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安全战略范本十二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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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安全战略

生态安全战略(篇1)

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在快速变化的社会发展环境中必然会面临各种机遇与挑战,如何保持自身的健康可持续发展,这不仅涉及经济、社会、技术等制约数字档案馆发展的核心要素,而且,关切到未来国家档案事业的发展。为此,本文拟从战略管理、协同管理、风险管理以及生态管理等方面,初步探讨如何加强对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的管理,保持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的健康运行和可持续发展。

1 战略管理

战略管理是“围绕着战略的制定、决策、实施和评价而采取的一系列手段和措施的动态过程,对组织的发展方向具有长远的、全局性影响”[1],广泛存在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科技等领域活动中。目前,战略管理已引入档案事业发展和电子文件管理的研究中。冯惠玲教授指出,“面对电子文件管理这一历史性挑战,仅有战术、方法的应对远远不够,还需要有面向全国的宏观思维和战略应对,才能把这项事业推向前进”[2],“从国家层面和战略视角对电子文件管理全局性、基本性、长期性问题所进行的目标定位、统筹规划和基本制度安排,体现了一个国家对电子文件管理的基本态度和总体思路”[3]。国家档案局杨冬权局长指出,“管理好电子文件,关系到国家和社会历史记忆的长期保存,关系到人类文明的传承延续”,“不仅要考虑电子文件的今天,而且还要考虑它的明天和后天;不仅要考虑电子文件的短期效益,而且还要考虑它的长远效益”[4]。2010年,由中央办公厅牵头,国家档案局等相关部门为成员单位成立的国家电子文件管理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标志着我国电子文件管理国家战略正式启动[5]。

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研究立足于从整体性、系统性、平衡性、动态性等生态学思想,观察和思考数字档案馆的运行与发展,其中隐含着战略管理的思维。以战略管理思维为指导,将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与社会发展、经济发展、文化发展以及信息技术发展等联系起来,研究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发展态势,制定具有全局性、前瞻性、长远性的数字档案馆发展战略,并依据所制定的战略采取相应的计划、措施、步骤。实施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的战略管理,能够将系统中的各种生态要素联结起来,形成一个互相依存、互相制约的整体,保持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的健康运行,推动数字档案馆建设的可持续发展。同时,对于一个国家、一个地区而言,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战略管理将是一项跨机构、跨部门的综合管理,与国家(地区)信息化发展战略、电子政务战略等密切配合,与相关组织机构建立战略联盟,协调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与社会组织系统、社会信息系统之间的关系,在激烈的生态位竞争中实现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的社会使命与专业价值。

2 协同管理

协同管理是“运用协同学自组织原理,通过建立‘竞争—合作—协调’的协同运行机制,把系统中价值链形成过程的各要素组成一个紧密的‘自组织’体系,共同实现统一的目标,使系统利益最大化的管理体系”[6]。在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中,要积极实施协同管理,使得各生态因子之间密切协作、互动开放,建立和谐共存、协调运行的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管理体系,保障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健康运行和持续发展,其内涵主要表现为:

一是要协调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主体之间关系。围绕数字档案馆档案信息资源管理与利用,加强档案形成者、档案管理者、档案利用者之间的联系,建立有效的协同合作机制,实现档案信息资源的有效收集、科学管理和充分利用,保障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数字资源管理活动的良性运行。

二是要协调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主客体之间的关系。围绕数字档案馆建设,充分发挥档案形成者、档案管理者、档案利用者的主观能动性,将生态系统中各生态因子组成一个紧密的协调运行体系,调动各种生态因子的作用关系,实现与数字档案馆生存环境的均衡发展与和谐共生。

三是要协调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客体之间的关系,突出表现为内部环境协调和外部环境协调。内部环境协调主要是协调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运行机制、信息资源、基础设施、组织文化等生态因子之间的关系,建立良性的运行机制,保障数字档案馆正常运行;提高档案信息资源质量,优化档案信息资源结构,建立档案信息资源管理体系;强化基础设施建设,增强数字档案馆保障能力;创建和谐文化氛围,提升数字档案馆工作者的内聚力、向心力,使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微观环境功能最优化。外部环境协调主要协调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宏观环境和中观环境中各生态因子之间的关系,激活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外部环境各生态因子的功能。通过协调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社会环境以及地质环境、气候环境、生物环境等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创造社会稳定、政治民主、经济富足、文化繁荣、科技发达、自然生态和谐的环境氛围;通过协调档案行政管理机构、档案行业协会、传统档案馆以及其他信息机构等之间关系,提升档案行政管理能力与协会业务协调能力,发挥传统档案馆的优势,与其他信息机构竞争合作,拓展数字档案馆生存发展空间。

3 风险管理

目前,风险管理广泛应用于经济与社会发展过程中,特别是在企业管理、信息管理等领域应用突出。在档案学研究中,风险管理思想和方法也被关注和重视。近年来,档案学界高度关注电子文件的风险管理,认为由于“计算机系统的脆弱性、电子文件的重要性、电子文件安全标准的复杂严格性、电子文件受损所造成后果的严重性,要求我们建立一套科学、严密的风险管理体系”[7]。冯惠玲教授在《电子文件风险管理》专著中,全面探究了电子文件风险管理的成因、规划、监控、识别、评估以及应对等内容[8]。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风险管理是在风险识别、风险评估的基础上,积极采用相应的风险应对策略,规避和化解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建设与发展中的各类风险。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的风险管理要强化“安全第一”战略,突出档案安全意识,主要包括实体安全和信息安全。

3.1 实体安全。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实体安全主要体现在档案载体安全与档案库房安全两方面。在传统档案馆或传统档案管理中,档案载体安全是档案馆库房管理和档案保护的重点内容。在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中,数字档案载体安全成为新的课题,数字档案载体寿命短,容易受损,且档案信息内容无法直接阅读,档案信息具有瞬间即逝的可能,需要采取有效的防范措施和定期拷贝、检查制度,避免数字档案载体受损,确保馆藏数字档案载体的安全性、可读性和有效性。

档案库房安全一直存在诸多风险,如“档案装具、档案安全防护基础设施不完善、档案库房设计不规范、档案库房安全管理制度空泛、档案库房安全应急预案缺失”[9]等,这些都对档案馆库房安全管理带来潜在威胁。在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中,库房安全增添了新的内容,如计算机机房安全、数字存储实体安全等,需要采取防火、防潮、防热、防盗、防震、防电磁干扰等措施,切实加强档案库房安全建设,不断完善、健全档案库房安全管理制度,制定数字档案馆库房安全应急预案,注重与相关部门之间的应急联动,在面对突发事件时最大限度地保护档案实体安全,减少档案损失。

3.2 信息安全。“数字档案馆的安全,涉及电子文件与数字档案在生命运动周期各个阶段的安全保护,包括电子文件的产生、传递、存储、检索、利用等各个环节”[10]。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信息安全主要包括档案信息内容安全和档案信息系统安全两方面。

数字档案信息内容具有易消逝性和易修改性等特点,安全风险大。2009年起,国家档案局就要求“各级国家档案馆要通过建立异地备份库等形式,对本级重要档案及电子文件实行异地备份,对重要的电子文件还要实行异质备份,确保电子文件的长期可读,确保档案信息资源的绝对安全”[11];2010年,国家档案局杨冬权局长再次强调,“确保电子文件的齐全完整、真实有效,让今天的电子文件在几十年、几百年后还能被人读取利用,是一个需要特别注意的重大问题和特别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不建设好档案安全体系,今天的电子文件和数字档案在若干年后将无法读取,信息空白的惨剧将无法避免”[12]。

档案信息系统安全是网络环境下数字档案馆面临的新的安全风险,给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带来了不可忽视的安全隐患。2010年,《数字档案馆建设指南》指出“数字档案馆系统安全隐患包括数据窃听、电磁泄漏、电力中断、载体损坏、自然灾害、非法访问、计算机病毒、黑客攻击、系统超负载、假冒身份、权限扩散、数据篡改、操作失误等,应当采取相应的措施和管理手段应对这些安全隐患”[13]。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须高度重视信息系统安全,采用多维管理与控制体系,加强制度建设,提高安全管理意识;加强信息系统安全防护措施,提高系统安全防范能力,确保软硬件系统的稳定、可靠;建立网络安全管理与防护体系,利用各种手段和措施,增强网络免疫力,保障网络不被攻击,有效维护数字档案馆信息系统安全。

4 生态管理

生态管理于20世纪70年代起源于美国,它“运用生态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等跨学科的原理和现代科学技术来管理人类行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力图平衡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冲突,最终实现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的协调可持续发展”[14]。随着生态管理的应用和发展,其内涵得到进一步延伸,如低碳管理、绿色管理、生态伦理等,都成为生态管理的重要内容。通过生态管理,能够为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营造良好的环境氛围,实现数字档案馆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之间和谐发展。

4.1 低碳管理。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低碳管理,重点反映在档案管理成本的节约和档案利用成本的节约上,可以实现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管理高效化,优化管理程序,将档案管理人员从繁重的手工操作中解脱出来,提升工作效率,节约管理成本,降低管理能耗。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通过运用信息、网络、通讯等现代技术手段,提供便捷、快速、高效的档案信息利用,实现“一站式”检索、在线利用、全天候服务,避免用户奔波之苦,减少交通成本;通过网络,可以打破时空限制,随时随地利用档案信息资源,实现档案信息资源共享。

4.2 建筑生态。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建筑生态体现在数字档案馆库房建设上,强调以生态建筑意识为指导,建造环保、节能、绿化且符合档案保护要求的数字档案馆库房。一方面,数字档案馆建筑设计要遵循“适用、经济、美观”的原则,利用低耗能、低污染的材料建造数字档案馆,与周边环境和谐共处;通过库房智能化管理、低碳管理,提升用电效率,降低库房管理成本。另一方面,数字档案信息存储密度高,同纸质档案相比,大幅度节省存储空间,减少存储库房;否则,档案馆盖得再大,也难以承受知识、信息爆炸带来的存储压力。

4.3 资源生态。目前,数字档案馆数字档案信息少,民生档案信息少,特色档案信息少,档案信息利用率不高,需要重点加强数字档案、民生档案和特色档案信息资源建设,建立广泛覆盖人民群众的档案信息资源体系,实现档案信息资源多样化、特色化、民族化,满足社会对档案信息资源的多样化需求;同时,数字档案馆信息系统设计各异,数字档案信息资源来源广泛,数字档案信息异构现象严重,难以实现资源共享,需要重点加强数字档案馆规范化、标准化建设,提高数字档案馆建设效率,避免数字档案馆重复开发,实现数字档案信息资源共享,保持信息生态平衡。

4.4 生态伦理。生态伦理要求“把伦理关怀作为开发、利用和改造自然(环境)的经济社会活动的一个行为准则,树立一种全新的、与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促进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15]。运用生态伦理思想和伦理道德对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实施调控,一方面,可以提高档案形成者、档案管理者的责任意识和自律意识;另一方面,也可以有效防范各种信息干扰和安全风险对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的破坏,强化主体的自律和约束,达到生态平衡。数字档案馆生态伦理突出表现在档案保密与档案信息开放上。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中,档案管理者需要强化保密意识,遵守《档案法》、《保密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保护档案知识产权,维护档案信息的安全,杜绝泄密现象的发生;同时,要处理好保密与开放之间的关系,克服“保密保险、利用危险”的工作意识,杜绝以保密为借口、以未开放为借口、以无馆藏为借口等理由不提供档案信息服务,阻碍档案的开放利用。

注: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数字档案馆生态系统研究》(编号08BTQ040)研究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1].王庆海.管理学概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158~161.

[2].冯惠玲,刘越男等.电子文件管理国家战略[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1.

[3].冯惠玲.我国电子文件管理国家战略的特点[J].档案学通讯,2009(5):9~12 .

[4].杨冬权.在电子文件管理国家战略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J].中国档案,2009(8):8~9.

[5].中国档案学会档案自动化管理技术委员会:档案安全保障现状与发展的研究报告.中国档案事业发展研究报告(中国档案学会编)[M].2010:175~207.

[6].杜栋.协同、协同管理与协同管理系统[J].现代管理科学,2008(2):92~94.

[7].徐拥军.电子文件风险管理的必要性与可行性[J].档案学通讯,2005(6):51~55.

[8].冯惠玲.电子文件风险管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1~5.

[9].谭燕萍.档案库房安全影响因素及对策分析[J]兰台世界,2010(11月下半月刊):10~11.

[10].王芳.数字档案馆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282.

[11].李菲.我国将重要档案异地异质备份 确保信息资源安全 [EB].

http:///jrzg/2009-10/30/content_1452914.htm[2012-04-25].

[12].杨冬权.在全国档案安全体系建设工作会议上的讲话[M].中国档案,2010(3):2~5.

[13].国家档案局:《数字档案馆建设指南》(档办〔2010〕116号).

生态安全战略(篇2)

中图分类号:D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06)02-0001-07

一、中国大战略研究何以受到关注

2005年中国学术界的新关注点之一是大战略,特别是中 国大战略研究。其标志是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的《大战略研 究丛书》,这套丛书不仅有国际学术界研究大战略的经典和 反映最新研究成果的力作,而且有我国学术界精英的代表作, 如门洪华的《构建中国大战略的框架》。与此同时,《中国社 会科学》杂志社也举办了中国大战略的研讨会。

众所周知,对于战略的关注与研究并非始于今日,但明确 倡导中国大战略的系统研究则是近一、二年之事。何以如此, 笔者认为以下两方面的原因值得重视:

首先是中国和平崛起的需要。中国正在崛起,这个基本 事实毋庸置疑。尽管国际上有些人对此不喜欢、不承认,甚至 以“中国”加以诋毁;尽管中国人自己为了避免刺激当 下国际社会中的主导性大国,希望为自身赢得更和平的国际 环境,而把崛起解释为发展,甚至不提倡“崛起”这个词,但崛 起毕竟是事实。当世界以怀疑的眼光看待中国崛起时,中国 人自身对崛起的目标、进程、方式、后果是否有清醒的认识和 理性的思考呢?恐怕真的存在问题,至少是缺乏严密的战略 上的审视与设计,而这恰恰是大战略研究所擅长的。换言之, 通过大战略的研究,对中国崛起进程中已经出现或可能面临 的各种问题进行全面评估,并为消除国际社会的疑虑,真正实 现和平的崛起和持续的发展提供理论咨询是十分必要的。

其次是对中国模式之讨论的回应与深化。关于“中国模式”、“中国发展道路”的讨论近 几年颇为活跃,特别是2004年5月7日,美国高盛公司高级顾问,清华大学教授乔舒亚・ 库珀・雷默在伦敦《金融时报》上提出“北京共识”后,这方面的谈论更为热烈。“北京共 识”概括了中国发展的三个定理:其一,强调创新的价值,即在技术上不能沿袭陈旧技术和 发展老路;其二,发展模式的可持续性、平等性;其三,自主理论。这三个定理并无太多新意, 文章之所以备受关注,并掀起“中国模式”讨论热,是因为文章的核心在于探讨中国发展模 式的国际影响,以及如何与中国打交道、如何对待崛起的中国。来自国际社会对“中国模 式”的探讨表明,“中国”、“中国崩溃论”等等别有用心的叫嚣或非理性的偏见,无法 压制世人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的敬佩与赞叹。当人们以更理性的目光 审视当代中国时,中国何以能迅速发展,其发展有何值得借鉴的经验,世界会因中国的发展 产生哪些变化,如何应对这种变化等等问题就自然会产生。这时候,也只有这时候,中国的 重要地位与影响才会真正凸现出来。中国的确成为世界的中国,它的发展战略与模式已引 起世界性的关注。

国际社会的“中国模式”讨论热,也促使中国人自己反思:我们对改革开放以来自身的 成绩、经验、问题、影响及其发展前景的理论总结与提升到底够不够,我们是否有清醒、明确、 严密且具有可操作性的国家战略?毫无疑义,在这些方面我们已经取得了不少成绩。从宏 观上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三个代表”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就是对中国发展模式与道 路的总结。而建立小康社会战略目标的确定以及制度化的五年发展规划,也的确是国家战 略的反映。但是,这些还不足于替代一个完整的中国大战略。因为一个富有学理性的大战 略,需要有严密的理论框架和有说服力的论证,要体现内在的理论逻辑和有指导性的路径与 方案。正是鉴于此,中国学术界很快加入到国际社会的“中国模式”大讨论中,以便在这一 过程中更好地认识自身、总结自身、指导自身。显而易见,由“中国模式”讨论热引发的理论 思索,同样把中国大战略研究推上前台。

二、大战略的界定与中国大战略的定位

大战略是个颇有歧义的概念。从国际学术界来看,对大战略的理解最有代表性的见解 是以下三种:

首先,大战略是对战争的谋略。这是最传统、最经典的理解。这种理解使大战略仍然紧 紧围绕着战争,但需要指出的是,战争并不仅仅意味着军事手段,赢得战争要靠各种手段的 综合利用和国家全部资源的有效调动。此外,战争的目标、目的更受到重视,而战争的手段 则居于从属地位。正是基于此,我们看到,《大英百科全书》(1967年版)将大战略定义为 “为了达到战争(与和平)的目的而动员一国或几个国家联合起来的所有资源的艺术”。而 利德尔・哈特则认为,“大战略的任务是协调和指导国家的全部力量以便达到战争的政治 目的,即国家政策所确定的目标”。美国学者罗伯特・阿特在其新作中强调,“大战略告诉 人们,一个国家应当怎么样通过运用军事力量来实现外交政策目标”。他仍然重视军事手 段运用,但着眼点却是国家的外交政策目标。由此不难发现,大战略是通过战争或在战争中 实现政治与外交目的的艺术。

其次,大战略是国家安全战略。这种见解强调,国家运用政治、经济、外交和军事等各种 手段实现的目标不仅是赢得战争胜利,还应当包括国家安全。约翰・柯林斯的观点最为典 型。他认为,大战略是“在各种情况下运用国家力量的一门艺术和科学,以便通过威胁、武 力、间接压力、外交、诡计以及其他可以想象到的手段,对敌方实施所需要的各种程度和各种 样式的控制,以实现国家安全的利益和目标”。理查德・罗斯克兰斯和阿瑟・斯坦持同样 观点,指出“大战略要考虑国家可以支配的全部资源(而不仅仅是军事资源),并有效地安排 这些资源来实现和平时期和战争时期的安全”。江忆恩则总结道:“美国学术界一般将大 战略定义为动员国家所有实力实现国家目标的行为,这里的国家目标主要指的是反对外来 干涉威胁的战略目标”。显然,把大战略界定为国家安全战略,既拓展了大战略的范围(因 为安全战略包括军事战略、战争胜利),又凸现了大战略的政治性(因为国家安全是国家的 政治事务,而不是狭义的军事事务)。但是,国家安全包括国内安全和国际安全、传统安全 与非传统安全,这就导致了新的争论。

