实施,海峡西岸经济区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机遇期。《意见》中“总体要求”部分指出,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以六个“着力”为要求,将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成为经济持续发展、文化更加繁荣、综合竞争力不断增强,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的和谐区域。可见,“总体要求”凸显了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指导下,海峡西岸经济区发展的总体思路和举措。那么,如何从科学精神的角度出发,以“真、善、美”的精神品质,推进并实现海峡西岸经济区的快速发展?我们认为,这一问题包含两个子问题,其一,“真、善、美”的科学精神如何指导海峡西岸经济区的建设?其二,如何在加快海峡西岸经济区的建设过程中培育“真、善、美”的科学精神?
对于第一个子问题的回答,我们认为,应当首先意识到,海峡西岸经济区的建设,首要目标在于实现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而在推进经济发展的诸多因素当中,以能源、制造、基建为主的第二产业恰恰处于主力军的位置。而第二产业亦即工业的发展,事实上需要自然科学之“真”的科学精神的带动和引导。正如马克思所言:“自然科学却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作准备,尽管它不得不直接地使非人化充分发展。工业是自然界对人,因而也是自然科学对人的现实的历史关系。因此,如果把工业看成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的展示,那么自然界的人的本质,或者人的自然的本质,也就可以理解了;因此,自然科学……成了真正人的生活的基础[3]。”也就是说,人类借助自然科学这一认知手段,追寻和把握自然界运行和发展的客观规律,用以指导和实现人对于自身发展的诉求;而对于这一追寻和把握的最本质、也最能贴近人之生活的实践手段,是立足于自然科学的工业。因此,海峡西岸经济区的建设,应当立足于区域内的实际的工业状况,如地理环境、产业结构、资源禀赋等因素,以此奠定经济发展的坚固基石。
其次,我们还应当意识到,伴随着经济的发展而产生的收入差距过大乃至两极分化,是社会必须迫切解决的现实问题。对此,社会科学之“善”的科学精神恰恰为这一目标的达成提供了精神旨趣。以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学科为主的社会科学,探索的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着力实现的是民生的改善和社会的稳定和谐,亦即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正如马克思所言:“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3]。”我们认为,这里的“对象世界”不仅仅是自然界,还包括人类社会,正是在对人类社会的不断构建和完善的过程当中,人确证自身的类存在。当然,“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这又势必需要人文科学之“美”的精神品质,以保证人在处理与自然界、社会、他人乃至自身关系过程当中,遵循着合乎伦理的价值准则。
针对第二个子问题的回答,我们认为,除了加强教育与宣传之外,更应当把“真、善、美”的科学精神纳入意识形态的范畴内予以把握。属于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是社会意识的一部分,包含法律、政治、宗教、艺术和哲学等形式,决定于经济基础。很显然,这里的意识形态更具有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意义;此外,哈贝马斯结合发达工业社会的现状,揭示了科学技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两重性――实践形态是第一生产力,观念形态是意识形态。可见,哈贝马斯意义上的“科学技术”属于自然科学的范畴。因此,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理应通过知识分子的认知和实践,以意识形态的形式在社会诸结构中“凝化”“真、善、美”的科学精神,以此发挥意识形态对社会发展的正面功能。
3 结论
综上所述,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需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引,与此同时,以“真、善、美”为主旨的科学精神亦能够为海峡西岸经济区的建设提供独特的助益。而要加强对“真、善、美”之科学精神的建构和培育,则应将科学精神上升为意识形态的范畴,以期从总体上影响实践者的认知模式和行为准则。当然,“真、善、美”之科学精神的确证,最终体现在海峡西岸经济区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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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49X(2010)-03-001-03
在人类思想史上,马克思主义关于精神生产、精神产品的理论观点是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尤其是当代,精神产品即文化产品的生产力、凝聚力、号召力,直接反映着一个国家文化竞争的“软实力”。因此,研究马克思主义关于精神产品的理论内涵、理论发展、理论创新,对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精神产品的相关论述
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一些资产阶级哲学家(主要是德国古典哲学家)和近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等曾经提出过精神生产概念,并做了有益的探讨,其中主要代表人物有黑格尔、费尔巴哈、亚当斯密、施托尔希等。马克思恩格斯在对前人关于精神生产的成果批判继承的基础上,坚持辩证唯物史观,以社会分工分为依据,阐述了有关精神产品、精神生产的理论观点及其相关范畴。
1845年问世的《神圣家族》,本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过程中一个阶段的精神产品,是继《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之后马克思、恩格斯实现历史观重大突破的一部著作。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恩格斯第一次提出了“精神生产”的概念,指出精神生产领域和物质生产领域一样,在确定精神作品的规模、结构时,需要考虑生产该作品所必需的时间。在这里,马克思思格斯虽然还没有明确提出精神生产的内涵及其特征。但精神生产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范畴,已经闪烁在书中。尤其是把精神生产的结果视为“精神作品”,认为精神作品生产也存在规模、结构和必需的时间等,无疑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精神产品生产的重要思想观点。《神圣家族》基本上是一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著作,但它所涉及到内容,诸如哲学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法学、伦理学、文学等等,作为精神财富,本身是探讨马克思主义精神产品理论形成和发展的重要资源。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有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数量的生产力总和,人和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都遇到有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显然,社会生产方式规定了历史的每一阶段的生活条件,制约着人的全部生活以及全部社会活动,当然也影响和制约着人的精神活动、精神生产和社会提供的精神产品的特殊性质。实践的唯物主义“这种观点表明: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每个个人和每一代当作现成的东西承受下来的生产力、资金和社会交往形式的总和,是哲学家们想象为‘实体’和‘人的本质’的东西的现实基础,……”人和环境的关系是辩证的,既是相互改造的前提,又表现为相互改造的结果。人们通过生产实践、社会实践、政治实践促进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的进步,在不断变革或改造旧的生产关系、旧的生产方式、旧的社会环境的同时,作为精神主体的人,其主观世界、精神世界也得到不断的改造和提高,精神文明、精神生产、精神产品也得到不断丰富和发展。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恩格斯不仅明确地指出社会生产包括了精神生产,而且明确地指出精神生产就是“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它“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语言中”。“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影响并对经济基础发展影响”。在这些论述中,马克思恩格斯不仅从社会生产中划分出精神生产,而且阐述了精神产品生产与生产方式的关系、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的关系等重要观点。
科学是人类精神生产的产物。在《经济学手稿(1861-1863)》中,马克思认为“科学作为社会发展的一般精神产品在这里同样表现为直接包括在资本中的东西(而这种科学作为同单个工人的知识和技能脱离开来的东西,它在物质生产过程中的应用只可能依靠劳动的社会形式),表现为自然力本身,表现为社会劳动本身的自然力。”“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一个生产部门,例如铁、煤、机器的生产或建筑业等等的劳动生产力的发展,――这种发展部分地又可以和精神生产领域内的进步,特别是和自然科学及其应用方面的进步联系在一起……”。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中,不仅明确提出科学是一般精神产品,而且阐述了科学和社会生产的关系、科学的发展受社会制度的影响、科学技术进步的重要性、科学技术在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中的作用等重要观点。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生产的世界性思想,不仅表现在商品交换原则、交换关系、交换规律随着商品国际化、资本国际化、生产国际化渗透于整个世界市场,不断融入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物质生产的价值观领域,而且还带来了政治、科技、文化、思想观点等精神产品的世界流与借鉴。所以,“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财产”、各民族各地方的文学则成为“世界的文学”,这一基本观点充分表明,在物质产品生产和交换的国际化基础上,必然伴随着精神产品或文化产品的“国际化”发展。