再次,大战略是国家战略(或国家总体战略),包括国家安全战略与国家发展战略。这 种见解是对大战略的最宽泛的理解。1964年版的美国《美利坚百科全书》把大战略界定为 “在一般意义上指在平时与战时,为获得对国家政策的最大限度支持,发展并运用国家的政 治、经济、精神和军事力量的艺术和科学”。日本学者伊藤宪一也认为,“大战略不外乎是 国家的最高政治战略,它决定着国家的百年大计,它还必须着眼于国家和民族的经济发展与 文化革命”。虽然大战略是国家总体战略的见解使其外延过于宽泛,但优点也非常明显, 那就是便于从国内与国际、军事与非军事等多角度构建国家战略,而不必在研究时受更多的 限定,做更多的解释,陷入概念的陷阱。

迄今为止,中国学者在研究大战略时更多的表现出对第三种见解的认同。比如胡鞍钢 认为,“中国大战略就是‘富民强国’的战略”,其四大目标是“增长、强国、富民、提高国际 竞争力”。时殷弘认为,“国家大战略是国家政府的一种操作方式或操作规划,即自觉地本 着全局观念,开发、动员、协调、使用和指导国家的所有军事、政治、经济、技术、外交、思想文 化和精神等类资源,争取实现国家的根本目标”。叶自成认为,“大战略或国家总体战略实 际上包含了三大部分,即国家的对外战略、国家的内部发展战略,还有一部分既是对外战略 也是对内发展战略,是内外战略的综合”。此外,像中国军事科学院吴春秋、上海社科院周 建明等也都视大战略为国家总体战略。

当然,也有一些学者明确表示了对第二种见解的认同。周丕启认为,“所谓大战略,是 指国家在国际关系中对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外交、军事以及其它手段来实现国家安全目的 的筹划和指导”。他刻意区分了国家安全的国内层面与国际层面,并把大战略限定为国际 层面。门洪华也以国家安全为立足点,并给出了一个独特的界定:“大战略是综合运用国家 战略资源实现国家安全及国际目标的科学与艺术,即一个国家运用自身的各种战略资源和 战略手段――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意识形态等――保护并拓展本国整体安全、价值 观念和国家战略利益等”。由于门洪华在构建大战略框架时强调国家实力的评估以及重 视国家战略利益,加之他倡导“打破国内战略和国际战略之人为隔阂,达致国内战略和国际 战略的总体协调”,所以在其论述中,大战略实际上已超出国家安全的限定,而有了总体 战略的特征。

鉴于上述概念梳理及其分析,本文主张立足总体战略来研究、构建中国大战略。因为当 代中国之复兴与发展,不可能仅仅局限于单一的对外战略、安全战略或国内发展战略。它必 然是国内与国际、军事与非军事、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经济发展与全面发展等多向度、多 层次的综合性战略。

三、中国大战略的主要依据

尽管大战略主要是一种外向型的战略(所以才会有将其定位于国家对外战略和国家安 全战略的见解),但其实它总是涉及国际、国内两个向度,并且两者密不可分。这样一来,大 战略的制定,其依据必然也离不开国际与国内两个层次。许多著名学者阐述了这一观点。 美国学者威廉森・默里等人编著的《缔造战略》一书,列举了战略制定的诸多因素,如国际 环境、国家地理状况、历史经验教训、意识形态和文化、经济技术要素、政府组织方式、战略决 策体制等等,并明确指出,“战略缔造是个既涉及内部政治影响和个人行为特质,又涉及外 部事态和威胁的压力的过程”。理查德・罗斯克兰斯和阿瑟・斯坦主编的《大战略的国内 基础》一书则更为鲜明地强调,“所有各章都揭示出,只集中于狭隘的现实主义构成要 素――物质实力、其分配的变化及外部的威胁――的大战略算计是根本不全面的。它不能 解释国家所实际做出的行动。相反,国内各集团、社会观念、宪法的特征(有时是通过国际 相互依存表现出来的)、经济制约因素、历史上的社会趋势以及国内政治压力在大战略选择 中起着重要的、实际上是关键性的作用,因此,它们也是决定国际冲突与合作前景的重要因 素。在目前的国际环境下,这种国内力量的范围和重要性实际上是正在增加”。本文赞同 从国际、国内两个向度寻求中国大战略的主要依据,除此以外,本文认为时代这一更宏观的 因素同样不可忽视,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更为重要。现分别论述如下:

首先是时代依据。这里讲的时代是以生产工具和科学技术为标尺的大时代。当今时代 是区别于农业时代、工业时代的新时代,即真正相互依存的全球化时代。全球化使相互依存 成为当代人类的生存方式和基本规律,任何一个国家在制定大战略时若不考虑全球化主题 与背景,就不可能是一个有效的战略。当今时代又是区别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倡导可持 续发展新文明的时代。换言之,讲时代的依据,不仅要突出全球化主题,还要突出文明转型 的背景。没有对工业文明的反思和超越,就难以确定富有前瞻性和人文性的大战略,而可持 续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代表和揭示了人类新文明的指向。时代作为大战略的依据较之国际与 国内环境更具有根本性、长远性。能否正确地判断时代及其新的特征,及时地认同时代的变 革和文明的转型,并据此确立新的战略观念,把握历史发展趋势,将直接制约着大战略的历 史深度与广度。

其次是国际环境。这里讲的国际环境是受到全球化和文明转型影响的国际关系环境, 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各个方面,但基点是政治。当今国际环境,从政治的意义上讲,最 应关注之点是:

第一,和平与发展的主题。这一主题显然区别于战争与革命,突出了求和平、谋发展,从 而更强调对话与合作的时代特征。正如学术界已达成的共识所明确的,和平与发展并非是 完成时的既有状态,而是有待奋斗的目标。尽管战争与冲突仍存在,并有现实的合理性,但 在价值上,其重要性已开始让位于和平与发展。因此,和平与发展的主题是一种基于现实的 更具价值导向的定位。

第二,两种基本社会制度的长期并存与竞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之争并未 随冷战的终结而消失,但两者之争的形式发生了变化,从体制外的对抗转变为体制内的较 量,并且要经历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因此,审视和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必须有更长远的眼 光,更适宜的方式。务必把立足点放在加强与发展自身,而不是试图简单地消灭或取代对

第三,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在国际社会中居于主导地位。当今的国际事务由西方所主 导,因为无论从硬实力还是软实力上讲,社会主义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都无法比肩,必须 理性地承认这一基本事实。而这一事实则要求防止、克服各种情绪化的政策,坚持战略的务 实性、有效性。

第四,国际机制的地位与作用日益增强。正是因为全球的相互依存以及求和平谋发展 的客观需要,所以体现对话与合作的国际机制越来越受到青睐。具体表现就是国际机制的 领域拓展、数量增多,强制性加强,认同度提高。当然需要同时指出的是,当今的国际机制大 多为西方大国所主导,因此其公正性不足,作用也受到限制。

第五,非国家行为体的日益活跃与崛起。在审视当今的国际环境时,如果忽视了NCO、 全球公民社会的作用显然是不明智的。因为非国家行为体正从多领域、多层次上影响着国 际关系的议题、程序和进程,从而制约着各国的大战略。

再次是国内环境。就国内环境而言,涉及范围包括经济实力、政治进程、社会状况、国际 地位与影响、观念与意识形态的变革、政府及决策者的素质等等。

第一,经济发展迅猛,综合国力大大提升。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持续经济增长已成 为世界经济史上一个奇迹,从宏观经济指标上看,中国已是举世瞩目的经济大国。按现在的 经济增长速度,有人预言到2020年我国会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体。

第二,国际地位明显提高,中国模式受到世人关注。综合国力的增强使中国在国际社会 中有了更多发言权,而更重要的是,中国渐进发展模式产生了吸引力。尽管“中国” 仍然不绝于耳,但中国的历史性成就的确让世人不得不理性地探究中国模式的内涵与特色, 从而扩大着中国的影响。

第三,观念和思维方式的转变。中国在审视和处理国内外事务时,正在从传统的、习惯 性的意识形态化转向非意识形态化,从对抗性思维转向非对抗性思维。这一转变为积极参 与国际事务,妥善处理国内外社会矛盾提供了更有利的思想文化条件。这里要注意,非意识 形态化并非放弃意识形态,非对抗性思维并非不承认矛盾与冲突。重要的是不要时时、处处 以意识形态的眼光和对抗性的思维认识与对待一切,要善于求同存异,以和合文化处理各种 事务。

第四,国际角色的重新塑造与定位。正因为观念和思维方式的转变,以及国际大环境的 变革,所以在对外战略方面,中国正在从一个对现有国际体系、国际秩序进行批判、抵制、斗 争的革命者、批判者转为一个建设性的融人者和有一定保留的认同者。做一个负责任的大 国正是这一新定位的反映。显然,国际角色的转换对中国大战略已经产生并将继续产生重 大影响。

第五,民族自信心增强,民族主义有所膨胀。伴随经济实力的提升和国际地位的提高, 中国的民族自信心、自豪感都在加强,这有助于对国际事务采取更开放、更积极的态度。与 此同时,非理性的民族主义也有所抬头,甚至有失控的危险。民族主义情结在中国大战略中 扮演什么角色,有待认真思索。

第六,法治化进程加快,民主化进程相对滞后。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的法治化进程明 显加快,法治的理念日益深人人心,从而使社会政治生活更加规范与有序。相比较而言,民 主化进程与人们的预期尚有距离,与实际需要也不完全适应。所以,寻求一条稳妥而又不失 有效,渐进而又不失深刻的民主化道路,是中国的当务之急,它关系到中国大战略的构建与 实施。

第七,社会分化日益明显,社会矛盾与冲突复杂、尖锐。在看到中国社会整体性进步与 繁荣的同时,不能不承认社会问题与社会冲突的加剧。这一现实导致中国社会的不稳定,也 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对社会主义价值与制度的怀疑。因此,化解社会矛盾与冲突,构建社会和 谐,就成为十分急迫而重要的工作。

第八,决策层坚持与时俱进。决策层的素质与意愿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一国的内外事 务,中国最高决策层倡导与时俱进,自身也在坚持与时俱进。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和和谐 社会等理论的提出与推行,表明中国决策层能够及时借鉴和汲取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以指 导中国的实践。

四、中国大战略的主要框架

立足上述依据,中国大战略的主要框架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高举改革开放的旗帜,理性应对全球化。在积极参与、融人全球化的进程中,中国 不仅要有效维护本国利益,而且要自觉维护人类共同利益,促进全球化的人性化。中国的大 战略必然是融人全球化的战略,这已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性成就所证实,离开全球化来谈 中国的大战略就没有抓住核心,从而也失去了战略意蕴。

第二,高度重视文明转型,在价值导向、模式选择、制度设计等等方面,要自觉修正和超 越工业文明,创造可持续发展新文明。这是中国大战略的文明向度,我们要站在历史的高度 确立和推进中国现代化,在突出经济发展的同时,充分考虑生态和非经济因素对经济发展的 制约性,坚持统筹安排,协调发展,倡导科学发展观,以实现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和可持续 性。

第三,加速科技发展,强化科技兴国,为经济发展注入持久的活力,提供坚实的基础。从 粗放转向集约,从资源消耗型转向技术密集型,这是提高我国经济发展的科技含量,增强国 际竞争力的唯一选择。

第四,坚持理性、务实、非意识形态化的对外战略,积极参与国际机制,在国际事务中发 挥更大作用。非意识形态化并非不要意识形态,而是不要以意识形态作为处理国际关系的 唯一准则,要按照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处理国际事务,通过国际机制协调各种复杂的关系,以 维护本国利益,推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一个理性、成熟的大战略必定是使本国在国际舞台上 受到尊重且有良好形象与信誉的战略,否则就不是成功的战略。

第五,大力倡导社会和谐,在国际上坚持对话、合作、双赢;在国内努力建构民主、公正的 和谐社会。和谐的思想不仅指化解矛盾,寻求稳定,更应挖掘其政治意义。这就是要变对抗 为对话,变你死我活为共存共荣,变集权为民主,变统治为善治。

生态安全战略(篇3)

通过采取动态威慑战略,日本现任领导人已经突破了先前战略的限制,希望为短期内在亚洲实现复苏创造条件。他们以日本数十年的渐进式改革为基础,重点关注日本的传统价值观——“自治”与“荣誉”,以当前和未来安全环境中的国家利益为基础重新定义日本的安全战略,并且发展一种更加均衡的军事力量。日本新的战略发展轨迹为美国提供了新机遇,可助其重新恢复在亚洲的影响力,提升与外交、经济和安全伙伴的合作与协同能力,并通过不断增强的地区机制加大与地区内国家的接触。

传统价值观、关键利益和现实主义

日本的传统价值观是“自治”和“荣誉”,“自治”反映在其拒绝依附于他国的政治态度,“荣誉”反映在其以观他人脸色行事为耻的外交原则。确保经济繁荣和在亚洲力量均衡体系内维持领导地位是日本长期的、不容协商的关键利益。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实施了一系列外交政策和大战略,并且在20世纪初期一跃成为世界强国,就是在上述价值观之间实现理想平衡的有力体现。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的国家利益却主要取决于与美国的关系,国家遭到削弱,有限的军事力量,以及美国所制定的宪法框架下的各种限制与日本的传统价值观背道而驰。日本没有追求与其核心价值观一致的国家利益,而是选择了一条与美国的共同安全利益更为呼应的道路,包括维持政治稳定、确保全球公域行动自由、保持在地区和全球多边机制中的领导地位、维持朝鲜半岛和台湾海峡的和平、打击恐怖主义、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以及确保东南亚地区国家独立等。

如果在应对地区性和国际性地缘政治环境的变化时,一个国家采取外交、信息、军事、经济、金融、情报和执法等各种手段提升国家实力,改变其与其他国家的力量对比,那么这种处理国际关系的方式可称为“现实主义”。考虑到二战后日美间独特的安全关系,过去数十年日本的外交政策可以描述为:在坚持现实主义的同时,通过多边主义提升经济实力,扩大外交影响力。例如,1945~1952年,在美国的安全保护伞之下,日本制定了“吉田主义”政策,这一重商现实主义理念塑造了日本冷战期间的经济与外交政策。此外,1967年12月,日本首相佐藤荣作提出了被称为“三不原则”的“非核三原则”,即日本“不制造、不拥有、不运进核武器”。随着“吉田主义”和“三不原则”成为日本的外交政策和大战略,“自治”和“荣誉”两大传统价值观被追求经济实力和繁荣所取代。以“吉田主义”为基础的现实主义的指导下,日本通过“浮士德式”交易有条件地交换部分和发展经济以实现不断增强国力的目标。日本非常珍视“自治”和“荣誉”,但是为什么会在如此关键的历史时期允许其外交政策由他国控制不是本文关注重点,在此不过多解释。

冷战后期,在涉及改变日美关系的问题上,日本政治领导人的观点有所改变,试图恢复全部并在地区和世界舞台上重新发挥影响力。他们一如既往地认为,在日本变得更加独立之前,日美同盟依然至关重要。当日本领导人审视自身在亚洲的地位、日美关系以及与国力相关的国际立场时,他们意识到,在这个不断变化且极其不稳定的地区内,日本变得愈发脆弱。从20世纪早期到小泉纯一郎担任日本首相期间(2000~2006年)直至今天,亚洲地缘政治的变化以及日益增加的不确定因素已经迫使日本的战略决策者做出改变;他们已经从奉行“吉田主义”的经济现实主义和依赖美国的安全保护伞转向一种新的安全战略——一个独立国家在面临亚太地区和国际环境中的威胁、挑战和竞争时所采取的以本国国家利益为基础的安全战略。

复杂且充满不确定因素的亚洲

中国的崛起、地区领土争端以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弹道导弹威胁三大因素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日本重新评估其所处战略环境、并转向全新安全战略的背后推动力。

中国的崛起

日本意识到自己身处两个超级大国之间:一是美国,在结束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后将重心转向亚太地区的重要盟友;另一个是中国,将南海视为国家核心利益,不断扩大地区和全球存在,并且在试图弱化美日同盟关系的同时,阻止日本对抗其地区“野心”的经济竞争者。日本与中国都非常依赖海上贸易,由于双方依存度越来越高,并且由于关键性资源竞争再次引发了领土争端,因此吉田时代构建的日本自卫队在架构和能力方面存在的固有缺陷对于日本来说是极大的战略风险。

地区领土争端

尽管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东盟+3”、东盟地区论坛和东南亚峰会等组织框架下的对话和交流有助于在解决地区性事务方面增进合作和提升透明度,但是地区领土争端依然是亚太地区发生潜在冲突的核心诱因。当前,日本与中国在,与俄罗斯在南千岛群岛,与韩国在独岛问题上存在领土争端。此外,中国宣称在东海范围内将大陆架延伸至冲绳海沟,以此扩大专属经济区的范围,这在经济和两方面给日本带来了严峻挑战。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弹道导弹威胁

1998年,朝鲜发射的导弹首次飞越日本上空。自那时起,朝鲜和中国在该地区的弹道导弹研发、测试和部署以及这些武器在该地区的日益扩散促使日本与美国共同开发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并且在美日安全条约的框架下重新评估集体防卫问题。

面对上述安全问题且认识到先前战略的不足,日本领导人开始重新评估日本的外交政策并逐步形成了更加独立的安全战略。与美国定期修订其安全战略和防务规划不同,日本的《防卫计划大纲》是一个全面的、前瞻性的战略文件,对国家安全战略的各个层面进行了细致规划,只有当国家领导层认定当前战略环境发生巨大变化,必须对《防卫计划大纲》进行修订时,日本政府才会实施修订。日本《防卫计划大纲》自1976年首次以来,分别于1995、2004和2010年进行了修订。《防卫计划大纲》的不断演变和日益频繁的修订充分表明,日本正在持续评估其安全环境,致力于发展必须的战略思维和军事能力以实现其国家目标。

最小防卫能力和日本自卫队改革(2004~2010年)