总之,马克思主义关于精神产品的相关论述中,不仅提出了精神生产、精神创造、精神作品、精神活动等一系列相关的范畴,而且阐述了精神产品的生产与社会生产方式的关系、精神产品的生产与物质生产的关系,精神产品的典型形式――科学在社会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精神产品的国际化等等。这些宝贵的精神遗产,为后人进一步研究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关于精神产品的理论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二、当代精神产品理论内涵的进一步拓展
精神产品的生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范畴之一,也是人类社会生产的基本形式之一。当代,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全面发展,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不断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新实践,不断用新观点、新思维进一步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精神产品的理论内涵。
一是精神产品的理论范畴和内涵进一步丰富。精神产品是人类社会精神生产活动的成果,是精神生产者劳动智慧的结晶。从具体形态来看,精神产品即文化产品,包括进入流通领域和非流通领域的文化产品。就前者而言,是指以物化形态表现出来的、以商品形式进入流通领域的具有交换价值的那部分文化商品;后者则是指各级政府或社会各界所提供的公共性文化产品。从交换方式来看,传统体制下以产品经济形式提供文化产品的消费方式已被抛弃,多数文化产品走向市场,以货币形式进行交换。从精神产品的商品属性看,不仅肯定精神产品作为劳动产品的价值属性,而且对其价值量决定、交换特点、价格变动规律方面的认识在不断深化,对精神产品的社会价值、经济价值、价值导向功能方面的研究也进一步系统化。从精神产品的效用评价看,强调把个别经济效益的追求与社会价值的评价结合起来,强调“主旋律”、“核心价值”在精神产品生产和消费中的引导功能,已经成为我国市场化条件下精神产品的生产价值和消费价值的重要评价标准。
二是“精神生产力”理论的认识创新。“物质生产力”主要是指人类在适应、改造、调控自然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能动的物质力量,而“精神生产力”则是指人类创造精神产品、精神价值的实际能力。尽管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中明确地使用了“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概念,但没有系统展开论述。当代,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先进生产力越来越显著地呈现出以精神生产力为主导的特征,精神生产力已经成为推动当代社会发展的核心动力。实事上,社会文明愈发展、科学技术和人类的智力愈发达,精神生产力对物质生产力的渗透就愈强,从而对物质生产力的作用和影响力就愈大。因此,强化科学技术进步和教育发展、不断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提高精神生产力水平,已经成为进一步提高物质生产力水平的基础或前提。
三是精神产品的生产与经济、政治、社会文明发展相协调的观念创新。这种协调发展既表现为质上的协调,也表现为量上的协调。所谓“质”上的协调,是指精神产品的内容要与中国特色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所倡导的核心价值相适应,与人民群众的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水平的提高相适应等等;所谓“量”上的协调,是指精神产品在数量、规模、形式上要与经济、政治、社会发展的需求相适应。教育、科学、文学艺术、新闻出版、广播电视、卫生体育、图书馆、博物馆等各项文化事业以及群众性的娱乐活动都有一个数量和规模的问题。数量少、规模小,普及率不高,就会直接影响人民群众对精神产品的消费和享受的公平性,不利于激发人民群众的精神活力和精神创造力;同时,精神产品还要以丰富多彩的形式,全面反映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中广大人民的心声、要求、愿望,并为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才能充分体现人民是精神产品的创造主体和消费主体。
四是精神产品的生产领域不断拓展、消费市场日益繁荣。目前我国精神产品的生产领域包括图书报刊生产和发行、电影生产和发行、音像制品生产和发行、新闻媒体宣传制作和传播渠道、网络媒体宣传制作和传播渠道、表演艺术创作、工艺美术作品创作、文化旅游产品生产、群众文化娱乐活动普及等等。而文化商品的交换市场其分类也日益多样化,如以区域为标准,文化市场可分为国内、国际、城市、农村文化市场等;以文化市场要素为标准,又可将文化市场分为文化资金市场、文化人才市场、文化信息市场、文化科技市场、文化设施市场等。在对精神产品分类的研究中,还有学者提出了“公共精神产品”、“物质载体型精神产品”、“物态化精神产品”等概念。
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理论创新
每一种新的思想体系形成既是对以往积极思想成果的继承,同时又在回答时代提出的新的实践问题中实现理论认识的飞跃。对马克思主义精神产品理论的继承和创新,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涵包括精神文明、精神生产、精神产品、精神需求等重要的思想内容。
在邓小平看来“所谓精神文明,不但是指教育、科学、文化(这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指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律,革命的立场和原则,人与人的同志式关系等等。”邓小复强调“我们现在搞两个文明建设,一是物质文明,一是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两个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搞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主要是使我们的各族人民都成为有理想、讲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人民”;邓小平强调理想信念教育、科学文化教育的极端重要性,强调思想文化教育卫生部门,都要以社会效益为一切活动的唯一准则,强调思想文化界要多出好的精神产品,要坚决制止坏产品的生产、进口和流传等等。邓小平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思想成果,从战略高度明确精神文明建设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战略地位。
在同志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指出:我们必须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促进全体人民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的不断提高。关于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论述,包括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精神文明建设的目标、方针和原则,道德建设、文化建设、科技教育事业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重要性;包括继承优良传统、弘扬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强调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认为“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因而要牢牢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不断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增强人们的精神力量;要着眼于世界文化发展的前沿,善于汲取世界各民族的长处,在内容和形式上积极创新等等。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一系列重要论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精神文明的理论成果。
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要“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认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然伴随着中华文化的繁荣兴盛;强调要发挥人民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作用,调动广大文化工作者的积极性,让人民共享文化发展的成果,并创造性的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观点,包括“文化软实力”、核心价值体系、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鼓励哲学社会科学界发挥“思想库”作用、建设和谐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创新文化生产方式、培育新的文化业态,构建传输快捷、覆盖广泛的文化传播体系等等。同志的这些重要的论述,不仅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规划了壮阔的前景,而且作为社会主义的精神产品、精神财富、精神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时期新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精神产品理论发展创新的又一丰硕成果。