每一版《防卫计划大纲》都描述了相应的5年中期防卫计划内的自卫队能力、采购目标和每年的经费支出以及各财年的国防预算。1976年的《防卫计划大纲》提出了“基础防卫力量”概念,确定了日本的静态威慑态势,其预算支出能够为自卫队实现最小限度的防卫能力提供资源。1976年的《防卫计划大纲》建立在五个重要假设基础之上:

全球和地区安全环境保持稳定;

日本自卫队能够履行必须的防卫职能;

日本拥有足够的情报和监视能力;

日本自卫队能够快速得到美国的增援;

发展独立的军事能力会扰乱地区力量均衡。

尽管1995年的《防卫计划大纲》是18年来首次重新审视日本的安全态势并将国家安全发展进程形成法律条文,但是它没有进行实质性改变,维持了“基础防卫力量”概念。

面对不断演变的战略环境,小泉纯一郎实施的旨在调整日本外交政策和国内制度的改革行动为日本逐步摆脱和平宪法和吉田政府的政策限制,构建日美更加全球化的安全合作关系奠定了基础,具体包括派遣军事力量支援联合国维和行动,突破日本宪法关于禁止集体防卫的原则,向伊拉克和阿富汗派遣部队支援美军行动,采购空中加油机、两栖舰船和运输机等具备力量投送能力的武器系统,采购弹道导弹防御和精确制导弹药等先进武器装备,与美国合作开发新兴技术并开始投资发展军事工业等。

2004年的《防卫计划大纲》则重新定义了日本的基础安全原则。2004年《防卫计划大纲》提出了防卫日本和“通过改善国际安全环境”阻止地区性威胁两大国家安全目标,明确规定了独立自主、与美国合作以及参与国际社会共同行动三大国家力量使用方式。2004年《防卫计划大纲》还将小泉纯一郎的改革纳入其中,并且对战略环境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基础防卫力量”概念的有效性进行了批判。日本自卫队的作用被重新定义为“提供有效措施应对新威胁和变化的局势,为应对全面入侵做好准备,以及采取积极措施改善国家安全环境。”尽管日本政治领导层更迭频繁,但是2004年《防卫计划大纲》从日本自身安全利益和亚太地区战略环境两方面阐述的安全战略体现了很好的连续性,为出台2010年《防卫计划大纲》创造了条件,后者确定了构建能够实施动态威慑的防卫力量政策。

2010年《防卫计划大纲》和动态威慑战略

2010年夏天,时任日本首相菅直人收到一份来自日本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报告,报告内容与2004年《防卫计划大纲》和“基础防卫力量”概念完全背离,它强调“通过防卫能力的存在确保威慑”。日本国家安全委员会在报告中强调,由于应对突发事件的预警时间不断缩短,并且威慑的可信性不断降低,因此日本的安全战略必须转向不断提升日本自卫队基于响应和使用“动态威慑”的作战能力。

“动态威慑”概念是由查尔斯·T·艾伦、加里·L·加特纳和小罗伯特·P·哈法提出的一种传统威慑战略,强调综合使用各种力量“吓阻对手,具备压制或占领能力,可实施报复行为且具备防卫能力”,并且“明确表示使用武力”以向敌人有效传递威慑信息或迫使其改变行为。2010年12月17日的《防卫计划大纲》中“动态威慑”的表述表明,日本已经认识到其面临的战略挑战,并且致力于发展和使用多功能、灵活且有效的自卫队力量,以应对复杂的突发事件。

尽管语言表述模糊,但是“静态威慑”和“动态威慑”之间存在着一个重要差别。2004年《防卫计划大纲》继续基于威慑效果来定义日本自卫队的作用,但是2010年《防卫计划大纲》重新从发展和使用动态响应能力确保国家安全的角度出发,定义日本自卫队的作用。2010年《防卫计划大纲》向外部决策者传递的重要信息是:亚洲战略环境下,日本的动态威慑战略包括,“明确表示将使用武力”保护国家利益。东京的基本安全政策目标已经改为:“一是抵御外部威胁进入日本;二是通过提升国际安全环境避免威胁产生;三是维护世界和平和人类安全。”2004年《防卫计划大纲》中的三种国家力量使用方式得以保留,并且日本将继续奉行战略性防御政策和“非核三原则”。然而,2010年《防卫计划大纲》关于战略环境的分析表明,当前和未来日本安全环境的特点是,围绕和经济利益的“灰色地带”争端将日益增加,具体包括朝鲜核计划与导弹威胁,中国的军事现代化以及中国、印度等新兴国家的崛起导致美国影响力下降等。

摈弃“基础防卫力量”概念后,日本的“动态威慑力量”可以通过开展及时而积极的作战行动增强日本威慑战略的可靠性。正如在2010年《防卫计划大纲》中表述的那样,“动态威慑力量”要求日本自卫队的角色和部队结构向发展可执行作战部署任务的武装力量方向转变,从而能够提供有效的威慑和应对能力,特别是保护日本的领海和领空以及应对离岛遭受的攻击。

与2010年《防卫计划大纲》相关联的《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2011~2015年)表明,资源配置优先重点在于以“动态威慑力量”概念为指导发展有效的应对能力。日本自卫队结构的初始变化包括,削减重型部队,增加部队机动性;加强西南岛屿的防御;扩大潜艇部队规模,并在地区内部署海上自卫队驱逐舰;将一个战斗机中队转移至那霸;为航空自卫队新建横田基地;缩减现役人员数量以打造更加年轻化的部队。

2010年《防卫计划大纲》的采购项目重点关注能够提升日本自卫队“动态威慑力量”的领域,包括确保日本周边领海和领空安全的能力,有效应对针对岛屿地区发起的攻击,反制网络攻击,抵御特种部队攻击,提供弹道导弹防御能力,应对地区范围内复杂的突发事件以及为大规模特殊灾难提供后果管理和人道主义援助等。

根据《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2011~2015年)和相应的年度预算方案,未来5年内的总支出大约为23.49万亿日元,相当于2790亿美元,比2005~2009年度的水平下降了7500亿日元。尽管野田佳彦首相和日本面临着动荡的国内政治局势,严重的财政赤字以及核危机,然而为新安全战略提供的资金支援依然与日本致力于将国内生产总值的1%用于国防的做法保持一致。如果进一步深入分析日本的国防预算,会发现另有玄机。日本防务省的预算监督和精简倡议包括积极调查欺诈行为、大宗装备采购、采购改革、劳动力成本改革以及采取基于表现的后勤保障模式,这可以为日本政府每年节省超过200亿日元。此外,为支持2010年《防卫计划大纲》的实施,日本政府每年拨款超过4750亿日元用于推进军事现代化和特定的“动态威慑力量”采购项目。上述两项均未列入年度预算,因此实际上日本的国防预算增长了3%,且超过了当前国内生产总值的1%。2012年,日本的年度国防预算加上14亿日元的追加预算与2011年相比增长了0.6%,继续与2010年《防卫计划大纲》的预算目标相一致。当决策者和军方领导人为实施2010年《防卫计划大纲》的细节不断角力时,动态威慑的执行在作战层面又将如何呢?

动态威慑:灰色地带中的X国

下文以理论家们关于“动态威慑”的定义以及2010年《防卫计划大纲》为基础,假设日本与“X国”在灰色地带发生领土争端,探讨日本如何利用预置的“动态威慑力量”实施有效应对。日本将试图利用其外交手段、与美国的关系以及地区论坛机制劝阻“X国”,与此同时日本的“动态威慑力量”——作战力强、反应迅速的陆海空部队合理部署在其可覆盖的争端领土范围内,这将形成一种可靠的报复性威胁,迫使“X国”重新评估其行动方案或接受败局。日本将经常通过单边、双边和多边演习展示其捍卫领土完整的能力,使X国确信,日本“明确使用武力以保卫国家利益”意味着日本将运用其全部军事潜力应对可能遭受的攻击。正如2010年《防卫计划大纲》的详细描述和防务省2011和2012财年的预算要求,日本有效应对任何领土入侵行动的能力将建立在以下措施的基础之上:永久性重新配置部分日本自卫队以形成“动态威慑力量”;通过采购提升作战能力;通过在各军种范围内增加训练,与美太总部,尤其是美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开展联合训练,发展快速兵力投送能力。

未来5年内,日本自卫队将发展成为一支作战力强、反应迅速的部队。日本的新安全战略预示着“日本军刀”可能再度出鞘,这将会给其亚洲邻国以及亚洲地区产生何种影响?对于美国来说,日本的新战略是否意味着新机遇?

对亚洲重要国家和整个地区的影响

2010年《防卫计划大纲》表明,一个复兴的日本正试图通过国家力量重新获得“自治”和“荣誉”。未来,日本将摆脱美国的影响独立行动,不再仅仅依靠美国的安全保护。鉴此,这将对中国、俄罗斯、朝鲜半岛、澳大利亚以及整个亚太地区产生巨大的影响。

中国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就认为中国的威胁日益增加。近年来,中国的军事现代化、与日本在争议海域就资源发生冲突等进一步加深了这一趋势,尤其在日本2010年《防卫计划大纲》的背景下。正如日本动态威慑战略阐述的那样,日本重新将防卫西南岛屿作为战略重点,包括在宫古海峡部署军队和扩大针对台湾海峡的防空识别区,这都是为了直接应对中国在南海、东海和黄海日益增加的经济行为和表现出的军事自信。针对中国在亚洲范围内实施“威慑战略”,诸如美国和日本等国家将通过调整其自身军事战略被动地应对,但是这有助于加强亚洲国家要求中国进一步增加军事透明度的呼声。

俄罗斯

在东北亚地区,普京和梅德韦杰夫努力通过利用俄罗斯、中国、韩国和日本之间日益增加的经济依赖关系来进一步促进俄罗斯在远东地区的经济发展。例如,2010年,俄罗斯和日本之间的贸易总量比2009年增长了45%,超过了200亿美元。由于相当数量的能源、自然资源和制造业贸易处于危险之中,俄罗斯希望在重建工业和商业基地的同时维持地区稳定。当前,尽管俄罗斯领导人已经对美国和日本计划在该地区部署弹道导弹防御系统表示担忧,并且对于日本关于争议岛屿的声索予以直接驳斥,但是俄罗斯国内并不认为日本会对其构成巨大威胁。日本在北方四岛上的强硬主张以及2010年《防卫计划大纲》中武断的表述有可能会破坏日俄之间不断改善的经济关系。日本坚持收回前苏联在二战后占领的这些岛屿的政治决心似乎与这些岛屿当前和潜在的经济军事价值不相符。如果不能采取外交手段解决争端,那么两国激烈的政治言辞、俄罗斯计划扩大南千叶群岛的防御以及俄罗斯太平洋舰队作战能力的提升可能导致地区局势不稳定以及两国之间持续的僵局。

朝鲜半岛

生态安全战略(篇4)

人的第一需求是生存,然后才谈得上发展,国家亦然。重视安全谋发展则昌,忽视安全谋发展则亡,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周易·系辞下》告诫人们:“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可保也。”《左传》称:“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吴子·料敌第二》曰:“夫安国之道,先戒为宝。”如今,重温这些古训尤为必要。

党的十报告提出:我们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发展利益。可持续安全既是中国现实和长远的核心利益,也是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其基本内涵是:通过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共同安全,尽量以和平方式和较低成本,实现和维护较长时期国际和平安宁与国内长治久安。本文立足“中国梦”,综览古今中外,认为中国需要制定一项可持续安全战略。

可持续安全战略的重要意义

人类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世界形势正发生深刻而重大的变化。中国总体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没有发生逆转,但战略机遇期潜在的战略风险却在增大。当前,朝鲜半岛局势不时出现“痉挛性”紧张,日本在军事上针对中国的一面在上升,中国岛屿领土及海洋权益面临严峻挑战。与此同时,中国国内在发展变革进程中,各种矛盾交织,被外部敌对势力利用的风险在增大。在新形势下,如何确保可持续安全作为一项重大战略课题已摆在我们面前。展望未来30年乃至整个21世纪,为确保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需要制定一项可持续安全战略。

从全球范围看,国际安全形势进一步复杂化。美国的国家安全模式、发展模式失败,陷入严重的经济、金融、政治与社会危机,其全球战略被迫收缩,但针对中国的“多方牵制”的一面反而上升。欧洲陷入严重的债务危机,社会矛盾加剧,而英法等国却武力介入利比亚战争,与美国一起推行“暴力的多边主义”,必受其累。中东、北非地区长期积累的社会矛盾激化,接连发生多米诺式的街头流血政治、政权更迭与内战冲突,民族、宗教对立加深。俄罗斯面临恐怖主义威胁和北约东扩地缘战略压力,更加重视与中国在亚洲加强合作。中国周边地区相对稳定,但围绕领土、海洋权益之争出现对方企图联手的苗头,美日军事合作矛头指向中国的一面明显。随着中国经济、贸易、投资在全球范围的延展,包括海上通道安全、人员在海外生命财产安全等海外涉华安全利益日益突出。日本福岛核电站事故造成严重核污染有可能超过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并对周边海域生态环境造成长远影响,核安全问题的重要性超过核能发展的迫切性。全球核电发展减速,人类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治理问题将面临新挑战。

从中国国内形势看,不安全、不稳定因素有增无减。继2010年国内总产值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后,中国又战胜国内外重重困难,取得许多可喜的新成就,但国内安全问题和潜在的不安全因素不容忽视。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和国际恐怖势力等境内外敌对势力相互勾结,制造事端,伺机破坏。伴随国际石油价格、金融市场的波动和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中国国内通胀压力、人民币升值压力与出口阻力同时增大,国家经济、金融安全风险上升。社会腐败、丑恶现象蔓延,贫富差距拉大,频发。自然灾害与安全事故严重危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抢速度、谋增收而忽视安全等人为疏失,造成“豆腐渣”工程的楼倒桥塌,高铁追尾事故酿成人员伤亡惨祸。唯利是图、为富不仁谋发展,导致有法不依、监管不力,食品安全、药品安全、矿难事故、雾霾天气、环境生态安全等问题日益突出。

历史的经验教训值得注意。在信息化社会,上述国内外不安全因素不断积累,久而久之就可能在一定条件下相互影响,彼此叠加,对中国国家安全构成复合型威胁。纵观中国历史,无内忧则外患难至,外患至则内忧更甚。国家安全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是内忧外患并发,海陆两面受敌。最成功的经验之一是富而以民为本,强而与邻为善,安而有备无患;最大之教训之一是闭关自守,盲目自大,弱而官僚腐败,乱而压内,战而有患无备;最值得注意的规律之一是大乱后必有大治,大治后易出大乱。鉴于此,可持续安全问题应适时提上国家安全的议事日程。

事实证明,可持续安全与可持续发展两者相辅相成而不可偏废。没有可持续安全,可持续发展就没有保障;而没有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安全也会缺乏必要的物质基础。从这一角度思考中国的治国战略,十分必要。要清醒地认识到,目前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仍然较低,国家发展仍不平衡,需要继续集中精力一心一意谋发展。与此同时,作为与美国经济差距不断缩小的中国,必然会被霸权国视为挑战者而进一步受到打压。故此,我们必须牢记邓小平的告诫:“国家的、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因为一旦丧失与安全,发展成果可能毁于一旦。 从这个意义上讲,可持续安全不亚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比可持续发展更重要。确保安全是未来一切发展的大前提。

可持续安全理念是安全观的新发展

可持续安全堪称是国家安全的最高境界,也是一种新的国家安全理念和对迄今安全观的新发展。

持久和平不等于可持续安全。和平是指没有战争,而安全是指不受威胁,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彼此不同的交叉概念。一般而言,持久和平是可持续安全的前提,但和平不等于安全。即便在长期和平条件下,国家与公民仍会受到来自传统安全或非传统安全方面的威胁,而可持续安全概念恰恰涵盖这两大领域。在特殊情况下,只要能做到战则必胜、胜且能保,非和平状态未必绝对不安全,强大的国防力量堪称是可持续安全的“终极守护神”。

迄今的新安全观并未包含国内安全。2002年7月,中国提出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主张以互利合作寻求共同安全。中国坚持在安全上相互信任、加强合作,坚持用和平方式而不是战争手段解决国际争端,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新安全观是综合安全观、发展安全观、合作安全观、共同安全观,是建立在世界多样性和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安全观念和安全模式。然而,在没有外敌入侵的情况下,国内安全更显重要。可持续安全战略肩负国内长治久安与不受外部战争威胁两方面的维安任务,是新时期国内新安全观与国际新安全观的总和。在国内长治久安方面,国内新安全观要求实现公平、正义、法治、民主,加强文化道德建设和执政党的建设。

迄今的综合安全观不太强调安全的可持续性。综合安全保障战略最早是日本大平正芳内阁提出的,旨在通过政治、外交、经济、军事等综合手段防止和应对战争冲突、能源危机、自然灾害等多种安全威胁。冷战后,联合国倡导“全面包容型安全”。1992年,联合国环发大会接受了1972年“罗马俱乐部”报告提出的可持续发展概念,强调经济发展必须有利于资源的永续利用,有利于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而绝不能以浪费资源和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1994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人类发展报告》从经济、粮食、健康、环境、人身、社区和政治安全等七大领域,全面阐述了“人类安全”的概念。然而,联合国迄今尚未提出可持续安全理念。中国应当在这个事关世界和平与发展的议题上有所贡献。事实证明,依靠战争谋求单方面绝对安全必然会导致安全异化,造成生态环境破坏、战争碳排放增加、民族宗教仇恨冤冤相报,综合安全丧失可持续性。

迄今的安全观难以弥合与人权之争的对立。发展中国家的安全观往往倾向于维护,但国内矛盾激化难免损及部分人权;发达国家的安全观则强调所谓人权,对发展中国家的人道主义干预可能被滥用。可持续安全理念不仅重视国家安全、政权安全,而且重视公民安全。可持续安全从以人为本的角度,强调安全环境与生态环境的统一性、国内稳定与国际和平的统一性、国家与公民人权的统一性。可持续安全要求一国政府对内重视改善民生、防止腐败、尊重人权、健全法治;对外营造和平、合作、开放的国际环境,维护国家的领土和完整,反对干涉别国内政,尤其反对侵犯他国的战争行为。

迄今某些大国或强国的安全观不大重视经济和社会成本。伴随经济增长、财政宽裕而适度加大国防投入是必要的,但过度军备竞赛加速苏联解体的教训是深刻的。近年来,美国安全成本升高与安全程度下降的矛盾也日益突出,战争碳排放问题极其严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曾从安全成本角度反思伊拉克战争。他指出,这种成本有三:一是作为“志愿国联合”一员的盟国参与战争的直接成本,二是波及世界经济和特定国家的原油价格上涨成本,三是引起“文明冲突”的成本。不计成本的安全是难以持续的,美国付出巨大的安全成本反而增大了本国的安全风险。故此,人类需要从经济、政治、社会、环境、生态等综合成本角度,思考安全的可持续性与科学性问题,而可持续安全追求的正是一种科学的安全观。

可持续安全是中国的核心利益而非难以实现的理想。可持续安全是相对的,需要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把握,以宏观全局为重,但也不能忽视局部对全局的影响。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经济迅速发展,关键因素之一是得益于自1979年以来没有卷入对外战争;自1989年以来没有发生重大国内动乱,总体上保持了可持续安全状态。未来30年,只要中国能继续保持可持续安全,中国的综合国力就必然出现新的更大跃升。正因如此,一些敌对势力必然会千方百计制造和利用中国国内外的各种矛盾,破坏和干扰中国的可持续安全。从这个意义上讲,可持续安全是中国必须维护的核心利益,而不是单纯的观念。

可持续安全战略的内涵与特点

可持续安全战略是政府长期维护国家安全的一种能力与艺术,旨在确保国家和平与安全状态不被迫中断。可持续安全战略作为国家安全战略大系统,包括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两大子系统、国内和国际两个安全大局,以及在这个总纲下的若干细目。

可持续安全战略的目标是争取实现低成本、高安全的可持续性。通过本国努力与国际合作,在传统安全领域长期确保世界和平与本国不受侵犯;在非传统安全领域有效维护本国自身安全与各国共同安全。所谓低成本,并不意味单纯节约安全开支,而是从综合意义上而言的安全代价、战略代价。可持续安全战略首先要确保安全状态不被破坏,其次是在一旦安全状态受到难以避免的损害或被迫中断的情况下,国家安全可持续性的自我再造与续建。

可持续安全战略的特点是国内安全与国际安全的协调性。为此,在增强国防力量的同时,要大力开展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巧用公共外交。要努力实现中华民族的大团结与世界人民的大团结,实现国内安全利益与国际安全利益的总体平衡。为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要继续促进海峡两岸的和平发展、和平合作与和平融合,进一步促进港澳的繁荣发展。为谋求人类的可持续安全,应支持联合国发挥更大作用。

可持续安全战略的本质是和平与非暴力性。可持续安全的实现要靠实力与王道,而非霸道。在国际上,要提倡和平的多边主义,通过政治磋商、外交对话、国际协调等和平方式,缓和与化解国家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反对暴力的多边主义和单边主义通过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解决国际争端,反对以破坏别国安全利益和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某一国家或国家集团片面的安全利益。东盟地区论坛、上海合作组织、六方会谈等亚洲多边安全对话与合作机制,都是和平的多边主义实践;而暴力的多边主义已经并将继续构成中国未来发展的主要外部军事威胁。

可持续安全战略的实施具有预防性、综合性与合作性。当今世界,国家面临的安全威胁日趋多元化。传统安全因素与非传统安全因素相互交织,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单独应付所有威胁的挑战,需要各国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宗教等多方面加强合作,综合治理,以消除安全威胁的根源。可持续安全战略的原则是:重视综合安全,提倡合作安全,谋求共同安全,争取持久安全。

可持续安全战略尊重各国安全利益的多样性与共同性。它强调世界各种文明、不同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彼此尊重、和谐共存。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信息网络覆盖全球的情况下,世界多种力量在竞争中合作并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各国特殊的安全利益与共同的安全利益相互渗透,存在着国际社会就共同安全关切加强合作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任何地区安全合作都应尊重有关各国的安全利益与意愿,并在此基础上谋求实现共同安全。

可持续安全战略强调维护国家、地区及全球安全的整体性。建设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就体现了这一理念。国家的发展与繁荣、民主与法制、公平与正义,是维护国内稳定和国际安全的基础。《联合国》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确保各国可持续安全的基本国际准则。任何国家的安全政策都不应违反这些准则而对其他国家的安全构成威胁或损害。可持续安全战略需要中国在加强国内道德、民主、法制建设的同时,积极参与国际法、国际规则制定与完善的进程。

可持续安全战略有赖于各国发展与安全的同步性。可持续安全与可持续发展是国家战略大系统中相互关联、相辅相成的两大子系统,应同步推进。在国际上,发达国家应尊重发展中国家的、生存权与发展权,通过经济合作促进当地经济发展,消除当地贫困,以利发展中国家确立可持续安全的经济基础。通过国际制裁,加剧社会动乱,颠覆别国政权,不仅无助于解决发展问题,反而可能制造“越穷越打、越打越穷”的恶性循环,到头来必定会损害发达国家的安全与发展利益。

可持续安全战略目标的实现要靠国际合作的可持续性。有关国家可以在反恐、反走私贩毒、反海盗、防治跨国传染病、维护生态环境等跨国安全问题上,加强长期合作。这有利于各国增强政治互信,降低安全成本,提高安全质量,确保可持续的共同安全。要确保国际安全合作的可持续性,就需要有关各国共同建立危机管理合作机制,完善地区安全对话与合作机制,加强联合国在维护可持续安全方面的功能与机制建设。为此,作为联合国安理会改革的一环,可建议在联合国安理会下设“可持续安全委员会”,加强国际安全领域的全球治理。

可持续安全战略需要地缘政治概念具有创新性。迄今,无论是“海权论”、“欧亚大陆中心论”还是“欧亚大陆边缘地带论”,都是为西方实现世界霸权服务的。实际上,这些地缘战略学说并不具有普世性价值,因为如果其他国家仿效,只会引起新的地缘争夺甚至冲突与战争。可持续安全战略提倡“海陆和合论”,即海洋国家与大陆国家和平合作,以和平方式管理和利用好彼此之间的地缘政治关系。亚太地区由内陆国家、海洋国家、半岛国家、群岛国家、海陆兼备国家所组成,在地缘政治方面存在着有利于合作的地理空间与复杂的相互制衡。要超越地缘政治制衡,利用地缘经济优势加强区域合作,就需要海陆国家之间建立长期的和平合作伙伴关系,建设性、创造性地妥善处理好领土与海权争议。

可持续安全战略具有普世意义。鉴于可持续安全观念与西方“霸权主宰和平”的传统观念相左,必定会遇到来自霸权国的抵触,但其普世性价值终究会得到世界多数国家的普遍认同,占据国际安全的道义制高点,有助于削弱“中国”的影响。

因篇幅所限,有关中国如何制定可持续安全战略,以及如何以可持续安全理念为指导妥善处理中国面对的国内外安全问题,将另辟文探讨。

(本文系教育部社科司“十精神理论研究课题”初步成果)

责 编∕郑韶武

On the Sustainable Security Strategy of Emerging Powers

--The New Security Concept Based on the "Chinese Dream"

生态安全战略(篇5)

从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破坏、经济高增长与社会两极分化严重等现象可以看出,鉴于轻重缓急之需,社会发展的各板块之间有时存在着相当严重的冲突、矛盾乃至对抗,长板建设大多以暂时牺牲短板为代价,且大多属于立竿见影、事半功倍的事项,容易出彩、出风头、出政绩,短板建设则大多属于“老大难”事项,备受拖延,饱受冷落,积重难返,上下掣肘,事倍功半,难出政绩。久而久之,在急功近利行为的推动下,尤其是在任内负责制的催逼下,难免造成“长板更长、短板更短”的困局。

正如《大学》所言:“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但凡高明卓越的领导,都善于从战略全局的高度处理长短板的关系,既有轻重缓急,也善于统筹兼顾;既与时俱进地提升凸显战略优势的战略长板,也顺时应势补足那些最终会导致战略劣势乃至危及战略安全和后续发展的战略短板,变“短板”为“跳板”,实现综合实力大飞跃。就此而论,真正高明的领导艺术,既不是“截短板补长板”,也不是“取长板补短板”,而是“变短板为长板”。

当然,所谓战略长板与战略短板不仅是相对的,而且也是因时而异的。以当代中国为例,在1978年之前,因“”动乱而濒临崩溃的经济是其最短板块,但随着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在经济增长等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长足发展,“大量廉价劳动力、政局长期稳定、集中力量办大事”等战略长板已获得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广泛认可和推崇。但是,一些因长期忽视、让步、牺牲而导致的深层次矛盾也逐渐暴露出来,并成为制约后续发展的战略短板,当引起中国各级领导者的特别关注。

众所周知,2011年到2020年的未来十年,乃是我国在战略机遇期的黄金十年,既关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战略目标的实现,又关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蓝图的实现,至关重要,不可轻忽。因此,根据短板理论,各级领导既要关心并提升未来十年将决定中国比较优势的战略长板,更要关注并补足今后十年可能重创中华民族复兴大业的战略短板,全面促进综合国力大飞跃。否则,延续老路,盲目发展,顾此失彼,非但无法提升整体实力,反而可能前功尽弃。换言之,如果说过去三十年的确应该以“长板优先、重点发展”为原则,未来十年则应当以“短板优先、统筹兼顾”为原则。就当今国内外情势和中国后续发展需要而论,中国领导未来十年亟须关注的战略短板主要有五个。

其一,资源和生态环境短板。鉴于长期的大规模开发、透支、浪费、破坏,中国不仅已经成为全球第一大资源进口国、第一温室气体排放大国,而且正在逐步沦为自然生态最为脆弱、气候环境最为恶劣、身处全球生态环境灾难第一线的国家之一。根据专家们的预测,未来十年中国将进入资源进口严重依赖期、极端自然灾害频发期、农业安全高危期,其日后发展既严重受制于“老外”,又严重受制于“老天”,一旦国际冲突与自然灾害携手而至,中国未来发展的战略纵深必将大大受限。古语说,覆巢之下,焉有完卵。一旦生态环境崩溃,一切已经取得的成果都会付诸东流,社会发展就会成为竹篮打水一场空的虚无主义游戏。所以,除了资源安全、农业安全等公认的战略短板外,生态环境安全也须列入战略安全和战略短板范畴并及早谋划。相对于资源安全和农业安全而言,生态环境安全更为根本、致命、繁难,切忌抱有拖延、侥幸、投机、依赖心理。如果说“先污染后治理”、“先透支后还债”在前期发展中尚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的话,随着环境赤字与生态赤字的持续攀升,后期发展再也无法照搬前期战略了,而必须改弦更张为“发展与治理同步”战略。

其二,社会保障短板。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日益深化的国内外竞争机制既推动了我国经济高增长,也导致了贫富两极分化、城乡两极分化、官民两极分化,催生了一个颇为庞大、几无社会保障、徘徊在失业边缘、游走于城乡之间的弱势群体,中国因而进入了西方发达国家早已越过的“高发期”和“群体心理易失控期”,国内外敌对势力极可能借机煽风点火,分化、破坏、遏制中国发展。因此,正如最近中央领导再三强调的,民生既是重大经济问题,也是重大政治问题,保障民生、改善民生、发展民生乃是各级领导的首要政治任务。如果说过往的民生问题集中体现为温饱问题,那么,当前的民生问题则突出表现为社会保障不公、不力、不全的问题。为此,各级领导必须加快服务型政府建设,提高教育、医疗、住房、安全、就业等公共产品的生产和使用效率,优先保障弱势群体,提高社会管理、风险预防、应急处置的能力,大力解决贫富矛盾、城乡矛盾和官民矛盾。否则,既无法变外需拉动为内需拉动,还可能危及民族认同,弱化民族复兴共识,甚至引发社会对抗、民族冲突、政治动荡。

其三,新闻舆论短板。毋庸置疑,今日中国已是世界工厂,“中国制造”早已风靡全球。然而,既令人意外又令人遗憾的是,“中国形象”虽关乎国人的面子,却至今仍是典型的“欧美制造”,无论是“中国威

胁论”、“中国责任论”,还是“中国奇迹说”、“北京共识说”,都是正宗的欧美进口货,西方媒体大肆炒作在先,国内媒体被动回应在后,国人既难免被西方坑蒙拐骗,又难免被西方敲诈勒索。环顾当今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泛滥的世界,中国是硕果仅存的社会主义大国,注定要遭遇“国际舆论持久围剿战”,本该全面筹划、积极应对,但是,我们明显准备不足、应战乏力,本想主导舆论,却常常被舆论主导,国际舆论绑架中国、网络草根舆论挟持政府等趋势日益明显,新闻舆论引导能力已成为各级领导的短板之一,领导们越来越成为最易遭遇舆论围攻的弱势群体。当然,真理越辩越明,领导本不该害怕舆论交锋,而应该主动引导、创造并利用好舆论交锋。当前中国新闻舆论短板的症结并不在于“国际话语霸权”,而在于国内舆论竞争机制滞后、舆论创新不足,这既导致官方媒体的国内公信力较弱,又导致中国媒体的国际竞争力较差,从而威胁到中国的意识形态安全。总之,在舆论主导力已经成为重要领导力的今天,舆论战不能一味被动死守,而应以进为退,舆论主阵地非但不能丢,反而要积极拓展。

其四,学术和教育短板。自1978年至今,中国发展主要依靠廉价劳动力优势。随着“创新驱动、发展转型”战略的提出,中国后续发展显然要靠自主创新优势,尽快变“中国制造”为“中国创造”。故当务之急,须大力推进学术体制创新与教育体制创新。正如邓小平所言,改革开放以来的最大失误是教育。三十多年来,我国的“用人体制”一变再变,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包括学术体制在内的“育人体制”却仍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在计划生育、计划教育、计划学术等当今三大最具计划色彩的事业中,计划生育堪称深谋远虑,利在当代,功在千秋;计划教育和计划学术却十分短视,严重违背学术规律和教育规律,害在当代,罪在千秋,极大地限制了国人自主创新能力,成为制约中国后续发展最严重、最持久、最无形的战略短板。显然,关键不在于教育资源投入不够,而是缺乏“善政不如善教”的政治理念和“教育家办教育”的教育体制。所以,在落实“科技兴国、人才强国”战略的过程中,中国各级领导应特别重视教育短板和学术短板,大力发展原创学术和原创教育,为未来发展提供充足的创新人才。

生态安全战略(篇6)

中图分类号:K912 文献标识码:A

随着海洋资源日益成为发展经济、提升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来源,围绕着海洋战略资源的安全问题越来越引起关注,因此构建海洋战略资源安全指标,有利于更好地了解我国海洋战略资源安全的状况、成因以及维护措施等,也对我国实施海洋强国战略、开展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发展与海洋周边国家的关系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1 文献综述及本文贡献

国外关于中国海洋资源安全的文献主要集中在谈海洋安全问题的时候直接或间接提到海洋资源及其安全,体现了从分析一般的海洋资源及其安全的影响因素,到逐渐关注南海资源和领土争端中各博弈方的政治军事的研究趋势,总体上看,大致分为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分析影响南海海洋安全的主要因素,如以D.Rosenberg,C.Chung为代表的学者指出更高容量的航运交通、保护专属经济区内的资源、海盗、恐怖主义威胁等是影响海洋安全的几个因素[1]。二是指出海洋及其资源的存在使不同区域包括东亚区域的海上安全有不同的特征。如A.Patalano指出东亚海洋及其资源有别于其他区域系统,使其影响了该区域的国际经济、政治和军事[2];三是从国际关系的视角对中国与东盟的合作问题作了一些研究,其中以Zhao Hong为代表的学者分析了南中国海上中国与东盟国家的能源现状和问题,以及东盟国家的竞争或合作反映等[3]。以R.Castro为代表的学者则探讨了南海资源和领土的争端,从政治的视角提出了策略,如采用分而治之的策略逐个分化东盟成员国,在东盟和美国之间设置障碍等[4]。

国内关于海洋战略资源安全的研究多为定性分析,定量研究较少。主要有关于中国矿产资源安全的定量评价,如严筱等对重要矿产资源[5]、高丽等对稀土资源安全的评价[6]、张佳东等对镍资源安全进行的评价[7]等。对石油安全进行定量评价的文献较丰富,其中,李铭等运用层次分析法[8]、李凤升等采取主成分分析法[9]、程一琳运用序关系分析法[10]、刘伟强等应用模糊综合评价方法[11]等。部分学者关注对石油安全有影响的运输安全问题,如王小洁运用云模型的分析工具评价我国石油海洋运输安全[12];孙永波等采用多级模糊综合评价法对我国石油运输安全进行评价[13];王强等对石油进口来源地风险做了评价[14]等。

综上所述,国外学者的研究多集中在海洋资源、海洋安全等方面,关于海洋鹇宰试窗踩的研究多为分析解决安全问题的对策,侧重政治、法律等手段;国内学者虽然在评价资源安全或石油安全方面有不少研究,也采用了诸如PSR、层次分析法等方法进行评估,但是海洋资源安全评价的研究不多见,结合海洋战略资源安全的特性进行定量分析更有进一步拓展研究的空间。

本文的贡献在于,理论上补充和完善了海洋安全理论,体现在结合海洋战略资源的流动性、共享性、高复杂性等特性,基于海洋战略资源的开发收益安全的视角,考量资源与政治、经济、自然、社会等环境的关系,构建了DSR模型的指标测度体系;实证上的贡献体现在,以中国南海的石油安全为例,测度我国南海石油安全的水平、动态发展情况,并进行预测和分析未来发展趋势。这些研究对在实际工作中维护南海海域石油资源有着重要的参考作用。

2 海洋战略资源安全及其DSR模型

2.1 海洋战略资源安全的二分性

海洋战略资源安全是经济安全等非传统安全与政治安全等传统安全交织在一起的综合安全,既表现为海洋战略资源所有的安全,也表现为资源开发、收益的安全,是使一国或地区能够及时、稳定、经济地获取各种海洋战略资源,以满足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需要的同时,也能保证后代人的可持续开发利用的一种状态和过程。

海洋战略资源安全的二分性指的是海洋战略资源既表现为海洋战略资源所有权的安全,也表现为海洋战略资源开发、收益的安全,是二者的统一。

(1)海洋战略资源安全表现为海洋战略资源所有权的安全。随着人口的快速增长,各国需要更大的生存空间和更多的资源,海洋由于空间和战略资源的广度和深度远超陆地,各国纷纷加强了对海洋资源所有的诉求,从而导致海洋争端频频出现,如吴士存就曾指出“南海战略资源的争夺是南海争端的直接诱因”[15]。海洋争端大多是围绕战略资源发生的所有权争端,是与海洋领土有关的诉求。