实践证明:精神文化的力量可以坚固一个民族的根基,可以提高民族的自信,精神文化的核心内涵可以塑造民族的精神灵魂,而精神文化的创新却可以为一个民族带来持久的创造力和鲜活的生命力,进而提高整个国家文化竞争的“软实力”,增强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号召力。因此,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精神产品的理论,研究和实践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理论,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促进中华文化繁荣兴盛的客观需要。
参考文献:
文明标志着社会的进步程度和开化状态。《易经》云：“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孔颖达解释道：“天下文明者，阳气在田，始生万物，故天下有文章而光明也。”早期人类对社会的认识总是以自然界为参照系，而且原本就视自然与社会为一体。古人所谓“天下文明”，首先指的是一种美好的自然状态：春光明媚，万物竞生，赏心悦目；进一步则指人世间即社会的和谐、有序与清明，指社会的进步状态和积极成果。今天我们所使用的“文明”概念，已不再指涉自然，而专指社会摆脱“野蛮”的发展状态。
借助于传统的物质与精神二分法，人们习惯于把文明分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这种分类概括了人类文明中最主要、最基本的内容，能够抓住文明的这两大方面，无疑也就把握了社会文明的整体。但人类文明不仅仅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它同时还包括制度文明。制度文明是人类社会的组织方式和规范体系。在物质与精神二分法的理解中，文明的制度方面往往被归入精神文明方面。然而我们知道，制度不仅具有精神性，而且具有物质性；不仅是观念性的，而且是实践性的。制度是社会存在的历史形式，制度的发展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内容。有的学者将社会文明的这一方面称为政治文明。政治文明即政治制度文明，无疑是社会制度文明的核心部分，但不是其全部；因为除了政治制度，还有经济制度、文化制度等等。社会的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相互依赖，相互促进，如三足之鼎立，使社会架构保持稳定。其中任何一足的偏废，都会导致社会的倾颓。
物质文明是人类改造自然界的物质技术能力及其创造的物质成果的总和。物质文明的创造以人类的物质生产劳动为前提，物质生产劳动又以劳动者所拥有的物质技术能力为手段，而这种物质技术能力则是以一定的劳动资料为标志的。马克思说：“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9页）物质文明的基础在于社会的物质生产力，而物质生产力的核心在于物质技术能力。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社会物质文明的核心在于其技术文明，社会物质文明的发展水平取决于物质技术的发展程度。从社会由农业技术、工业技术向信息技术的历史演变，可以看到人类物质文明进步的巨大步伐。
精神文明是人类改造主观世界的精神活动及其成果的总和，大体分为两方面：其一是科学文化方面。这是人们在客观知识和生存智慧上的进步状态，表现为社会的教育、科学、哲学、文学、艺术、卫生、体育等的发展程度，以及与此相应的物质设施、机构的发展规模和水平。其二是思想道德方面。这是人们在观念意识和人际协调上的进步状态，包括社会的政治观念、道德规范、风俗时尚，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表现为人们的理想、情操、觉悟、信念，以及社会组织的有序和协调。社会精神文明这两个方面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科学文化方面是精神文明中基本的、主要的方面，是精神文明的具体内容所在。思想道德方面则规定着科学文化乃至整个人的活动的方向，因而具有意识形态的性质，反映了不同社会历史条件下精神文明的不同性质。
物质文明无疑是精神文明的前提，没有一定的物质文明为基础，精神文明的建设根本就无从谈起。反过来说，精神文明又是巩固和发展物质文明的必要条件，并且通过思想观念的导引影响物质文明建设的方向。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人类创造的社会文明。人类作为创造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主体，需要以特定的方式组成某种社会共同体。一定的社会共同体的形成和维系以一定的社会制度为其条件，而一定的制度文明又是由一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决定的。制度是文明创造者的社会结合、组织和协调方式，是人类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得以在其中进行的社会关系。
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在总体上是在互动中发展的，既有相互促进，也有相互制约。三种文明发展的曲线，总是在协调与不协调、平衡与不平衡之间摇摆。这三匹马拉动的社会文明之车，可以由于其中一两匹骏马的带动而疾驰，也可能因为其中一两匹弱马的拖累而缓行。整个社会文明的发展状态，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各自作为子系统在系统中综合的结果。系统整合的结果，可能整体大于部分之和，也可能整体小于部分之和。社会文明的发展要求系统整体内部各部分间结构和功能关系的优化。
二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现了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这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这一转变使我国国民经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迅猛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但随之也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和问题。由于市场经济自身的弱点和消极作用而滋生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意识，严重干扰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新秩序的建立和运行。某些腐朽、愚昧、落后的思想观念借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之机沉渣泛起，严重地破坏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想道德条件和社会文化环境。历史再一次把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协调发展的问题提到我们面前。
针对物质文明迅速发展，精神文明相对滞后甚至出现“滑坡”的现象，中国共产党明确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决议》强调，在把物质文明建设搞得更好的同时，必须切实把精神文明建设提到更加突出的地位，认真解决当前一系列紧迫问题，进一步开创新形势下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新局面。实践证明，在大力推进物质文明和制度文明建设的同时，大力推进精神文明建设，是实现我国新世纪社会发展宏伟目标的重要保障。
将精神文明建设纳入社会发展目标体系，是现展理论与实践的一个总趋势和总特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曾经出现过一种“经济增长=社会发展”的模式，这种发展模式的特点在于单纯追求国民生产总值和经济高速增长。20世纪60年代以来，这种发展理论及其实践模式逐渐受到来自经济发展本身的严峻挑战。能源和资源危机，环境污染、生态系统破坏等全球性问题，都是这种传统发展模式带来的恶果，如今已成为经济发展以及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提高的最大障碍。不仅如此，在思想道德文化领域还蔓延种种“社会病”，造成经济增长与社会文明某种程度衰退的共生现象。在对传统的发展模式进行反思之后，人们的发展价值观开始转变，“综合发展观”应运而生。这种新的发展观在注重经济发展和增长的同时，强调建设现代社会文明以及市场经济与社会文明协调发展。此后，“综合发展观”又进一步将人类自我发展摆到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心位置上来，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
社会的经济发展不是一种单一的经济现象，必然涉及政治、文化、思想、道德等领域，要求社会机体各个方面与之相适应，要求社会主体以高于现实经济的科学文化和思想道德为之提供积极的文化氛围和思想动力，从而使经济增长保持健康的走势和内在的活力，并给社会带来公正、安全、平等和文明。精神文明如果长期落后于物质文明和制度文明建设，就可能积淀为严重的社会意识或精神方面的问题，造成社会发展的巨大人文障碍。而来自政治、文化、思想、道德方面的消极因素，往往要比来自市场本身的消极因素顽固得多。多年来的经验和教训，从正反两方面论证了精神文明建设在我国当代社会发展中的战略意义。
实践证明，越是改革开放，越是实行市场经济，就越是需要高度重视全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切实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和思想道德素质，并把这种建设融会到市场经济发展的各个层面和全部过程。社会的全面发展需要高度的精神文明。当今我国市场经济对于法制建设和道德建设的高度依赖，集中体现了社会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协调发展的内在要求。
三
哲学社会科学作为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正如同志4月28日在人民大学的讲话中指出的，“哲学社会科学，主要是帮助人们解决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解决理论认识和科学思维，解决对社会发展、社会管理规律的认识和运用的科学。”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的全面发展，是哲学社会科学关注的焦点，也是精神文明建设乃至整个社会文明建设的中心。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对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可以而且应当大有作为的。