(2)海洋战略资源安全同时还表现为各国对资源的开采、使用、收益和保护的安全。

海洋战略资源安全是海洋战略资源的所有的安全和资源开发收益的安全二者的统一,前者涉及领土、、军事的传统安全,后者主要是经济等非传统安全。后者决定了后者的出现,前者保障了前者的获得。

在当前的和平与发展日益成为世界主流的背景下,海洋战略资源安全越发表现为对资源开发、利用和收益的安全,并且更侧重各国的战略资源合作来影响和作用于战略资源所有权的安全。海洋战略资源安全的这种特性,使人们会采用经济、技术等非传统安全手段,使一国或地区,能够实现:①提高开采技术,解决资源开采利用中的问题,及时、稳定、经济地供应各种海洋战略资源;②保护海洋环境,维持资源的良好健康状态;③避免过度开采战略资源,实现可持续利用海洋战略资源的目的;④与沿海国家合作开发利用战略资源,共同受益。

2.2 DSR模型及其运用思路

DSR模型即“驱动力-状态-响应”模型,由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UNCSD)提出,适用的范围不仅仅局限于自然资源、自然环境,还包括了社会、经济环境等内容。

DSR模型包括D(Drive force,驱动力)、S(State,状态)、 R(Response,响应)三部分,并通过权重来分配三部分的影响力。驱动力指对整个资源安全系统产生压力或动力的因素;状态指的是驱动力影响下的资源安全的变化,以及对自然、经济、社会等造成的各种影响,包括良性的和不利的影响;响应指的是针对这些影响特别是不利影响所采取的各种应对措施和政策手段等,D、S、R三部分互相影响,最后综合而成所要评价的资源对象的情况。

DSR模型的构建思想体现为,将资源安全问题视同为在多种环境共同作用下的结果,其与环境的关系被描述为一条循环因果关系链,关系链上的每个环节分别是影响资源的各类环境及其各种构成要素等,各个环节互相作用和影响,使资源安全这一复合系统能够发挥作用。

DSR模型的构建思想可作为海洋战略资源安全的评价参考。如前所述,海洋鹇宰试窗踩在当前全球追求和平的大趋势下,其开发收益的安全体现的是资源与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经济环境、政治环境等的综合关系,体现为在多种环境的影响下海洋战略资源的开发、利用、收益、保护等的情况,是围绕着是什么对海洋战略资源安全产生动力或压力的驱动力(原因),这些原因影响其可持续性的发展,改变了各种环境储量、质量等状态,带来了什么变化(影响),而这些影响和变化反过来影响社会活动或经济活动,从而政府部门对此做出了补救反应(对策),不断的循环反复,构成了“驱动―状态―响应”关系。因此,采用DSR模型,运用其构建思路,结合海洋战略资源安全的特性,对海洋战略资源安全可以进行评估和预测。

3 海洋战略资源安全度指数的测度体系构建

3.1 DSR模型影响因素分析

海洋战略资源与陆地资源相比,具有高风险性、高复杂性等特征,所以本文的测度体系里除了考虑一般资源安全的影响因素外,还考虑了高技术性(选取海洋研发、海洋人才因素)、高风险性(选取海上运输通道的安全因素)、高复杂性(选取海缘国家政治经济关系因素)以及共享性(选取了国际海洋资源合作和交流因素)。

3.1.1 驱动力D层的因素构成分析

驱动力包括:(1)海洋资源自身系统驱动力。海洋资源的数量是影响其安全的最直接因素,一般而言,海洋战略资源的丰裕度越高则资源的供给安全度更高。(2)社会发展驱动力。经济发展水平、海洋资源价格等都会对资源安全产生重要的影响。(3)海洋战略资源的高复杂性,会影响资源进出口国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海域的地缘性也使地缘政治经济会成为重要的因素,沿海相关国家与本国关系如何等都会对资源安全产生影响,因此,海缘政治经济驱动力成为影响安全的一个因素。(4)海洋资源环境驱动力。海洋资源环境情况的健康或污染等也会对海洋战略资源安全产生好或坏的影响。

3.1.2 状态S层的因素构成分析

状态层的因素包含有:(1)海洋战略资源国内国际供给状态。反映了资源本身的供给水平,是状态的重要因素。海洋战略资源开发利用率越低意味着可利用的海洋资源就越少,安全度则低。(2)海上运输通道状态。运输特别是海上运输具有比陆地运输更高的风险性,海上通道的安全成为影响海洋战略资源的前提和保障。(3)国内政治状态。反映了本国国内的政治稳定程度,这是使得海洋资源的供给获得政治上的保障的重要因素。

3.1.3 响应R层的因素构成分析

响应是针对驱动力导致的状态进行的调整和应对,包含有:(1)海洋战略资源的高技术性使海洋技术研发成为重要的响应因素。如果因为技术的进步,使得海洋战略资源的可替代性增强,则海洋战略资源的安全度有较大的提高。(2)海洋人才的培养。海洋战略资源的高技术性需要强大的人才队伍支撑。(3)海洋治理、监控。海洋环境污染监控以及采取恰当的方法进行治理,可以保证海洋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特别是石油开采过程中生产污水、泥浆等倾倒如海水,如果没有经过处理,会造成海洋环境的污染。如果监管有力到位,海洋战略资源的安全度会上升。(4)海洋资源合作与交流。海洋战略资源的流动性和共享性决定了海洋战略资源有各方合作和交流的基础,在海洋战略资源上借助各种平台进行各种沟通,也可以增进彼此间的利益维系,促进安全度的提升。

DSR模型各个层次的因素构成如图1所示:

3.2 指标构成

在考虑上述影响因素的基础上,从每个因素中选取相关指标,构建海洋资源安全的测度体系。最终指标体系见表1。其中本国与沿海国家/区外大国的政治、经济“等级评分法”在参照政治关系等级、依据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层次评分以及参考王礼茂[16]的5等级评分法的基础上,设计10等级评分表(表2),分数等级越高,说明安全度越高。

因此,海洋资源安全指数公式为:

其中:C是海洋资源安全指数总值,Wi代表D、W、R的权重,其中i=1,2,3,D代表驱动力指标,S代表状态指标,R代表响应指标。

4 南海石油安全度的测度

中国海洋战略资源安全现状中,南海海域的安全问题最为复杂,而这片海域之所以成为各方关注的区域,最直接的原因是这里的油气等战略资源丰富,围绕着油气资源发生了关于、领土的所有权安全和资源开发、利用和收益等的安全问题,本部分以南海石油资源为例,从海洋战略资源开发收益安全的角度,评估和预测我国海洋战略资源安全情况。

4.1 模型的指标体系与数据来源

根据前述海洋战略资源安全DSR模型及其指标体系,结合南海的实际情况,考虑到各指标数据的可得性和数据公布的时间滞后性,本文选取了2005年~2013年的指标数值来进行安全指数的测度。各个指标数据来源为:石油自给率、中国石油对外贸易依存度、石油进口率数据来自中经产业数据库;中国面临的外部政治风险、中国内部稳定度数据来自PRG集团的各国政治风险指标;中国与东盟经济、政治关系、中国与美国经济、政治关系采用等级评分法;中国人均GDP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世界人均GDP数据来自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数据库,按照当年美元与人民币汇率换算成人民币;石油价格变动率、石油生产集中度数据来自于BP能源统计;南海通道容量数据来自于田春荣2005年~2014年《中国石油进出口分析》[17];南海通道安全数据来自于国际海事组织历年《海盗报告》;中国与相关国家资源合作关系、中国与相关国家沟通与交流数据来自于2005年~2014年《中国海洋发展报告》,其余指标的数据来源于2005年~2014年《中国海洋统计年鉴》。

4.2 中国南海石油安全度的测度结果评价

采用熵值法获得各项指标的权重后,对已经标准化的各指标数值分别乘以权重,最终得到各层次安全指标值如图2:

4.2.1 中国南海石油安全度的综合值测度结果分析

根据测度结果,2005年~2013年近十年时间里,南海石油资源安全度的总值2005年为0.0356,2010年达到0.1018,2013年为0.0956,虽然安全度不高,但是总体呈现出上升的趋势,并以2011年为峰顶,此后有所下降,总体来说,可以把安全情况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2005年~2011年.这一阶段的特点是虽存在各种困难,但安全度逐步增长。最初中国不重视南海海域石油的开发,到2002年中国与南海诸国的《南海各方行为准则》(DOC)的签订,2003年后2007年前这段时间,南海石油资源的开发较少,2007年后我国大力加强海洋科技的研发、海洋环境的监控等,南海石油安全度不断上升。从图2可知,2005年到2011年,中国南海石油安全度是逐年上升的,7年间安全度增长了3倍多,而且这一阶段虽然遇到一些海洋权益问题,特别是2009年前后围绕着南海岛屿等纠纷增加,但是南海石油安全度是上升的,并在2011年达到最高点。

第二个阶段是2011年~2013年,这一阶段,南海石油安全度的综合值有所下降,南海石油安全承受着较大的压力,如经济增长对石油的需求加大,对外贸易依存度和石油进口率仍在上升,而南海石油开采量虽有所增长,但无法满足日益增加的石油需求。此外石油业增加值的增长速度也在这一阶段放缓,南海海洋区开发污染物排放也增大,而海缘国家政治问题在这一时期也较为突出。但这一阶段中,响应因素继续发挥着作用,并在2013年呈现出上升的状况,这主要与我国政府加大了海洋研发、海洋人才培养和海缘国家的合作交流有较大关系,因此虽然在D、S、R三因素的影响下南海石油安全综合值有所下降,但由于响应因素的拉升作用,且响应因素的权重在各因素中最大,拉动作用更显著,所以安全总值在可预见的未来应能回升。

4.2.2 响应因素测度结果分析

哪虾J油安全度构成的三个要素来看,响应的变化趋势和综合安全值类似,可见安全值的变化大体由响应拉动。

(1)南海的海洋技术研发取得了较多的成果。从响应的构成指标可以看出,2005年~2013年间,海洋科研投入经费增长了近35倍;南海沿海科研机构的科技创新和科研成果近10年也是获得较大的增长,围绕着南海进行的科技研发取得了较大的成果。

(2)加强了海洋人才培养。从海洋人才看,2005年~2013年加大了人才的培养,其中南海沿海科研机构的高级职称人数有2005年的516人增加到了3705人,从事科技工作的人数由2005年2099人增加到了4566人,此外,为了海洋研究而培养的各类海洋科技后备力量,如全国海洋专业硕士以上毕业的学生由2005年的1006人到2013年增长了近四倍。

(3)南海治理监控力度加大。从海洋治理来看,我国加大了沿海地区海洋污染工程项目的建设,南海沿海污染治理当年竣工项目的数量近些年有所增加,2013年有404个项目完成竣工,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量也由05年的1424万吨到2013年的10倍左右的增加,说明我国对南海沿海海域的环境治理不断加大重视度。在海洋保护方面,南海海域建设了各种自然保护区,2005年合计6069平方千米面积,到了2013年扩大为30013平方千米。

(4)加强了中国与南海沿海诸国的海洋合作与交流。南海海域的资源纠纷以及海洋资源的共享性等特性,决定了中国应该与南海沿海诸国加强海洋合作,2005年以来,我国和沿南海东盟国家开展了不少的海洋交流与合作,特别是2009年后加大了合作力度,采用签订协议、召开论坛和研讨会、实施合作项目等各种方式进行了多方面的交流与合作,特别是在《南海及其周边海洋国际合作框架计划》(2011年~2015)实施后,此类的合作更是增加。

4.2.3 驱动力因素测度结果分析

2005年~2013年间,驱动力因素中影响最大的是资源环境带来的压力的缓解,应该说,在解决石油排污方面的效果比较显著。

(1)从石油系统自身的情况来看,其构成指标的石油保障度和石油自给率呈现出相反的态势。从石油保障度看,南海石油剩余可采量供国内石油消费使用的比例逐年下降,这主要是国内石油消费量上升非常快,我国目前已经成了石油净进口国,对石油的需求非常巨大,虽然南海拥有丰富的油气资源,但是由于南海石油开采水平目前尚未达到深海开采的能力而无法满足需求。此外,石油自给率缓慢上升,国内的石油产量很大程度上是由陆地或者其他海洋石油提供的,这也进一步说明了南海深海石油开采的紧迫性。

(2)社会发展驱动压力较大。中国的石油对外贸易依存度提高得非常快,近几年已超过50%,这说明中国的发展对石油进口的依赖度越来越大。此外,石油价格除了2009年有较大下降、2013年有所下降外,大部分年度石油价格增加,这对中国这样石油进口依存度高的国家非常不利。

(3)南海海洋环境驱动力方面,南海海域污染情况转好,如南海海区石油勘探开发污染物排放的污水2005年为8828亿立方米,但是2008年即下降到1.06亿立方米,此后时多时少,但都基本维持在1万立方米左右。另一方面,遭遇自然灾害后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与2005年相比,已有所下降,2005年的经济损失最高,超过264亿元,此后逐年下降,2012年下降到25亿元,2013年虽有所上升,但总体上看,南海海洋环境驱动方面呈现正的效应。

(4)在多重因素影响下,南海海缘政治经济驱动的压力先降后升。

①从南海的海缘政治经济情况来看,东盟国家多年来积极开采南海石油,与中国在南海石油等战略资源问题上有争端,特别是菲律宾甚至将南海争端提交国际仲裁庭。此外,域外大国如美国因为南海丰富的战略资源以及自身的战略诉求也参与进来,南海海域的问题也越来越复杂。总体上看,虽然在某些年份,如2008、2009年金融危机导致全球经济衰退、稳定性下降,2012年因为中菲南海冲突导致外部冲突指标值上升,但2005年~2013年间,在世界外部冲突层出不穷情况下,中国却有着良好的经济发展速度和稳定的内在政治性,这使得中国虽然面临着不少冲突的威胁,但外部冲突性有下降的趋势。

②从中国的外部环境来看,中国与东盟整体的经济关系是良性发展的,中国-东盟自贸区正式建立后,双方经济联系更加紧密;另一方面,政治上中国与东盟早在2003年就已经签订了《中国与东盟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宣言》,多年来双方建立起多个部长级会议机制,成功打造了一系列合作平台,彼此间政治关系也越加密切。所以中国与东盟只是部分国家在南海海域有资源等争端问题,并不影响中国与东盟整体的合作。

③2005年~2009年间由于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良好的经济合作和政治互动,南海石油安全呈现上升态势。2009年后,南海石油安全的威胁问题频频发生,其中政治因素有一定的影响,以美国宣布重返亚太为标志性事件,南海问题出现了转折,变得复杂化[18],但这时期带来的压力尚未抵消掉其他因素特别是资源环境压力的缓解带来的“升”力,因此2011年驱动力因素仍呈现上升的趋势。2012年后,中国与东盟部分国家在南海问题上有所激化,代表性事件为中菲黄岩岛中国渔政船与菲律宾海军护卫舰对峙的事件以及2013年1月22日,菲律宾单方面启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附件七规定的仲裁程序。因此,2012年后由于石油系统自身压力、资源环境的压力、社会发展的压力以及海缘政治的压力,导致2012年~2013年驱动力因素在各种作用的影响下出现下降的现象。

4.2.4 状态因素测度结果分析

(1)状态因素产生重要影响的是国内石油开发的情况和收益的增加。如2008年南海累计探明技术可采储量达到2.9亿吨,2013年增加到3.7亿吨;石油业增加值2013年达到16亿人民币,比2005年增加了3倍多;从油井数看,2005年到2013年是增加的,但南海沿海区域的原油产量相对是下降的,以广东为代表的南海沿海原油产量由2005年的1500万吨左右下降到了2013年的1345万吨,这主要是因为浅海海域的原油经过多年开采,潜力已经不大所造成的,这也从侧面说明了新石油油田的探测、南海深海石油开采技术的重要性日益加强。

(2)南海石油运输的比重显示长期高达80%以上,这易使中国石油运输受到极大的限制,容易带来安全上的问题,所幸2011年开始,南海通道的比重逐年下降,2013年下降到了75%左右,减轻了石油运输的风险。与此同时,马六甲海峡、新加坡海峡和南海海域发生的海盗劫掠数下降不少,如马六甲海峡的海盗劫掠数由2005年的12起降到了2013年的1起。

5 南海石油安全度的预测结果

采用GM(1,1)模型对南海石油安全度进行预测,预测时长为7年,即到2020年。但模型检验的结果显示模型精确度、后验差以及小误差概率后发现不符合模型检验要求,故采用新陈代谢(1,1)模型进行新陈代谢转换。对安全值、驱动力、状态、响应的原模型进行新陈代谢转换后,模型C与P均在范围内,且-a都很小,接近0,所以模型通过检验,可以作为预测模型。使用软件GTMS计算得出,南海石油安全度及其驱动力、状态和响应因素的预测结果如表4:

5.1 预测结果分析

到2020年,南海石油安全度继续上升,而驱动力、状态和响应等因素也呈现这样的趋势,只是上升的速度快慢有区别而已。其中D、S、R三因素里,起初是响应力的影响更大,但是2017年之后,驱动力的影响上升,超过响应因素。在三因素的合力下,预计到2020年,我国南海石油安全度整体趋于上升,其数值会比2013年增加2倍。

5.2 驱动力因素

(1)社会发展驱动力指标中可预计未来石油对外贸易依存度的压力依旧存在,2014年该指标已经超过60%。南海石油系统自身驱动力方面,未来石油自给率仍在下降,2014年为41%,石油保障率仍未有明显提高;

(2)虽然2014、2015年南海石油勘探开发污染物排放量仍在增加,但是油气区及邻近海域水质和沉积物质量基本符合海洋功能区的环境保护要求①,未来会对安全度带来正的影响。

(3)从海缘政治经济指标来看,未来不会有太大的激化。经济关系上,中国与东盟国家在自贸区成立后, 2015年11月22日正式签署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谈判成果文件,中国与东盟之间的经济关系越加紧密。政治上,2013年中国与东盟发表了《中国-东盟发表建立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联合声明》,并签订了《更紧密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协议》,中国与东盟在政治经济上建立了更密切的联系,这种合作的态势也使南海石油争端问题和东盟的菲律宾等个别国家和东盟整体区分开,将推动南海石油安全。此外,虽然美国高调“重返亚太”使得美国频频在参与南海问题,但中美之间庞大的贸易投资、美国国内的反对以及当前和平发展的国际政治大趋势都将使双方矛盾不会有太大的激化。

生态安全战略(篇7)

1战略要素

煤炭开发与利用必须坚持科学发展观,实现煤炭安全、高效、绿色、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开采,战略目标应体现以下几个要点:一是煤炭开发利用要创新发展模式,重点强调质量效益;二是有效延伸下游产业链,提升煤炭价值空间,推进煤炭深加工转化,提高经济附加值;三是加大煤炭基础理论和技术的研究,实现“安全、高效、清洁”的数字矿山;四是实现全面性的保障职业安全,除了伤亡事故的控制,还要重视职业健康保障;五是坚持循环经济发展理念,节能减排,减轻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建立生态平衡机制。

2制度要素

企业安全管理,制度是保障。制度体现为煤矿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行业标准,结合煤矿的安全生产实际情况,以煤矿名义起草颁发的有关安全生产的规范性文件[4]。制度建设要权责明晰,具体化,可操作化。同时根据战略目标,有针对性地制定煤炭安全管理制度,除了年万吨生产量伤亡率底线、工人的安全知识水平的达标程度等,更关键的是要求企业自身根据本企业的战略制定详细安全制度,包括生产设备更新、事故预警、预控和应急救援体系、安全生产监督、矿工安全生产培训方案及对与社会目标有关的企业管理水准的评价等。

3人的要素

现代煤矿安全管理应体现以人为中心,这是确保煤矿安全生产的前提。人的安全素质分为两个层次:一是人的基本安全素质,包括安全知识、安全技能;二是人的深层安全素质,包括安全意识、观念和态度。第一层次可以通过日常安全教育手段而获得保证和提高。第二层次要传播安全理念,培养员工安全价值观,树立团体安全意识,形成持久的安全约束,对人的作业行为进行有效控制。

4外部环境要素

外部环境因素体现在作业环境、资金投入和社会文化环境等方面,其中作业环境对煤矿安全管理更为重要。一是瓦斯条件,我国矿井有一半以上是高瓦斯和有瓦斯突出的;二是顶板条件;三是水害;四是煤尘爆炸;五是煤层自燃性,会产生有毒有害气体造成煤矿井下工人窒息死亡,而且可能引发瓦斯或煤尘爆炸[5]。

5内部资源要素

有效使用设备,采取有效技术措施确保设备安全成为煤矿安全管理的重要任务。煤矿内部资源主要体现为设备情况,一是煤矿生产机械化程度,机械化程度越低,人员越密集,不确定的因素相对增大,发生伤亡事故的概率就越大,通过使用各种先进机械,通过引入信息化和智能化管理系统,提高安全管理能力;二是安全监测设备,这是煤矿安全系统预防事故的有效手段,采用先进的安全技术和监测、管理手段,实现事故发生率低、职业病发病率低、职业安全健康有保障的安全管理。监管人员也可以利用信息管理系统对安全情况进行跟踪、处理和更正。

生态安全战略(篇8)

在平常人的思维意识里,心理战就是在常规的战争当中通过宣传手段来瓦解对方的一种作战手段。而随着当今世界格局的不断演变,各种高新技术在不断地发生着演变,在这种背景之下,以当代信息技术为主体的信息心理战也开始渐渐地投入到当前的战略大局当中。这种信息心理战在战役和战术方面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是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仅对保卫国家安全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还能够对打赢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发挥出极大的指导作用。所以,从国家安全战略高度对当前信息心理战进行分析和研究,对于分析当前的国际战略形势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值得深刻的探讨。

一、信息心理战与国家安全战略的关系

在信息战争的背景下产生了信息心理战,信息心理战丰富了信息战的内容,随着当前科技的不断发展,各种各样的科技被越来越多的运用到了战争当中。这就标志着以往的那种旧式的战争模式被打破了,而战争的样式也开始变得丰富起来,这样就使战争出现了一种全新的态势,也就是我们文中所说的信息战[1]。一个国家的国家安全战略对于这个国家和这个国家的联盟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是其通过综合实力来实现国家政治目标的一种总体战略。而信息心理战在国家的安全战略态势当中与其安全和发展是相互联系的,也是一种相互支撑的关系,只有保证国家的战略安全才能够充分的保证信息心理战的必要前提准备――高新信息技术,也只有保证信息心理战取得绝对的优势才能够在根本提升一个国家的地位,使这个国家的战略安全高度上升一个级别。

二、在国家安全战略高度上如何打赢信息心理战

在当前信息化充分发展的背景之下,一个国家的政治、军事、经济、科技、文化等都将高度的依赖于信息化的设备。网络化的信息交流模式和交流环境开始极大程度的覆盖了整个世界范围。这标志着计算机网络系统开始全面的成为维护国家稳定、社会和谐、经济发展的最为重要的力量。而在这种背景之下,一些对本国具有敌意的国家将会通过意识形态和价值形态对该国家进行大规模的信息心理战打击。虽然信息心理战和那种硬碰硬的传统作战方式不同,但是这种不流血的战争一样会为一个国家的战略安全带来不小的影响。因此,从国家的战略安全高度上出发,我们必须要充分的认识到当前的这种形式,尽一切可能在这场不流血的战争中取得主动地位[2]。

为此,需要从三个方面进行把握。(1)首先我们需要认识到威胁我们国家战略安全的敌对势力的来源,并对敌对势力的信息心理战进行分析,将其作为威胁我国信息安全的重要因素;(2)做好对各个国家战略形势的客观分析;③在将敌对势力的信息战略当成影响本国战略安全的前提下,重点需要对世界上某些具有霸权主义或者是侵略扩展苗头的国家做出客观的认识和评价,防患于未然。

三、信息心理战对国家安全的意义

心理作战在目前来说可算得上是国家安全领域当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这种战略除了具有战略性的特点以外,还具有多样性、普遍性和隐蔽性等特性。所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往往是每一个领域都会涉及到国家的战略安全问题,而战略安全问题又往往难以觉察的形式在一点点的扩散,直到最后对一个国家造成一定的信息战略打击[3]。笔者认为维护一个国家的安全首先要做的就是必须从这个国家的安全战略高度去评价、研究、重视信息心理战,需要从根本上加强人们的信息心理教育,使人们逐渐地认识到维护心理边疆是其自身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所谓的心理边疆就是在人们的内心深处绘制出一个无形的边界,从而在内心深处打响巩固本国国家安全的战略,维护本国的国家安全。就这一方面的内容来说,信息心里战对于一个国家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因为信息心理战可以从心理上摧毁一个国家的心理防线,所以从国家自身的角度来说,每一个国家都需要对这种战略投以全新的认识。

在本研究当中,笔者主要从国家安全战略高度上对信息心理战做出了一份探讨和新的认识,其中提到了一些自己的主观看法。要想从根本上答应信息心理战,维护一个国家的安全与稳定,那么最重要的是要在维护国家战略安全的前提下,发展提升本国的高新信息技术水平。一个国家只有具备了最先进的信息技术,才能够在这种全新的国际斗争领域当中赢得一片天地,为此还需要相关的科研人员进行不断的努力,更需要国家政府的大力支持。

参考文献

[1]徐合江.信息化条件下的信息心理战研究[J].科教文汇(中旬刊),2012,10(08):326-327.

[2]朱宇.关于军事学研究生信息素质自我培养的几点思考[J].科教文汇(中旬刊),2013,23(12):892-893.

生态安全战略(篇9)

研究方向:美国政治与外交、东亚安全、全球治理。

主要著作:《全球化与当代国家政治职能》等。

王敏,山东财经大学法学院讲师,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国际政治系博士研究生。

摘要 亚太区域已成为全球瞩目的核心战略区域,东亚权力转移是引发该地区大国安全战略调整的关键因素。中国崛起引发了东亚权力结构的变迁,继而带动了美国亚太战略的调整。冷战后美国历届政府都基于东亚形势和自身实力的变化,在其亚太战略中展现出鲜明的执政理念和风格。奥巴马政府第二任期内的美国亚太战略虽充满诸多变数,但推行其既定的战略轨迹将不会发生改变。

关键词 权力转移 中国崛起 美国 亚太战略

新世纪的头十年,世界经济和政治重心“东移”日趋显著,亚太已成为全球瞩目的核心战略区域。中国的快速发展、地区主义的兴起、美国的域外影响等因素使亚太成为近年来国际权力结构变化最快的区域之一。权力转移是导致国际关系中出现不稳定因素的最主要诱因之一。关于权力转移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奥根斯基教授已经在上世纪50年代做了深刻研究,其结论主要是在“权力”和“战争”之间作出逻辑上的归纳,以历史来验证其结论。广义上的“权力转移”作为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一个具体名词,其基本定义就是指由于世界政治中国家实力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国家在国际权力结构中的位置所发生的、原有的主导性大国地位下降、后崛起的大国地位上升、并获得主导性大国地位的权力变化过程。① 东亚地区权力转移是引发该地区大国安全战略调整的关键因素,美国亚太战略调整就是对东亚权力结构变化的一种回应。本文拟在对东亚权力结构的变化及特点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探讨其对美国亚太战略的影响,并分析未来走势。

中国的崛起与东亚权力结构的变化

当前东亚地区的安全态势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和趋势,虽然不是一个典型意义上的新旧过渡时期,但不可否认,随着国际形势的演变和该地区形势的革新,这里已处于国际“权力场”的核心位置。当前东亚地区最大的转变应该是中国的崛起及其所带来的地区效应。中国崛起形成的区域冲击波逐渐溢出东亚区域,使域外国家调整了相应的全球战略,同时也加剧了东亚地区安全态势的复杂化。

中国崛起的冲击波。根据盖洛普调查公司2006年至2007年的调查数据:在北非和中东地区,对中国崛起的支持率最高;在撒哈拉以南地区,对中国崛起的支持率最低;在东南亚和南亚等国家,对中国崛起的支持率处于中等标准,但高于美国。中国在发展中国家内部所具有的吸引力为这些国家提供了另一种模式与支持,这肯定符合许多国家的利益,但也可能会对国际管理方式以及其他准则造成伤害,中国在期间发挥核心作用的新的对话手段看起来打算要去抗衡美国和东亚的联盟关系。②中美关系在两个层次上运转:一是在东亚这一区域层次,美国在该层次以干涉性力量的形式存在;二是在全球层次,这一层次关注整体权力结构和机制。③在中国崛起这一问题上,中美之间的冲突集中反映在东亚的战略地图上。美国对中国所构成的战略压力和挑战是长期性的,这主要是因为中美关系是国际体系中“主导大国”与“崛起大国”间的关系。这种关系不仅常常产生麻烦和冲突,更重要的是,这些冲突往往是“结构性”的,其内在的复杂性和对抗性在短期内是无法解决的。国际(地区)体系的变更直接体现着“主导大国”和“崛起大国”究竟能通过什么方式——冲突还是合作——来实现“权力转移”。

中美之间的经济联系日趋紧密,中国崛起所带来的经济红利对美国而言是一块磁石。2012年1月至6月,美国与中国双边贸易进出口总额为2507.3亿美元,增长7.8%。其中,美国对中国出口528.4亿美元,增长6.7%,占美国出口总额的6.8%,与上年同期持平;美国自中国进口1978.9亿美元,增长8.2%,占美国进口总额的17.5%,提升0.3个百分点。美方贸易逆差1450.6亿美元,增长8.7%。中国是美国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三大出口市场和第一大进口来源地。④ 中国的崛起也给美国带来积极的借鉴意义。例如,遵循中国的实用主义和有效的方式,近距离倾听其他国家的各种观点,以及在不牺牲自身利益的情况下迁就对方的各种感受,这些都是与一个正在崛起的中国展开“竞争”的有效的并富有建设性的方式。⑤对于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发展来说,硬实力与软实力不仅可以互补,而且同样重要。中国对这一点的认识或许可以为美国政策提供一个榜样。实际上,美国“巧实力”(Smart Power)这一新概念就反映了软硬两种实力的有效融合。⑥

自2001年至今,中国崛起的速度不断加快,带来的波动效应日益显现。2011年,中国的GDP总量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中国经济在世界体系中占据的份额不断加大,成为所有国家必须面对、无可回避的重要元素。世界金融危机发生以后,各国政府纷纷推出各种应对举措,但到目前为止,整个世界还处于不稳定和迷茫之中。对世界经济发展模式的思考引发了对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关注和研究,很多人认为中国和美国代表两种不同类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并且这两种模式已经处于明争暗斗的竞争状态中。各国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引发了空前的关注,中国经济自身的发展特点对金融危机有较强的防御能力;中国运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两个杠杆应对金融危机,成效明显;中国经济在未来国际金融秩序中将发挥新的更重要的作用,金砖国家的崛起将对世界金融秩序的重建发挥更具建设性的作用。

中国经济的发展不仅促进了本国国民生活水准的提高和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同时在世界权力配置中引发了新一轮的讨论,“中国经济”、“中国经济责任论”、“中国掠夺论”、“中国模式”等一系列负面舆论甚嚣尘上。这一切来源于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增长势头相对放缓的大环境之下的高速增长。

对于大国的和平崛起而言,发展军事力量、增强国防能力是遏制战争、保障和平、谋求稳定有利的国际环境的有效方式。“当国防力量强大到足以遏制别人敢于用战争来遏制中国崛起时,和平崛起就有安全保障。”⑦虽然国家权力资源的来源日趋丰富和复杂,军事力量也不再是国家之间竞争的主要焦点,但是军事力量的作用仍然必须受到重视。中国的安全保障与防卫政策自冷战结束以来已经出现了重大发展。军费连续20年的两位数增长让中国的军事力量、结构有了明显的改善,中国军队的军事行动能力有了较大的提升,军事行动原则、训练和作战准备以及战略思想也有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中国的国家防务态势已经从冷战初期的“近海防御”发展成执行“积极的防御性战略”,“新军事变革理论”主导下的中国防务力量建设目标开始立足于“打赢高科技条件下的局部战争”。⑧中国海军力量的发展是冷战结束以来中国国防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年轻的中国海军甚至造成了中国“海军威胁”的喧嚣。⑨

东亚权力结构的调整。中国的崛起具有明显的相对性:一方面,中国迅速超越了同等实力的大国,成为“崛起大国”;另一方面,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实力对比仍然处于不同等级平台上。1991年,美国的GDP总量是中国的15.63倍,人均GDP是中国的71.04倍,军费开支是中国的23.8倍;金融危机发生后的2009年是美国近年来整体经济状况最差的一年,即使这样,美国的GDP总量仍是中国的2.78倍,人均GDP是中国的12.05倍,军费开支是中国的5.73倍,美国经济总量的负增长并未影响军费开支的升级;2011年,美国的GDP总量是中国的2.07倍,人均GDP是中国的8.92倍,军费开支是中国的5.5倍。⑩

中国与美国的军事差距仍然很大,中国的整体军事实力比美国落后一代或两代。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约瑟夫·奈认为,中国军队几乎没有现代战争的训练,中国军队的信息能力尤其落后,而在21世纪,最重要的军事力量恰恰就是信息能力。也许再过20年,中国会达到美国现今的军力水平。但到那时,美国肯定又向前发展了。军事实力客观上的差距决定了中国只有在涉及生存攸关的问题上才能使用战略强制策略,而且也十分温和,效果也较为一般。

从权力结构演变的趋势看,在未来较长的时间内,中美之间不可能出现完全意义上的“权力转移”。这主要是两个因素造成的:一是美国并没有出现实质性的衰落。即使今天美国国内经济和政治都遭遇一系列重大的难题,但美国自身体制的相对成熟以及强大的“自我纠错”能力,很可能让美国在陷入一段时间的低迷之后重新进入经济振兴期。二是尽管中国崛起的速度以及中国所创造的发展奇迹成为外部力量制衡的原因,但不可否认的是,美国在冷战后所主导的单极世界体制已经使中国超越这种制衡的可能性大大降低。如亨廷顿所言,中国是一个“孤独的崛起大国”,美国是一个“孤独的超级大国”,一个崛起大国和一个权力巩固的大国同时出现成为历史的巧合。当前中美之间不存在权力转移,中美之间力量对比只是出现了调整,表现为权力变迁和权力结构的调整,美国对中国的领先优势是短时间内中国难以打破的,中国目前处于追赶美国的前期阶段。

东亚权力结构变化对美国亚太战略影响

由中国崛起所带来的“权力变迁”首先反映的是区域相关国家微妙复杂的心态、知觉和认知上的变化,其次才是对外政策和国家战略上的变化和调整。对权力变迁反应最强烈的往往是主导性大国,大国会依据已经发生的变化对其国家战略进行调整以适应和抵消权力变迁带来的冲击和影响。面对中国的崛起,美国的战略首先发生了相应的调整,继而带动了区域安全和防务安排的连锁反应。

小布什政府时期的美国亚太战略。二战结束后,在冷战的背景下,美国为了与苏联对抗,将其全球战略重心放到了冷战的前沿阵地——欧洲,全面扶持、援助亲美的西方政府,遏制苏联及其社会主义阵营。冷战结束后,克林顿政府开始调整其全球战略重点,启动了其全球战略重心从欧洲向亚太地区转移的进程。在2000年的《美国新军事战略》中,克林顿政府阐述了将美国安全防御的重心由欧洲向亚太渐进式转移的意图。为此,美国强化了美日同盟关系,开始在亚洲开拓新的战略布点,印度和越南逐渐进入美国的安全视野,重型武器加快向关岛转移和部署。同时对中国崛起持高度戒备姿态,对华外交在“遏制”和“接触”之间摇摆不定,反映了美国在安全和经济两个议题上对中国的分裂态度。

小布什上台伊始,曾明确表示要对美国的战略进行重大调整,把全球战略重点由欧洲转向亚太地区。这是美国在二战结束后国家战略的重大转折,也是战后50多年来一直以欧洲为重心的安全格局的重大改变。亚太地区经济发展的巨大潜力、该区域众多的安全冲突热点以及美国认定的该区域核扩散态势和非传统安全问题的不断升级等,都给美国的战略调整提供了充足的理由和动力。同时,中国崛起也引发了美国政界对华态度的转变,由克林顿时期的“致力于建设美中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转向将中国定位为“竞争对手”,认为未来的中国将是美国最大的“区域威胁”。以“中国问题”为轴心,美国开始了亚太区域政治版图的调整。进一步强化了与传统盟友——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的双边军事同盟关系,加大了印度在其对外战略中的份额,拉拢东南亚和中亚国家入伙。美国的安全战略在此时已经发出了要“华丽转身”的强烈信号。