第一，哲学社会科学为精神文明建设提供自觉的理论指导。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哲学社会科学的伟大成果，是人类精神文明的结晶，是指导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理论基础，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供着思想保证。哲学社会科学把精神文明建设作为思考的对象，分析和研究精神文明建设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经验，探索和揭示精神文明的发展规律。它所提供的科学成果，不断为人们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为精神文明建设提供思想理论武器。当代形态的哲学社会科学所提供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能够极大地增强人们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鉴别力和思想素质，帮助人们正确认识社会发展规律，掌握正确、合理、有效的实践方式。
第二，哲学社会科学为精神文明建设提供知识依据和智力支持。哲学社会科学各个学科所取得的科学成果，构成了人类对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社会各个领域的特殊规律认识的知识体系。哲学社会科学所提供的理论和方法论成果，不仅使人们对客观世界和人类社会的认识得到深化和拓展，而且使人们的认知和实践能力不断提高。在社会认识、管理和决策方面，不仅需要自然科学专家多方面反复论证，而且需要广泛听取哲学社会科学专家的意见。所谓科学认识、科学管理和科学决策中的“科学”，应当是全面和综合意义上的大科学，既包括自然科学也包括哲学社会科学。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尤其需要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学者们的不同看法。
第三，哲学社会科学规定社会精神文明的根本性质和发展方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根本性质和发展方向体现在它的科学文化方面，更体现在它的思想道德方面。而无论科学文化的进步或思想道德的建设，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哲学社会科学。它规定和保证科学文化进步和思想道德建设的社会主义性质和发展方向；为人们提供价值判断标准和依据，随着社会的发展调整人们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提高人们的科学文化和思想道德水平，为人们确立思维方式、道德取向和行为准则提供理性规范。
第四，哲学社会科学的兴盛或衰落标志着社会精神文明的兴盛或衰落。哲学社会科学作为社会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发展和进步意味着整个精神文明的发展和进步，而它的停滞或落后则表征着整个精神文明的停滞或落后。哲学社会科学代表着社会的自我意识。一个人缺乏自我意识，他可能是处于昏睡、昏迷或盲目的状态；一个社会若缺乏自我意识，无异于处于昏睡、昏迷或盲目的状态。人在不清醒状态下的行为会对自己和身边的人构成威胁，如果整个社会都不清醒，没有起码的自我意识，却又不断地采取行动，其危险性之大可想而知。因此，哲学社会科学能否兴旺发达和发挥作用，是社会精神文明能否健康发展的重要标志。
在哲学社会科学中，哲学尤其具有这种标志性的作用。有人曾以哲学倾向来衡量一个国家、民族或社会的文明与否，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哲学是包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在内的整个文明的灵魂与核心。马克思指出：“各种外部表现证明哲学已获得了这样的意义：它是文明的活的灵魂，哲学已成为世界的哲学，而世界也成为哲学的世界，——这样的外部表现在所有的时代里都是相同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21页）
哲学何用？作为人对世界的一种独特的观念把握方式，哲学为人类提供理论思维。各门具体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为社会提供确定性认识，为社会规范提供科学依据。而哲学则进一步凝结着科学中最核心、最精华的东西，形成以哲学理性为特征的理论思维，反过来又深刻地影响着科学思维。正如恩格斯所说的，“一个民族要想登上科学的高峰，究竟是不能离开理论思维的”。“但是理论思维无非是才能方面的一种生来就有的素质。这种才能需要发展和培养，而为了进行这种培养，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办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4-285页）
人类积累的科学知识是哲学思考的根基，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哲学是关于自然知识、社会知识和思维知识的概括和总结。哲学的分析、综合、批判和反思，给人智慧，使人聪明。但哲学并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没有包括教育、科学、文学、艺术、伦理等在内的整个精神文明的发展，就不可能有以此为思想素材的哲学的充分发展。全部精神文明与哲学的本性都是相通的，是内在地联系着的。
马克思说，哲学家们“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人民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学思想里。”“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20-121页）哲学概括了社会精神文明的精华部分，把日常认识和科学认识上升到哲学认识的高度，从而抓住了它的灵魂、本质或核心，使人们的思想境界发生质的飞跃。因此，哲学是精神文明较高的发展层次或阶段，是整个社会精神文明的结晶。任何文明的社会都不能没有自己的哲学，任何高度文明的社会都不能没有高度发展的哲学。真正的哲学总是反映自己那个时代的精神的精华，并促进一定时代整个社会精神文明的发展。在当代，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堪称“时代精神的精华”的真正的哲学。
四
从人类精神文明中科学文化和思想道德的内在联系看，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作用在于，一方面哲学社会科学以社会精神文明的思想道德方面为研究的对象，成为社会思想道德建设的自觉意识和理论指导；另一方面哲学社会科学与同属精神文明科学文化方面的自然科学的发展息息相关，并且自然科学的发展及其社会作用作为社会历史现象本身就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因而不仅自然科学的发展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也促进自然科学的进步。
纵向考察科学发展的历史，不难发现，今天意义上的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经历了一个由整体到分化，再由分化到整合的辩证发展过程。在古代，人类科学知识呈现整体性的特点。社会科学知识与自然科学知识一起被包容在作为“知识总汇”的哲学中，既无门类之分，更无学科之别。我们很难认定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是纯粹的哲学家还是纯粹的科学家，也很难断定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观念究竟属于科学还是属于哲学。古代社会的神权是既反科学精神也反人文精神的。现代意义上的科学是在经历了中世纪的黑暗之后，从神学和哲学的母体中分离开来，经过不断的“自我完善”才逐渐形成的。
在近代，科学明显呈现分化的态势。从欧洲文艺复兴到19世纪末现代科学诞生之前的数百年间，科学经历了三次大的分化，首先是自然科学从哲学中分化出来，然后是社会科学从哲学中分化出来，进一步则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哲学各自学科的分化。到19世纪上半叶，这种分化已经达到了相当精细的程度，而且越分越细。然而科学对象的整体性和统一性制约着学科的分化，“分久必合”，在当代，科学学科的发展又显现出整合的特点。
科学研究的共同使命是探求事物本质和内在联系。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本质上都是科学探索，二者有着许多共同的特征：它们从根本上讲都是以人为中心、以人为目的的；都是对人类的生活、实践、需要及其主客观条件的认识和理解；都具有共同的起源和受到社会历史发展状况的制约；都在思想的探索中体现出求实、创新和理性的精神。在此基础上，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的结合并不是简单的联系，而是相互协调，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马克思非常重视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结合，他曾经说过，共产主义就是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统一。在马克思看来，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的分化有历史的暂时性，“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8页）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历来有结成联盟推动精神文明乃至整个社会文明进步的传统。在当代，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正在结成服务于社会发展需要的新的联盟，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越来越呈现一体化的发展趋势。这种一体化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科学问题相互融合。一些重大科学问题的出现，往往需要包括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在内的多学科协同研究方能解决。“人体基因组计划”是20世纪90年代初正式启动的一项全球性合作的科研大课题。这本是一个遗传学课题，但却引发了一系列有关伦理、商业、法律和哲学上值得探讨的问题。例如，关于个人基因组资料的隐私权问题，关于不以人作为实验动物、维护人类尊严、维护医德和科学道德等伦理问题，关于人体基因研究成果的商品开发所涉及的商业和法律问题等等。
二是科学学科相互交叉。20世纪中叶出现了一系列“横断学科”，将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连接和贯通起来。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耗散结构理论、协同学、突变论等异军突起，横跨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在各个领域得到广泛应用。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之间不再像过去那样有着很深的鸿沟，而是出现了许多交叉学科、边缘学科，成为众多新的科学理论的生长点。
文明标志着社会的进步程度和开化状态。《易经》云：“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孔颖达解释道：“天下文明者，阳气在田，始生万物，故天下有文章而光明也。”早期人类对社会的认识总是以自然界为参照系，而且原本就视自然与社会为一体。古人所谓“天下文明”，首先指的是一种美好的自然状态：春光明媚，万物竞生，赏心悦目；进一步则指人世间即社会的和谐、有序与清明，指社会的进步状态和积极成果。今天我们所使用的“文明”概念，已不再指涉自然，而专指社会摆脱“野蛮”的发展状态。
借助于传统的物质与精神二分法，人们习惯于把文明分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这种分类概括了人类文明中最主要、最基本的内容，能够抓住文明的这两大方面，无疑也就把握了社会文明的整体。但人类文明不仅仅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它同时还包括制度文明。制度文明是人类社会的组织方式和规范体系。在物质与精神二分法的理解中，文明的制度方面往往被归入精神文明方面。然而我们知道，制度不仅具有精神性，而且具有物质性；不仅是观念性的，而且是实践性的。制度是社会存在的历史形式，制度的发展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内容。有的学者将社会文明的这一方面称为政治文明。政治文明即政治制度文明，无疑是社会制度文明的核心部分，但不是其全部；因为除了政治制度，还有经济制度、文化制度等等。社会的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相互依赖，相互促进，如三足之鼎立，使社会架构保持稳定。其中任何一足的偏废，都会导致社会的倾颓。
物质文明是人类改造自然界的物质技术能力及其创造的物质成果的总和。物质文明的创造以人类的物质生产劳动为前提，物质生产劳动又以劳动者所拥有的物质技术能力为手段，而这种物质技术能力则是以一定的劳动资料为标志的。马克思说：“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9页）物质文明的基础在于社会的物质生产力，而物质生产力的核心在于物质技术能力。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社会物质文明的核心在于其技术文明，社会物质文明的发展水平取决于物质技术的发展程度。从社会由农业技术、工业技术向信息技术的历史演变，可以看到人类物质文明进步的巨大步伐。
精神文明是人类改造主观世界的精神活动及其成果的总和，大体分为两方面：其一是科学文化方面。这是人们在客观知识和生存智慧上的进步状态，表现为社会的教育、科学、哲学、文学、艺术、卫生、体育等的发展程度，以及与此相应的物质设施、机构的发展规模和水平。其二是思想道德方面。这是人们在观念意识和人际协调上的进步状态，包括社会的政治观念、道德规范、风俗时尚，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表现为人们的理想、情操、觉悟、信念，以及社会组织的有序和协调。社会精神文明这两个方面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科学文化方面是精神文明中基本的、主要的方面，是精神文明的具体内容所在。思想道德方面则规定着科学文化乃至整个人的活动的方向，因而具有意识形态的性质，反映了不同社会历史条件下精神文明的不同性质。
物质文明无疑是精神文明的前提，没有一定的物质文明为基础，精神文明的建设根本就无从谈起。反过来说，精神文明又是巩固和发展物质文明的必要条件，并且通过思想观念的导引影响物质文明建设的方向。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人类创造的社会文明。人类作为创造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主体，需要以特定的方式组成某种社会共同体。一定的社会共同体的形成和维系以一定的社会制度为其条件，而一定的制度文明又是由一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决定的。制度是文明创造者的社会结合、组织和协调方式，是人类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得以在其中进行的社会关系。
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在总体上是在互动中发展的，既有相互促进，也有相互制约。三种文明发展的曲线，总是在协调与不协调、平衡与不平衡之间摇摆。这三匹马拉动的社会文明之车，可以由于其中一两匹骏马的带动而疾驰，也可能因为其中一两匹弱马的拖累而缓行。整个社会文明的发展状态，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各自作为子系统在系统中综合的结果。系统整合的结果，可能整体大于部分之和，也可能整体小于部分之和。社会文明的发展要求系统整体内部各部分间结构和功能关系的优化。
二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现了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这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这一转变使我国国民经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迅猛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但随之也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和问题。由于市场经济自身的弱点和消极作用而滋生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意识，严重干扰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新秩序的建立和运行。某些腐朽、愚昧、落后的思想观念借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之机沉渣泛起，严重地破坏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想道德条件和社会文化环境。历史再一次把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协调发展的问题提到我们面前。
针对物质文明迅速发展，精神文明相对滞后甚至出现“滑坡”的现象，中国共产党明确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决议》强调，在把物质文明建设搞得更好的同时，必须切实把精神文明建设提到更加突出的地位，认真解决当前一系列紧迫问题，进一步开创新形势下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新局面。实践证明，在大力推进物质文明和制度文明建设的同时，大力推进精神文明建设，是实现我国新世纪社会发展宏伟目标的重要保障。
将精神文明建设纳入社会发展目标体系，是现展理论与实践的一个总趋势和总特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曾经出现过一种“经济增长=社会发展”的模式，这种发展模式的特点在于单纯追求国民生产总值和经济高速增长。20世纪60年代以来，这种发展理论及其实践模式逐渐受到来自经济发展本身的严峻挑战。能源和资源危机，环境污染、生态系统破坏等全球性问题，都是这种传统发展模式带来的恶果，如今已成为经济发展以及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提高的最大障碍。不仅如此，在思想道德文化领域还蔓延种种“社会病”，造成经济增长与社会文明某种程度衰退的共生现象。在对传统的发展模式进行反思之后，人们的发展价值观开始转变，“综合发展观”应运而生。这种新的发展观在注重经济发展和增长的同时，强调建设现代社会文明以及市场经济与社会文明协调发展。此后，“综合发展观”又进一步将人类自我发展摆到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心位置上来，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
社会的经济发展不是一种单一的经济现象，必然涉及政治、文化、思想、道德等领域，要求社会机体各个方面与之相适应，要求社会主体以高于现实经济的科学文化和思想道德为之提供积极的文化氛围和思想动力，从而使经济增长保持健康的走势和内在的活力，并给社会带来公正、安全、平等和文明。精神文明如果长期落后于物质文明和制度文明建设，就可能积淀为严重的社会意识或精神方面的问题，造成社会发展的巨大人文障碍。而来自政治、文化、思想、道德方面的消极因素，往往要比来自市场本身的消极因素顽固得多。多年来的经验和教训，从正反两方面论证了精神文明建设在我国当代社会发展中的战略意义。
实践证明，越是改革开放，越是实行市场经济，就越是需要高度重视全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切实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和思想道德素质，并把这种建设融会到市场经济发展的各个层面和全部过程。社会的全面发展需要高度的精神文明。当今我国市场经济对于法制建设和道德建设的高度依赖，集中体现了社会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协调发展的内在要求。
三
哲学社会科学作为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正如同志4月28日在人民大学的讲话中指出的，“哲学社会科学，主要是帮助人们解决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解决理论认识和科学思维，解决对社会发展、社会管理规律的认识和运用的科学。”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的全面发展，是哲学社会科学关注的焦点，也是精神文明建设乃至整个社会文明建设的中心。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对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可以而且应当大有作为的。