但是“9·11”事件的发生终止了这一进程,导致美国战略再次调整。“反恐”成为小布什政府对外政策的主题,美国最突出的国家战略导向是将“反恐”作为其全球战略的重点和核心。其全球战略的首要任务是要保障美国的国家安全,通过美军的绝对优势,以图达到美国的“绝对安全”。美国的军费开支在2006年几乎是世界其他国家军费的总和。它调整了核战略和海外军事部署,撤出了部分地面部队,以加强其机动性和海上的军事进攻能力,打击目标从单一的、确定性目标转变为应对多元化、不确定的威胁。并着眼于全球性的军事部署,在欧洲和亚太平均部署军力。美国选择了在中东和南亚等地区施行强制性的军事干预和民主再造工程,美国不仅有能力担负这样的“先发制人”战略——用美国所选择的方式对美国认定的威胁采取行动——的代价,更能够让美国享有权力和道义的双重优势来超越传统的权力制衡体系。其后,美国将反恐的责任与空间安全、全球化时代的经济和发展安全以及保障同盟国的安全联系在一起。这样一来,美国的亚太战略在其全球战略规制下,显得不再突出。对于被美国直接称之为最大的“战略挑战者”的中国和俄罗斯,其侧重强调要将这两个国家“引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布什政府尽管在2003年5月开始启动东亚的“轴—辐结构”调整,但由于在军事行动的关注重点上突出阿富汗、伊拉克和中东地区,布什政府被美国国内的保守势力批评为“忽视亚洲”、没有对中国的崛起予以必要的战略重视。

奥巴马政府对美国亚太战略的调整。在后冷战时代,美国仍然主要依赖于其在冷战期间针对苏联构建的以军事同盟和前沿军事部署为主要内容的安全体系来维护其在东亚地区的霸权,这使得美国对地区新安全议程和安全事件的反应并非那么及时、灵活和有效。另外,美国的传统盟国更加注重寻求自身安全利益,寻找在东亚安全体系中的自我定位,而不再是一味地服从华盛顿的意志和指挥。例如在日本,国内政治就出现了分流,一部分政治精英要求“脱美入亚”,以正常国家的姿态取得在东亚的对等地位。韩国和美国在如何对待朝鲜这一问题上也出现了明显的分歧。韩国、泰国和菲律宾等国强调自主性的安全观念,通过与邻国发展政治、经济和安全联系来努力增大它们在区域中的安全系数。对于这些国家而言,美国是其重要的安全支柱,但是除了美国的安全承诺,他们仍要致力于发展本国的安全战略。针对这一形势以及中国崛起形成的强大地区冲击,奥巴马政府高调宣布“重返东亚”,强调东亚安全在美国整体安全战略中的重要性。

奥巴马政府上台后,2009年6月,国务卿希拉里出席东盟地区论坛时高调宣扬“美国重返亚洲”;奥巴马总统在2009年11月的东京演讲中也指出,“美国虽然发端于大西洋沿岸的一系列港口和城市,但我们世世代代始终是一个太平洋国家”,“我们依靠历史、依靠共同繁荣、依靠人民联系在一起”,“美国和亚太地区的命运比过去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应该说美国从没有离开过亚太,2011年美国的高调重返不过是为了强化盟友对美国的战略信心。

2010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更新了美国政府的安全战略,形成了新时期国家安全战略理念。这份报告首先对威胁的评估进行了实质性的调整,不再将恐怖主义和独裁国家列为美国即时面临的主要威胁,而是将恐怖主义——“暴力极端主义”,列为美国所面临的多样化威胁的一部分。更加强调保持和发展美国的经济竞争力——这是美国实力和影响力的基础,被列为美国保障安全与主导地位的重点。2010年5月22日,奥巴马总统在美国西点军校发表演讲时特意指出,维持全球和平、稳定和繁荣的任务“不能只落在美国肩上、更不能只落在美国士兵的肩上”,要求中国和俄罗斯等新兴国家与美国一道担负起相应国际义务。2010年战略报告虽然强调美国面临的全球威胁已经从传统的大国竞争和大国冲突,转向了反恐、气候、世界经济的失衡发展、网络安全、公共卫生等全球性议题领域,但从报告所强调的美国海外军事行动的原则宣示来看,美国防卫政策的轴心已经从反恐拉回到了应对新兴经济体、特别是中国的战略性挑战。

奥巴马政府的“重返亚洲”战略有三大核心内容:第一,进一步增强对东亚的外交与战略关注;力争全面改善和地区内国家的外交关系,第二,美国在东亚地区安全战略中重新定义自己的责任和使命,突出美国在应对新兴经济体崛起时保卫盟国的战略性义务;第三,突出美国主导下的东亚地区安全架构建设,在保障美国地区安全的同时,按照美国的标准和需要,推动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避免任何东亚共同体建设的构想排斥美国。希拉里于2010年10月28日在夏威夷演讲时表示,美国的亚洲战略以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泰国、菲律宾等同盟国家为“核心”,同时依赖新加坡、印尼、越南等新兴伙伴国家,目的不仅是为了保证美国在地区事务上的领导地位,同时也是为了防范中国、印度等国崛起的不确定因素和保障美国在亚太地区强大的商业联系和经济存在。为此,美国将带领这些盟国和新兴伙伴国家一起共同应对中国未来对地区局势的冲击。

其二,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2011年11月亚太经合组织(APEC)在夏威夷举行非正式首脑会议,美国正式提出了“亚太再平衡”战略。这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亚太安全战略的第二次重大调整。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战略说到底就是美国开始调整全球安全态势,重新明确美军未来的战略重点,确保所谓亚太地区是美国本世纪内的全球战略重心。这一战略的核心要点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美国强调亚太地区已经成为美国全球战略的重心,在军事力量的部署以及同盟与防务体系的建设上都将出现美军全球安全态势向亚太转移的趋势。2012年6月,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宣布,美国将在2020年前向亚太地区转移一批海军战斗力量,届时将有60%的美国战舰部署在太平洋,大西洋的战舰部署降为40%,改变目前在太平洋与大西洋分别部署50%战舰的格局。美国削减国防预算不会妨碍美国增加在亚太地区的战略部署,美国的“新战略”专注在亚洲,在未来数年将派遣更多美军到该地区,同时也将部署高科技武器。

其次,全面加强与中国进行直接军事冲突的准备,其亚太军事战略从“看管和威慑中国”转向与中国有可能进行直接的“军事对抗”和武装冲突。2012年1月5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国防部长帕内塔和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丁·邓普西(Martin Dempsey)在五角大楼联合举行新闻会,公布了题为《可持续的美国全球领导:21世纪国防战略重点》的美军军事战略评估报告。这份报告具体规划了美国国防战略未来以亚太为重点的调整计划。美国将重新致力于亚太地区军事安全,明确了以中国的军事能力评估为基础的未来美军军事作战能力规划。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措施是五角大楼正在实施的“空海一体战”战略部署。其直接用意是压制中国的“区域拒止”和“反区域介入”的军事能力发展。2012年1月17日,五角大楼正式推出了“空海一体战”的作战规划报告。英国《金融时报》认为美国新版军事方针具有强烈的冷战遗风,“空海一体战”将把美国推入针对中国的挑衅性战争规划。

再次,强调中国崛起是亚太地区安全与经济领域最大的不确定因素,谋求全面提升美国的领导能力,维护美国在亚太地区独一无二的单极霸权地位。希拉里在《美国的太平洋世纪》一文意强调,美国“在整个世纪继续发挥领导作用”。维护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单极霸权地位是美国全球战略的重点。同时在对华政策上,美国强调“立足现实、注重实效,忠实于美国的原则和利益”,防止美国被挤出亚洲。

最后,重视美国经济收益的获取,防止美国在亚太经济飞速发展中错失时机。谋求美国在亚太经济中的利益,在亚太区域贸易成为美国出口振兴战略突破点的同时,主导未来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方向。为此,奥巴马在2009年宣布加入“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并一直将推动TPP框架的成型作为美国参与亚太投资与贸易自由化进程最重要的手段,以收获亚太经济发展的巨大红利。

奥巴马第二任期内的亚太战略趋向

2012年11月6日,美国总统大选尘埃落定,奥巴马赢得大选。其第二任期的战略和政策走向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奥巴马连任后旋即展开东南亚之旅,访问了泰国、缅甸和柬埔寨。这一举动预示奥巴马政府会继续以行动加深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扩大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力。奥巴马是首位访问缅甸的美国总统,其缅甸之行成为焦点,凸显美国“重返亚太”的战略布局。美国对缅甸的民主化改革给予了充分肯定,奥巴马此行的目的是维持缅甸的“民主化势头”,“这包括组建可靠的政府机构,建立法治国家,结束种族冲突,确保缅甸人民能够获得更多教育、医疗和经济机遇。”美国的东南亚战略轮廓已逐渐清晰,奥巴马第二任期将以东南亚区域为突破点,实施“胡萝卜+大棒”的政策,彰显美国对该地区强大的影响力,白宫也明确表示亚洲是美国未来外交的轴心。12月4日,美参议院同意授以国防部2013财年6500亿的国防开支,较奥巴马政府在2月份的申请稍有减少。美国的国防预算大幅缩水表明美国的战略重点发生了转向,战略眼光的“内向”性成为美国方向。从目前相关因素可以判断,奥巴马总统第二任期内的亚太战略将承袭第一任期的基本轨迹,面临继承与调整的重任,其表现将是重点处理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平衡:

美国全球战略与亚太战略的平衡。美国全球战略的表达经常使用大战略(Grand Strategy)一词。所谓大战略是指“一个国家如何运用自身的各种手段——军事、经济、政治、技术、意识形态和文化——来保护并促进自己的整体安全、价值观和国家利益”。在美国大战略的演变进程中,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都有所体现。在二战后国际秩序建立的过程中,美国逐渐收缩了一战后理想主义色彩浓厚的大战略——“威尔逊主义”,转而以现实主义为其大战略的基调,实施“杜鲁门主义”,强化与欧洲的关系。欧洲成为美国全球战略的重点,通过“马歇尔计划”的实施,美国全面强化了与欧洲的关系,欧洲在美国的助力下迅速实现了经济的复苏,同时在安全上也与美国捆绑在了一起。跨大西洋关系是二战后美国全球战略的重要载体和成果。冷战的结束一度使美国的全球战略找不到重心,美国国内也进行了多次辩论,全球战略处在持续调整的状态中。直到2000年,美国朝野仍在进行冷战后国家核心利益与主要威胁目标的找寻。找到“敌人”,才能明确自己的定位,这一直是美国全球战略的特点。从老布什政府“世界新秩序”构想的提出到小布什政府2002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提出,美国的全球战略完成了重要转向,从在全球推进民主转变为全面反恐以确保美国国家安全。而到奥巴马执政时宣布已取得对恐怖主义的决定性胜利,美国的全球战略需要再次进行调整。此时的欧洲已经不是美国的战略重心,而在亚太地区,除了高速发展的经济外,中国的崛起和东亚地区主义的发展等因素加快了东亚权力结构的调整和变化,这对美国在该地区的霸权地位提出了严峻挑战,亚太地区重要性的凸显及美国的危机感使奥巴马政府果断又高调地向世界宣布重返亚太,将21世纪美国全球利益的重心放在亚太地区。显然,美国全球战略重心东移亚太,很大程度上是对自身地位面临挑战的一种战略回应。在奥巴马第一任期内,已经在军事和防务上成功地完成了对亚太地区的回归,已基本完成了在亚太的重要防务部署。在奥巴马第二任期,中国的持续发展、东亚地缘政治矛盾的不断激化、核扩散及其他非传统安全问题等都将继续威胁到美国的亚太战略利益,奥巴马将会继续其在亚太的战略政策,但是也将会考虑其与大西洋伙伴之间的关系,做好欧洲和亚太两个区域在全球战略中的平衡。

短期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平衡。“美中关系是维持全球和平和建立新的全球秩序的核心要素。”奥巴马第二任期对中国问题的认识和处理是其外交政策的关键点。虽然在总统选战中奥巴马和罗姆尼似乎都在跟中国较劲,但是与中国关系的良性互动是其长远利益的重要依托。现阶段,美国改善了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加大了对伊斯兰国家的援助力度,逐步控制和消除了美国安全的巨大隐患,使得美国摆脱了沉重的安全负担。面对中国崛起,美国该何去何从,是一个涉及短期利益与长远利益的问题。短期来看,遏制政策可能会获取一定程度的利益,进一步强化美国与传统盟友的关系,增加盟友对美国的战略信心。但长远来看,美国对中国的遏制政策将引发中国对美国的不信任,招致中国的报复,美国的亚太安全战略不仅将难以达到遏制中国的目标,而且使东亚国家之间的地缘利益矛盾更加尖锐,遏制政策最终将成为美国重返亚太的巨大阻遏。同时,中美虽然不会陷入冷战,但是在遏制政策的影响下,亚太国家仍需要明确其战略立场,这是很多国家不愿意做出的选择。在冷战已经结束的国际环境中,任何冷战思维和情结都将耗费巨大的国际资源,造成国际社会整体性的战略收缩,对亚太区域蒸蒸日上的区域政治环境形成巨大的反作用力。满意程度是权力转移理论中的关键性概念之一。中国崛起于现行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之下,是“融入性”崛起。中国对于目前不对等的权力格局基本还是持接纳态度;相对中国的态度,美国是否能接纳中国的发展模式和调整利益分配格局、愿意与中国和平相处则是值得讨论的问题。奥巴马第二任期内需要做出短期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平衡算术,在对中国崛起的反应方面进行调整。

不同战略议题之间的平衡。美国的亚太战略涵盖的议题呈现多维度的特点,包括军事防务、人权、经济、气候等内容。这些议题编织成整体的框架结构,界定了美国在亚太区域的利益。不同政府任职期间议题排序的侧重点不同。

奥巴马第二任期的战略有可能是向克林顿政府时期某些政策的实质性回归,重回克林顿执政时期经济第一的主题。由于冷战长期占据了美国国家资源,对美国国力形成了巨大的损耗,克林顿政府上台伊始就把经济安全作为综合安全战略的首要任务。瞄准了亚太地区新兴市场国家的潜能,借经济全球化“东风”扩展其全球的经济利益,实现了美国经济和国家财富的迅猛发展,向美国民众交出了一份令人满意的经济答卷。以当前美国社会发展状况来看,“财政悬崖”问题已经成为抑制美国经济发展的缰绳。刚结束的以国内经济和中国问题为主要竞选议题的美国总统选战已经明确了经济在美国未来4年安全战略中的重要性。可以预期,美国将以优先解决国内发展问题为主线,促进就业、增加出口,增强经济实力、提高经济水平,改善社会问题为出发点,强化与亚太国家的经济关系为其主要目标。美国将会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计划和其他国际机制的形式广泛参与亚太地区经济的发展,稳定全球金融秩序,促进经济复苏,打开亚太的市场,恢复国际竞争力。这不仅可以缓解因金融危机带来国际经济紧张形势,而且也会受到东亚国家的积极回应。在经济为主的背景下,美国会同时在对外政策中强化促进民主和保障人权的“天赋责任”,以此为“抓手”深层次介入亚太事务,淡化军事部署和安全冲突带来的地区不稳定因素。

结语

冷战后中国的崛起和东亚地区主义的发展,已开始打破东亚大国之间的传统力量均势,推动东亚权力的转移。在东亚权力结构调整和自身实力相对削弱的背景下,美国本能地不断调整其亚太战略,使其介入东亚地区事务的深度和广度进一步加强,这既有维护美国在东亚地区的战略利益和霸权地位的考量,也是适应东亚权力变化调整的客观反映。但美国对东亚事务的深度介入,进一步激化了东亚的地缘政治矛盾,大国关系更加敏感和复杂,东亚地区的整体性受到严重破坏。从未来一段时间看,奥巴马政府推动其既定的亚太战略轨迹不会发生改变,但将会在美国全球战略与地区战略、长远利益与短期利益进行平衡的条件下,对美国亚太战略的重点议题进行重新排序和调整,在突出经济议题的背景下,将强化亚太战略中的民主和人权内容。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世界金融危机对国际秩序的影响与对策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09BGJ001)

注释

朱锋、[美]罗伯特·罗斯主编:《中国崛起:理论与政策的视角》,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页。

[美]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美国智库眼中的中国崛起》,曹洪洋译,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11年,第280、281页。

陈琪、刘丰主编:《中国崛起与世界秩序》,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58页。

数据来源:

生态安全战略(篇10)

在全球进行意识形态扩张是美国外交政策的恒久主题之一。自建国以来,美国在进行领土和经济扩张的同时,也一直进行着自由、民主和人权观念的扩张。维护和扩展自由、民主价值观以及美国式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一方面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基本目标,是其核心国家利益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也是实现其外交和安全战略目的的重要工具,因为美国相信奉行其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国家越多、区域越大,它就越安全。秉持这样的理念和做法,美国意识形态的全球扩张迄未停息,其最新的动作便是跨越民主、共和两党,有400多位专家学者参与、强调组建民主国家同盟以重塑世界秩序的普林斯顿国家安全项目研究报告《缔造法治之下的自由世界》的出台。

一 民主国家同盟战略评析

从美国卷入国际政治开始,很多美国政治家相信美国的安全不是孤立的,而是与更大范围的国际秩序密切相关。普林斯顿国家安全项目研究报告沿袭了这种“安全关联”理念,提出民主国家同盟战略,力主将美国的意识形态作为重塑当前国际秩序的基本标准。报告认为,经由美国意识形态改造的国际秩序不仅在道德上是正义的,实现了美国的理想,在实践中也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需要,会使美国更繁荣、更安全和更有影响力。

《缔造法治之下的自由世界》由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威尔逊公共与国际事务学院于2006年9月推出,又称《普林斯顿计划》(Princeton Project)。该计划着眼于塑造美国21世纪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宣称,美国今天面临的不再是像冷战时期苏联共产主义那样的单一外在威胁,而是其他一系列的挑战,包括全球恐怖主义、核扩散、流行病、亚洲和中国的崛起、中东和能源危机等等。这些威胁根源不同,主体不同。冷战时期针对单一敌人的围堵战略不再有效,如何同时应付所有这些威胁成为美国在新世纪的安全战略目标。报告建议,为了应对多种危机和挑战,确保基本战略目标的实现,美国应鼓励并援助世界上一切受拥戴的、负责任的,以及尊重人权的政府,建立一个符合西方政治标准的全球性民主国家同盟,以加强世界上自由民主国家间的安全合作,使“民主和平”得以确认并制度化;推动联合国和其他重要全球性制度的改革。引人注目的是,报告将“中国的崛起及东亚秩序”单独列为美国在21世纪面临的主要威胁和挑战之一,预示着中美关系的未来并非坦途一片。