第一，哲学社会科学为精神文明建设提供自觉的理论指导。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哲学社会科学的伟大成果，是人类精神文明的结晶，是指导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理论基础，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供着思想保证。哲学社会科学把精神文明建设作为思考的对象，分析和研究精神文明建设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经验，探索和揭示精神文明的发展规律。它所提供的科学成果，不断为人们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为精神文明建设提供思想理论武器。当代形态的哲学社会科学所提供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能够极大地增强人们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鉴别力和思想素质，帮助人们正确认识社会发展规律，掌握正确、合理、有效的实践方式。
第二，哲学社会科学为精神文明建设提供知识依据和智力支持。哲学社会科学各个学科所取得的科学成果，构成了人类对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社会各个领域的特殊规律认识的知识体系。哲学社会科学所提供的理论和方法论成果，不仅使人们对客观世界和人类社会的认识得到深化和拓展，而且使人们的认知和实践能力不断提高。在社会认识、管理和决策方面，不仅需要自然科学专家多方面反复论证，而且需要广泛听取哲学社会科学专家的意见。所谓科学认识、科学管理和科学决策中的“科学”，应当是全面和综合意义上的大科学，既包括自然科学也包括哲学社会科学。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尤其需要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学者们的不同看法。
第三，哲学社会科学规定社会精神文明的根本性质和发展方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根本性质和发展方向体现在它的科学文化方面，更体现在它的思想道德方面。而无论科学文化的进步或思想道德的建设，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哲学社会科学。它规定和保证科学文化进步和思想道德建设的社会主义性质和发展方向；为人们提供价值判断标准和依据，随着社会的发展调整人们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提高人们的科学文化和思想道德水平，为人们确立思维方式、道德取向和行为准则提供理性规范。
第四，哲学社会科学的兴盛或衰落标志着社会精神文明的兴盛或衰落。哲学社会科学作为社会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发展和进步意味着整个精神文明的发展和进步，而它的停滞或落后则表征着整个精神文明的停滞或落后。哲学社会科学代表着社会的自我意识。一个人缺乏自我意识，他可能是处于昏睡、昏迷或盲目的状态；一个社会若缺乏自我意识，无异于处于昏睡、昏迷或盲目的状态。人在不清醒状态下的行为会对自己和身边的人构成威胁，如果整个社会都不清醒，没有起码的自我意识，却又不断地采取行动，其危险性之大可想而知。因此，哲学社会科学能否兴旺发达和发挥作用，是社会精神文明能否健康发展的重要标志。
在哲学社会科学中，哲学尤其具有这种标志性的作用。有人曾以哲学倾向来衡量一个国家、民族或社会的文明与否，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哲学是包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在内的整个文明的灵魂与核心。马克思指出：“各种外部表现证明哲学已获得了这样的意义：它是文明的活的灵魂，哲学已成为世界的哲学，而世界也成为哲学的世界，——这样的外部表现在所有的时代里都是相同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21页）
哲学何用？作为人对世界的一种独特的观念把握方式，哲学为人类提供理论思维。各门具体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为社会提供确定性认识，为社会规范提供科学依据。而哲学则进一步凝结着科学中最核心、最精华的东西，形成以哲学理性为特征的理论思维，反过来又深刻地影响着科学思维。正如恩格斯所说的，“一个民族要想登上科学的高峰，究竟是不能离开理论思维的”。“但是理论思维无非是才能方面的一种生来就有的素质。这种才能需要发展和培养，而为了进行这种培养，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办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4-285页）
人类积累的科学知识是哲学思考的根基，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哲学是关于自然知识、社会知识和思维知识的概括和总结。哲学的分析、综合、批判和反思，给人智慧，使人聪明。但哲学并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没有包括教育、科学、文学、艺术、伦理等在内的整个精神文明的发展，就不可能有以此为思想素材的哲学的充分发展。全部精神文明与哲学的本性都是相通的，是内在地联系着的。
马克思说，哲学家们“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人民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学思想里。”“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20-121页）哲学概括了社会精神文明的精华部分，把日常认识和科学认识上升到哲学认识的高度，从而抓住了它的灵魂、本质或核心，使人们的思想境界发生质的飞跃。因此，哲学是精神文明较高的发展层次或阶段，是整个社会精神文明的结晶。任何文明的社会都不能没有自己的哲学，任何高度文明的社会都不能没有高度发展的哲学。真正的哲学总是反映自己那个时代的精神的精华，并促进一定时代整个社会精神文明的发展。在当代，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堪称“时代精神的精华”的真正的哲学。
四
从人类精神文明中科学文化和思想道德的内在联系看，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作用在于，一方面哲学社会科学以社会精神文明的思想道德方面为研究的对象，成为社会思想道德建设的自觉意识和理论指导；另一方面哲学社会科学与同属精神文明科学文化方面的自然科学的发展息息相关，并且自然科学的发展及其社会作用作为社会历史现象本身就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因而不仅自然科学的发展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也促进自然科学的进步。
纵向考察科学发展的历史，不难发现，今天意义上的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经历了一个由整体到分化，再由分化到整合的辩证发展过程。在古代，人类科学知识呈现整体性的特点。社会科学知识与自然科学知识一起被包容在作为“知识总汇”的哲学中，既无门类之分，更无学科之别。我们很难认定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是纯粹的哲学家还是纯粹的科学家，也很难断定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观念究竟属于科学还是属于哲学。古代社会的神权是既反科学精神也反人文精神的。现代意义上的科学是在经历了中世纪的黑暗之后，从神学和哲学的母体中分离开来，经过不断的“自我完善”才逐渐形成的。
在近代，科学明显呈现分化的态势。从欧洲文艺复兴到19世纪末现代科学诞生之前的数百年间，科学经历了三次大的分化，首先是自然科学从哲学中分化出来，然后是社会科学从哲学中分化出来，进一步则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哲学各自学科的分化。到19世纪上半叶，这种分化已经达到了相当精细的程度，而且越分越细。然而科学对象的整体性和统一性制约着学科的分化，“分久必合”，在当代，科学学科的发展又显现出整合的特点。
科学研究的共同使命是探求事物本质和内在联系。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本质上都是科学探索，二者有着许多共同的特征：它们从根本上讲都是以人为中心、以人为目的的；都是对人类的生活、实践、需要及其主客观条件的认识和理解；都具有共同的起源和受到社会历史发展状况的制约；都在思想的探索中体现出求实、创新和理性的精神。在此基础上，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的结合并不是简单的联系，而是相互协调，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马克思非常重视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结合，他曾经说过，共产主义就是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统一。在马克思看来，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的分化有历史的暂时性，“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8页）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历来有结成联盟推动精神文明乃至整个社会文明进步的传统。在当代，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正在结成服务于社会发展需要的新的联盟，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越来越呈现一体化的发展趋势。这种一体化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科学问题相互融合。一些重大科学问题的出现，往往需要包括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在内的多学科协同研究方能解决。“人体基因组计划”是20世纪90年代初正式启动的一项全球性合作的科研大课题。这本是一个遗传学课题，但却引发了一系列有关伦理、商业、法律和哲学上值得探讨的问题。例如，关于个人基因组资料的隐私权问题，关于不以人作为实验动物、维护人类尊严、维护医德和科学道德等伦理问题，关于人体基因研究成果的商品开发所涉及的商业和法律问题等等。
二是科学学科相互交叉。20世纪中叶出现了一系列“横断学科”，将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连接和贯通起来。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耗散结构理论、协同学、突变论等异军突起，横跨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在各个领域得到广泛应用。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之间不再像过去那样有着很深的鸿沟，而是出现了许多交叉学科、边缘学科，成为众多新的科学理论的生长点。
文明标志着社会的进步程度和开化状态。《易经》云：“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孔颖达解释道：“天下文明者，阳气在田，始生万物，故天下有文章而光明也。”早期人类对社会的认识总是以自然界为参照系，而且原本就视自然与社会为一体。古人所谓“天下文明”，首先指的是一种美好的自然状态：春光明媚，万物竞生，赏心悦目；进一步则指人世间即社会的和谐、有序与清明，指社会的进步状态和积极成果。今天我们所使用的“文明”概念，已不再指涉自然，而专指社会摆脱“野蛮”的发展状态。
借助于传统的物质与精神二分法，人们习惯于把文明分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这种分类概括了人类文明中最主要、最基本的内容，能够抓住文明的这两大方面，无疑也就把握了社会文明的整体。但人类文明不仅仅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它同时还包括制度文明。制度文明是人类社会的组织方式和规范体系。在物质与精神二分法的理解中，文明的制度方面往往被归入精神文明方面。然而我们知道，制度不仅具有精神性，而且具有物质性；不仅是观念性的，而且是实践性的。制度是社会存在的历史形式，制度的发展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内容。有的学者将社会文明的这一方面称为政治文明。政治文明即政治制度文明，无疑是社会制度文明的核心部分，但不是其全部；因为除了政治制度，还有经济制度、文化制度等等。社会的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相互依赖，相互促进，如三足之鼎立，使社会架构保持稳定。其中任何一足的偏废，都会导致社会的倾颓。
物质文明是人类改造自然界的物质技术能力及其创造的物质成果的总和。物质文明的创造以人类的物质生产劳动为前提，物质生产劳动又以劳动者所拥有的物质技术能力为手段，而这种物质技术能力则是以一定的劳动资料为标志的。马克思说：“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9页）物质文明的基础在于社会的物质生产力，而物质生产力的核心在于物质技术能力。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社会物质文明的核心在于其技术文明，社会物质文明的发展水平取决于物质技术的发展程度。从社会由农业技术、工业技术向信息技术的历史演变，可以看到人类物质文明进步的巨大步伐。
精神文明是人类改造主观世界的精神活动及其成果的总和，大体分为两方面：其一是科学文化方面。这是人们在客观知识和生存智慧上的进步状态，表现为社会的教育、科学、哲学、文学、艺术、卫生、体育等的发展程度，以及与此相应的物质设施、机构的发展规模和水平。其二是思想道德方面。这是人们在观念意识和人际协调上的进步状态，包括社会的政治观念、道德规范、风俗时尚，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表现为人们的理想、情操、觉悟、信念，以及社会组织的有序和协调。社会精神文明这两个方面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科学文化方面是精神文明中基本的、主要的方面，是精神文明的具体内容所在。思想道德方面则规定着科学文化乃至整个人的活动的方向，因而具有意识形态的性质，反映了不同社会历史条件下精神文明的不同性质。
物质文明无疑是精神文明的前提，没有一定的物质文明为基础，精神文明的建设根本就无从谈起。反过来说，精神文明又是巩固和发展物质文明的必要条件，并且通过思想观念的导引影响物质文明建设的方向。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人类创造的社会文明。人类作为创造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主体，需要以特定的方式组成某种社会共同体。一定的社会共同体的形成和维系以一定的社会制度为其条件，而一定的制度文明又是由一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决定的。制度是文明创造者的社会结合、组织和协调方式，是人类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得以在其中进行的社会关系。
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在总体上是在互动中发展的，既有相互促进，也有相互制约。三种文明发展的曲线，总是在协调与不协调、平衡与不平衡之间摇摆。这三匹马拉动的社会文明之车，可以由于其中一两匹骏马的带动而疾驰，也可能因为其中一两匹弱马的拖累而缓行。整个社会文明的发展状态，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各自作为子系统在系统中综合的结果。系统整合的结果，可能整体大于部分之和，也可能整体小于部分之和。社会文明的发展要求系统整体内部各部分间结构和功能关系的优化。
二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现了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这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这一转变使我国国民经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迅猛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但随之也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和问题。由于市场经济自身的弱点和消极作用而滋生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意识，严重干扰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新秩序的建立和运行。某些腐朽、愚昧、落后的思想观念借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之机沉渣泛起，严重地破坏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想道德条件和社会文化环境。历史再一次把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协调发展的问题提到我们面前。
针对物质文明迅速发展，精神文明相对滞后甚至出现“滑坡”的现象，中国共产党明确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决议》强调，在把物质文明建设搞得更好的同时，必须切实把精神文明建设提到更加突出的地位，认真解决当前一系列紧迫问题，进一步开创新形势下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新局面。实践证明，在大力推进物质文明和制度文明建设的同时，大力推进精神文明建设，是实现我国新世纪社会发展宏伟目标的重要保障。
将精神文明建设纳入社会发展目标体系，是现展理论与实践的一个总趋势和总特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曾经出现过一种“经济增长=社会发展”的模式，这种发展模式的特点在于单纯追求国民生产总值和经济高速增长。20世纪 60年代以来，这种发展理论及其实践模式逐渐受到来自经济发展本身的严峻挑战。能源和资源危机，环境污染、生态系统破坏等全球性问题，都是这种传统发展模式带来的恶果，如今已成为经济发展以及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提高的最大障碍。不仅如此，在思想道德文化领域还蔓延种种“社会病”，造成经济增长与社会文明某种程度衰退的共生现象。在对传统的发展模式进行反思之后，人们的发展价值观开始转变，“综合发展观”应运而生。这种新的发展观在注重经济发展和增长的同时，强调建设现代社会文明以及市场经济与社会文明协调发展。此后，“综合发展观”又进一步将人类自我发展摆到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心位置上来，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
社会的经济发展不是一种单一的经济现象，必然涉及政治、文化、思想、道德等领域，要求社会机体各个方面与之相适应，要求社会主体以高于现实经济的科学文化和思想道德为之提供积极的文化氛围和思想动力，从而使经济增长保持健康的走势和内在的活力，并给社会带来公正、安全、平等和文明。精神文明如果长期落后于物质文明和制度文明建设，就可能积淀为严重的社会意识或精神方面的问题，造成社会发展的巨大人文障碍。而来自政治、文化、思想、道德方面的消极因素，往往要比来自市场本身的消极因素顽固得多。多年来的经验和教训，从正反两方面论证了精神文明建设在我国当代社会发展中的战略意义。
实践证明，越是改革开放，越是实行市场经济，就越是需要高度重视全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切实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和思想道德素质，并把这种建设融会到市场经济发展的各个层面和全部过程。社会的全面发展需要高度的精神文明。当今我国市场经济对于法制建设和道德建设的高度依赖，集中体现了社会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协调发展的内在要求。
三
哲学社会科学作为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正如同志4月28日在人民大学的讲话中指出的，“哲学社会科学，主要是帮助人们解决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解决理论认识和科学思维，解决对社会发展、社会管理规律的认识和运用的科学。”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的全面发展，是哲学社会科学关注的焦点，也是精神文明建设乃至整个社会文明建设的中心。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对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可以而且应当大有作为的。
第一，哲学社会科学为精神文明建设提供自觉的理论指导。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哲学社会科学的伟大成果，是人类精神文明的结晶，是指导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理论基础，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供着思想保证。哲学社会科学把精神文明建设作为思考的对象，分析和研究精神文明建设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经验，探索和揭示精神文明的发展规律。它所提供的科学成果，不断为人们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为精神文明建设提供思想理论武器。当代形态的哲学社会科学所提供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能够极大地增强人们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鉴别力和思想素质，帮助人们正确认识社会发展规律，掌握正确、合理、有效的实践方式。
第二，哲学社会科学为精神文明建设提供知识依据和智力支持。哲学社会科学各个学科所取得的科学成果，构成了人类对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社会各个领域的特殊规律认识的知识体系。哲学社会科学所提供的理论和方法论成果，不仅使人们对客观世界和人类社会的认识得到深化和拓展，而且使人们的认知和实践能力不断提高。在社会认识、管理和决策方面，不仅需要自然科学专家多方面反复论证，而且需要广泛听取哲学社会科学专家的意见。所谓科学认识、科学管理和科学决策中的“科学”，应当是全面和综合意义上的大科学，既包括自然科学也包括哲学社会科学。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方面，尤其需要重视哲学社会科学学者们的不同看法。
第三，哲学社会科学规定社会精神文明的根本性质和发展方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根本性质和发展方向体现在它的科学文化方面，更体现在它的思想道德方面。而无论科学文化的进步或思想道德的建设，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哲学社会科学。它规定和保证科学文化进步和思想道德建设的社会主义性质和发展方向；为人们提供价值判断标准和依据，随着社会的发展调整人们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提高人们的科学文化和思想道德水平，为人们确立思维方式、道德取向和行为准则提供理性规范。
第四，哲学社会科学的兴盛或衰落标志着社会精神文明的兴盛或衰落。哲学社会科学作为社会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发展和进步意味着整个精神文明的发展和进步，而它的停滞或落后则表征着整个精神文明的停滞或落后。哲学社会科学代表着社会的自我意识。一个人缺乏自我意识，他可能是处于昏睡、昏迷或盲目的状态；一个社会若缺乏自我意识，无异于处于昏睡、昏迷或盲目的状态。人在不清醒状态下的行为会对自己和身边的人构成威胁，如果整个社会都不清醒，没有起码的自我意识，却又不断地采取行动，其危险性之大可想而知。因此，哲学社会科学能否兴旺发达和发挥作用，是社会精神文明能否健康发展的重要标志。
在哲学社会科学中，哲学尤其具有这种标志性的作用。有人曾以哲学倾向来衡量一个国家、民族或社会的文明与否，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哲学是包括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在内的整个文明的灵魂与核心。马克思指出：“各种外部表现证明哲学已获得了这样的意义：它是文明的活的灵魂，哲学已成为世界的哲学，而世界也成为哲学的世界，——这样的外部表现在所有的时代里都是相同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21页）
哲学何用？作为人对世界的一种独特的观念把握方式，哲学为人类提供理论思维。各门具体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为社会提供确定性认识，为社会规范提供科学依据。而哲学则进一步凝结着科学中最核心、最精华的东西，形成以哲学理性为特征的理论思维，反过来又深刻地影响着科学思维。正如恩格斯所说的，“一个民族要想登上科学的高峰，究竟是不能离开理论思维的”。“但是理论思维无非是才能方面的一种生来就有的素质。这种才能需要发展和培养，而为了进行这种培养，除了学习以往的哲学，直到现在还没有别的办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4-285页）
人类积累的科学知识是哲学思考的根基，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哲学是关于自然知识、社会知识和思维知识的概括和总结。哲学的分析、综合、批判和反思，给人智慧，使人聪明。但哲学并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没有包括教育、科学、文学、艺术、伦理等在内的整个精神文明的发展，就不可能有以此为思想素材的哲学的充分发展。全部精神文明与哲学的本性都是相通的，是内在地联系着的。
马克思说，哲学家们“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人民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学思想里。”“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20-121页）哲学概括了社会精神文明的精华部分，把日常认识和科学认识上升到哲学认识的高度，从而抓住了它的灵魂、本质或核心，使人们的思想境界发生质的飞跃。因此，哲学是精神文明较高的发展层次或阶段，是整个社会精神文明的结晶。任何文明的社会都不能没有自己的哲学，任何高度文明的社会都不能没有高度发展的哲学。真正的哲学总是反映自己那个时代的精神的精华，并促进一定时代整个社会精神文明的发展。在当代，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堪称“时代精神的精华”的真正的哲学。
四
从人类精神文明中科学文化和思想道德的内在联系看，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作用在于，一方面哲学社会科学以社会精神文明的思想道德方面为研究的对象，成为社会思想道德建设的自觉意识和理论指导；另一方面哲学社会科学与同属精神文明科学文化方面的自然科学的发展息息相关，并且自然科学的发展及其社会作用作为社会历史现象本身就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因而不仅自然科学的发展推动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也促进自然科学的进步。
纵向考察科学发展的历史，不难发现，今天意义上的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经历了一个由整体到分化，再由分化到整合的辩证发展过程。在古代，人类科学知识呈现整体性的特点。社会科学知识与自然科学知识一起被包容在作为“知识总汇”的哲学中，既无门类之分，更无学科之别。我们很难认定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是纯粹的哲学家还是纯粹的科学家，也很难断定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观念究竟属于科学还是属于哲学。古代社会的神权是既反科学精神也反人文精神的。现代意义上的科学是在经历了中世纪的黑暗之后，从神学和哲学的母体中分离开来，经过不断的“自我完善”才逐渐形成的。
在近代，科学明显呈现分化的态势。从欧洲文艺复兴到19世纪末现代科学诞生之前的数百年间，科学经历了三次大的分化，首先是自然科学从哲学中分化出来，然后是社会科学从哲学中分化出来 ，进一步则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哲学各自学科的分化。到19世纪上半叶， 这种分化已经达到了相当精细的程度，而且越分越细。然而科学对象的整体性和统一性制约着学科的分化，“分久必合”，在当代，科学学科的发展又显现出整合的特点。
科学研究的共同使命是探求事物本质和内在联系。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本质上都是科学探索，二者有着许多共同的特征：它们从根本上讲都是以人为中心、以人为目的的；都是对人类的生活、实践、需要及其主客观条件的认识和理解；都具有共同的起源和受到社会历史发展状况的制约；都在思想的探索中体现出求实、创新和理性的精神。在此基础上，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的结合并不是简单的联系，而是相互协调，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马克思非常重视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结合，他曾经说过，共产主义就是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统一。在马克思看来，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的分化有历史的暂时性，“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8页） 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历来有结成联盟推动精神文明乃至整个社会文明进步的传统。在当代，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正在结成服务于社会发展需要的新的联盟，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越来越呈现一体化的发展趋势。这种一体化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科学问题相互融合。一些重大科学问题的出现，往往需要包括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在内的多学科协同研究方能解决。“人体基因组计划”是20世纪90年代初正式启动的一项全球性合作的科研大课题。这本是一个遗传学课题，但却引发了一系列有关伦理、商业、法律和哲学上值得探讨的问题。例如，关于个人基因组资料的隐私权问题，关于不以人作为实验动物、维护人类尊严、维护医德和科学道德等伦理问题，关于人体基因研究成果的商品开发所涉及的商业和法律问题等等。
二是科学学科相互交叉。20世纪中叶出现了一系列“横断学科”，将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连接和贯通起来。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耗散结构理论、协同学、突变论等异军突起，横跨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在各个领域得到广泛应用。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之间不再像过去那样有着很深的鸿沟，而是出现了许多交叉学科、边缘学科，成为众多新的科学理论的生长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