普林斯顿报告反映了美国对联合国的不满,认为联合国深陷危机,安理会尤其必须加以重组,以纳入印度、日本和巴西等大国。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也应进行修正。在现在的状态下,五个常任理事国对任何决议都拥有否决权的情况必须得到根本性的改变,至少在那些要求采取行动的事项上,这种否决权应当取消。鉴于安理会改革困难重重,报告主张,如果联合国改革不能进行,而联合国又变得越来越不相关(主要是与美国的相关性),那么美国干脆组建一个新的国际组织来取而代之。这个新的组织就是民主国家(Concert of Democracies)。所有国家都可以加入民主国家同盟,但必须以遵守同盟的协议为条件,这些条件包括不对同盟内的其他国家使用武力、定期举行自由公平的多党选举、建立独立的司法机构保障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等。同盟要求各成员国政府保证其公民免遭各种灾难,包括种族屠杀和人为饥荒。当成员国政府未能这样做时,民主国家同盟就有义务进行干预。民主国家同盟是普林斯顿报告的核心概念,而该同盟的组织原则即是民主。

从理论层面看,报告以民主和平论为指导,明确阐发了民主和平的要义。民主国家同盟之得以建立,正是基于这样的假设:民主国家之间很少打仗,即使民主政府并不一定比专制政体更倾向于和平。从现实层面看,冷战后美国的对外战略一直处于变化之中,克林顿政府的对外战略以经济主义为主体,而布什政府则以军事主义为主体。对普林斯顿项目的主持者来说,这些战略都没有实现美国国家利益的最大化。民主国家同盟战略可以说力图用民主的概念把各战略的长处加以整合。一方面,该战略具有克林顿政府接触政策的成分,要求通过接触来促进非民主国家的政治变化,使这些国家朝着民主同盟所希望的方向发展。所以对中国,报告不提倡单纯围堵的做法,而主张鼓励中国成为世界体系的一部分,给予中国应享有的国际空间,以便诱导中国的变迁。另一方面,民主同盟也包含“人权高于”的理念。民主同盟虽然承认国家,但如果国家不能履行同盟所界定的义务时,国际干预、甚至是武力干预就有了合法性。

显而易见,民主国家同盟的概念与布什政府在反恐战争中一直努力构建的所谓“意愿联盟”或“民主联盟”有很大不同。民主同盟要整合所有民主国家,协调同盟内部的利益,来应付非民主国家造成的问题或者所谓的国际威胁。《普林斯顿计划》的确认识到了美国在全球化时代所面临的各种问题或威胁,但它所设想的解决办法则有违全球化大趋势。成立民主国家同盟,自然就把很多国家排除在外,实行区别对待。问题是,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已经导致各国高度的相互依赖,要想在政策实践中通过为各国贴上不同的政治标签而行事,即便不是不可能的,也是难以奏效的。

普林斯顿报告并非空穴来风,纯属臆造,它实际上植根于和反映了美国对外战略的某些经验和做法。早在冷战时期,以美国为首的大西洋联盟即在军事、政治和贸易等政策上,在民主国家与非民主国家之间实行双重标准。在后冷战时期,美国对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兴趣已经大大减弱,而不断倾向于依赖和其他民主国家结盟的政策。因此可以说,民主国家同盟战略在很多方面只是顺水推舟而已。较之冷战结束以来美国所提出的其他各种对外战略,民主国家同盟战略具有更大的可行性和可预期性。

当然,《缔造法治之下的自由世界》目前并不是美国政府公开宣布的政策,是否原封不动地成为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也有待观察。但有一点是清楚的,这个计划超党派,反映了两党所关心的议题。它又以民主为其组织原则,符合美国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理念。鉴于布什政府的反恐战略遭到国内外日益强烈的批评和质疑,这份文件的出台为布什政府调整对外战略提供了理论基础,只是这一调整未必能在布什任内完成。同时,由于《普林斯顿计划》的参与者涵盖了两党,因而不论哪个政党入主白宫,都可以根据这个计划,重新设计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如果民主国家同盟成为美国21世纪的新战略,这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在政治、军事和贸易等各个方面无

疑都是严峻的挑战。

二 民主国家同盟战略与亚太地缘政治

按照《普林斯顿计划》主持人的设想,民主同盟战略是提供给美国决策高层用以重塑世界地缘政治结构的选择方案。当前,对国际格局具有重大影响的两大地缘政治构造莫过于跨大西洋板块和亚太地区。如前所述,跨大西洋地缘政治生态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该战略的理论注脚和现实图景。因此,从全球视角来看,亚太地区可谓是对民主同盟战略的成色的真正检验。

近年来,在亚太地缘政治博弈中,作为民主国家同盟战略的亚洲版本,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印度“四国同盟倡议”(Quadrilateral Initiative)也许可以说是最新、最引人注目的发展趋势之一。g007年5月25日,在菲律宾马尼拉召开东盟地区论坛(ARF)高官会议时,美、日、澳、印四国举行了第一次会议。四国同盟倡议的理论基础一如民主同盟战略一样是民主和平论,其最终目的是要在亚洲“组成一个包括韩国、台湾、新加坡可能还有泰国在内的民主大家庭”,而“建立这样一种联盟关系的……唯一理由就是遏制中国的崛起。”但在倡议的实施中,美、日、澳、印四国对同盟的方向、目的及针对对象却持有相当不同的看法,显示出“民主”和盟友在某些场合下的矛盾和冲突。

作为一种理论,民主和平论在欧洲可能已成为一种政治规范,但在亚洲却很难说也是如此。与欧洲是在许多民主国家之间建立共同体不同,亚洲国家的历史传统、社会文化迥然相异,尤其是政治制度更是千差万别,以至于建立政治信任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然而,如果亚洲要享有持久的和平,那么按照民主和平论的精神,亚洲民主国家彼此结成战略伙伴、携手促进共同的规范就成为必需的条件,这种规范使建立在共同价值观基础上的政治合作和稳定成为可能。

但是,四国同盟的第一次会议却未被大张旗鼓地加以宣扬,主要原因就是担心刺激中国,而中国早些时候确实已经向东京、新德里、堪培拉和华盛顿发出了外交照会,要求解释为什么要建立这样一个同盟。作为对中国外交关切的回应,四国同盟中的大多数国家分别向中国保证其行动并不是要组成民主国家轴心,试图弱化四国同盟举措的战略意义。例如,印度总理辛格(Manmohan Singh)曾宣称四国同盟“不具备安全含义”。在2007年7月对印度的访问中,澳大利亚国防部长布伦丹・纳尔逊(Brendan Nelson)表示,澳大利亚希望将四国同盟局限于贸易、文化与其他非防务和安全领域。如果号称战略倡议却被局限于非战略性事务,那么所谓战略同盟便会名不副实。

现阶段,澳大利亚虽然既与日本达成了新的安全协议,又与美国保持着强大的同盟关系作为其安全的基石,但澳大利亚与中国的关系也保持着良好的发展势头。难以想象,如果澳大利亚根据协议安排允许日本军队在澳受训,它还能与中国保持良好关系。澳大利亚需要权衡利弊得失。正是得益于中国极大量的资源进口,澳大利亚才迎来史无前例的经济繁荣。因此,澳大利亚现任政府正致力于与北京建立战略关系,它在四国同盟倡议中是最犹豫不决的,并已宣布退出可能举行的后续四边战略谈判。澳新任总理陆克文(Kevin Rudd)2008年3月的首次出访活动,选择美国、欧洲大陆、英国和中国作为目的地,而不包括日本。舆论认为,陆克文的这次访问,标志着澳大利亚对亚洲政策的重心开始由日本转向中国,显示了澳欲成为中美关系桥梁的愿望。澳大利亚一再强调,无论是2006年3月启动的美、澳、日三边安全对话,还是2007年3月与日本签署的《日澳安全保障联合宣言》,都不是针对中国的。

美国对民主和平论怀有坚定的信念,但这一理念总是与它在亚太地区的关键利益相对冲,因而华盛顿对四边同盟的支持也远不是毫无保留的。自1898年通过美西战争掠取菲律宾以来,美国一直致力于维持亚太地区的权力均势。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当前美国不得不对其亚太战略进行谨慎的谋划布局:美国想确保中国和平崛起,不致成为其利益的威胁;美国也希望通过深化日本的安全依赖,阻止日本成长为一个独立的军事强国;基于美印关系的大幅改善――这可谓布什政府为数不多的外交成就之一,美国还试图说服印度将现在的美印战略伙伴关系升格为一种军事协作。不难发现,这种模式的亚太战略本身蕴涵着内在矛盾,同时达到上述几种不同的政策目标对美国来说决非易事。

事实上,从冷战后期结成权宜同盟起,美国和中国越来越成为相互依存的伙伴。经济上,美国依赖中国的顺差和储蓄来为它居高不下的预算赤字提供资金,而中国则通过对美国的巨大出口维持着高经济增长。政治上,正如围绕朝鲜半岛核问题的外交博弈所显现的那样,美国与中国在核不扩散和地区安全方面有着共同的利益,中美之间日益加深的相互依赖促使两国在相关议题上携手合作,不断为“利益攸关方”的概念增加新的实质性内容。

伴随着中美互动的加强,美日安全同盟的战略基础却受到一定程度的侵蚀。与冷战时期不同,美国和日本不再有共同的敌人。日本感受到中国快速增长的军事力量的越来越大的“威胁”,2007年日本防务白皮书称“(中国的)目的是要建立在远离其海岸水域进行作战的能力”,而美国却把中国定义为非敌非友,美情报机构对中国军力扩充的最新评估认为,这是中国“作为一个国家不断成熟的一部分”。因而,日本对于未来是否可以继续依赖美国的核和安全保护伞的怀疑正逐渐浮上台面,特别是当中国与日本可能发生冲突的时候。这种怀疑反过来引起了亚太地区广泛的安全担忧。

对于四国战略同盟倡议,美国倾向于在积极派和消极派之间保持平衡,态度显得较为谨慎。在华盛顿看来,日本已经有了双边和三边安全安排,将这些安排扩大成四国模式可能使与中国的持续合作越来越困难――中国一直在警告反对建立一个“亚洲的北约”。也许印度在美国关于四国战略同盟的考虑中是个例外,因为美国希望经由四国安全同盟框架将印度塑造成一个盟友。正如不断提升的美印联合军事演习以及两国即将达成的搜索和互助协议(Acquisition and Cross-Serving Agreement,AC―SA)所表明的那样,通过双边途径,华盛顿已经逐渐扩大了它与印度的军事合作。藉此,美国试图与印度军队打造行之有效的合作作战能力。华盛顿也盯上了未来几年可能与印度达成的数百亿美元的武器交易,并准备卖给印度特种部队六架C-130j超级大力神军用运输机及其装备,总价超过13亿美元。目前,像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和波音公司这样的军火生产商正在游说向印度出售126架喷气战斗机、价值110亿美元的一笔生意。

美国极力拉拢印度的愿望能否实现尚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作为一个一贯以自己的战略自主性为骄傲的国家,印度仍然不太情愿进入美国紧密的战略怀抱。一方面,传统上美印关系的发展不是一帆风顺的,美印关系的基础并不牢固。印度只想与美国保持一种战略伙伴关系,而不是变成华盛顿的一个盟国。美印防务合作的进展是渐进的,其中四国同盟并没有起到多大的作用。印度自己对待四国同盟的方式是低调的,它暗中支持建立民主和平,却不愿做任何可能触怒中国的事,以避免中

国对其施加直接或间接的军事压力。尽管2006年12月印度与日本在一份共同声明中承诺“在印度、日本及其他有着相似思维的亚太地区国家之间关于共同利益原则的对话的有用性”,但在2007年6月八国集团同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对话会议期间,辛格总理向中国国家主席通报了第一次四国会议的情况,并表示“绝对不会结成团伙”反对中国。另一方面,印度在亚太地缘政治博弈中并非只有“民主同盟”这一条路可走。如果印度在一个有助于推进全球力量平衡的欧亚战略三角中能够公开地与俄罗斯和中国联手,那么它似乎没有必要小心翼翼地与其他国家合作,以寻求亚洲的民主和平和稳定。

所有这些因素――澳大利亚和印度的消极及美国在积极和消极之间的游走――让日本成了四国同盟中唯一一个充满热情的国家。事实上,在亚太地区组建美、日、澳、印四国战略同盟的构想正是日本前首相安倍在他的名为《走向美丽之国》(To―wardA Beautiful Country)的书中首先提出的,这本书在安倍上台前几个月出版。安倍就任首相后,日本政府开始落实所谓四国战略同盟构想。2007年5月下旬马尼拉举行东盟地区论坛之际,日本力邀美、澳、印三国举行磋商。同年8月下旬,安倍首访印度,竭力游说印度积极加入四边战略对话。然而,除了日本之外,其余三国对继续这样的战略对话并不热心,第一轮磋商连下一轮对话日期都没有敲定。印度虽然高调欢迎安倍访问,但同时明确表明,印度“与日本的关系不会以与中国关系为代价”,有意保持相对平衡的外交战略。鉴于上述事实及继任的福田内阁采取相对务实的外交路线,日本要想实现其战略谋划的“如意算盘”并不容易,第一轮四国战略同盟对话冷清收场即为一例。

当然,尽管四国同盟倡议的始作俑者是日本,且美国出于策略考虑尚未公开予以大力推进,但其幕后却隐藏着美国深深的背影。《日澳安全保障联合宣言》正是美国副总统切尼2007年2月访问日本和澳大利亚时促成的。对于中国的走向和东亚秩序,美国决策高层骨子里宁愿相信新保守派学者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作出的判断:“崛起的中国不会融入西方建立的东亚安全体系、自由价值观和自由世界秩序。所以,……事实上(美国)已经在采取遏制中国的政策,譬如加强美日军事联盟、加强同印度的战略关系等。”

在此种背景下,虽然澳大利亚和印度有所保留,但四国同盟今后仍有可能会在亚太地区形成一种地缘政治链条。美日印在四国同盟成立会议前不久在东京附近举行第一次联合海军演习,以及2007年9月四国同盟会同新加坡在孟加拉湾举行代号为“马拉巴尔一07”的联合军事演习绝非偶然。后者是和平时期规模最大的海上多边军演之一,旨在建立将亚太民主国家连为一体的安全结构,加强四国军队间的合作和协同作战能力。国外分析家指出,演习的地点是精心挑选的,为的是向中国发出一个信号:美国及其盟友能够粉碎北京通过进入巴基斯坦和缅甸的港口、从而确保控制重要海上运输线的“珍珠串”战略。纵观美国在亚太地区军事、外交上的种种作为,其防范或制约中国的战略目标始终如一。因此,长远来看,美国与亚洲“民主”国家之间双边或多边的战略伙伴关系对亚洲安全具有不容小视的影响,亚太安全形势暗含愈趋紧张的可能。

三 意识形态语境下的中美关系

根据《普林斯顿计划》的描述,美国面临的挑战和威胁全部是地区或全球性问题,只有“中国的崛起及东亚秩序”是作为一个单独的国家和议题,被列入讨论议程。文件作者承认,快速发展的中国是美国从未遇到过的一种强国崛起现象,这表现为中国和美国有着众多共同利益,中国加入了联合国、世贸组织等重要的国际机制,并且遵守国际社会的规则,等等。这决定了美国不能仅用阻遏的办法来对付中国,而应像文件所规划的那样,必须从软硬两方面双管齐下与中国交往,促使中国改变。

无论实际效果如何,从民主国家同盟战略的提出到四国战略同盟倡议的实施,意识形态考虑始终是美国战略思维的一条主线。民主同盟和四国倡议均把促进民主和人权置于重要地位,又一次突出了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恒久主题。根据美国学者的研究,自20世纪初、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涉足国际政治以来,美国在对外关系中总体上追求四大核心目标,分别是权力(国家安全)、和平、经济繁荣和原则(促进民主),它们构成了美国国家利益的四项基本内涵。其中安全与繁荣可以被视为现实的国家利益,促进民主可以被看作意识形态利益。在特定条件下,这四大外交政策目标是兼容的和互补的,可以通过同一战略予以实现,如1947年的马歇尔计划和1990~1991年的波斯湾战争。在这两个例子中,意识形态利益和现实国家利益相辅相成,有效地结合在一起。

美国对华政策和中美关系涵盖了美国外交政策目标的一般模式,即不仅要实现意识形态目标,而且要谋求现实国家利益。在意识形态目标的推动下,美国对改造中国抱有盲目的乐观和自信。华盛顿的对华遏制派相信,只有在一种开明的政治之下,才能实现持续的经济增长和长期的社会稳定。中国政府的合法性建基于其在经济领域里的良好表现,而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美国的出口,因此,华盛顿实际上拥有强有力的筹码来迫使中国政府做出让步。基于这样的判断,冷战后美国政府在对华关系中大打意识形态牌;例如,克林顿政府在1994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宣称:“增进我们的安全、促进我们的经济繁荣与推广民主的目标是相互促进的。”在这一战略下,美国对华政策把道德关怀置于安全与经济利益之上,再度凸显了对华关系中的人权标准。即便是倾向于现实主义外交的布什政府,也没有对意识形态因素弃置不顾,它已将促进民主确立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一项核心目标。布什在其第二任就职演说中,以及白宫2006年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集中讨论了在国外传播民主的问题,并启动了一系列旨在在全球范围促进民主的倡议。布什政府对华政策自然符合这一战略的意识形态框架。前副国务卿佐利克(Robert B.Zoellick)就曾在他那篇著名的讲话中声言,“中国需要和平的政治过渡,使政府向人民负责,接受人民的问责。”为了使“建立在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观上的(中美)关系”“根深叶茂、常青不衰”,美国要“为建立明日的民主中国而努力”。

不过,或许是由于共和党现实主义外交传统的内在影响,或许是由于需要应对更紧迫更重要的事项,意识形态因素最终并未主导布什政府对华政策议程。但意识形态考虑却使克林顿政府对华政策走过了一个轮回。在执政初期,人权与中国最惠国待遇挂钩的政策付出的巨大代价,迫使克林顿政府在第一任期后期重新强调安全与经济利益,从倾向人权一端转而在两端之间寻找平衡点。克林顿政府对华政策的演变表明,美国外交政策总体上是决策者在意识形态目标与安全和经济利益之间寻求平衡的结果。特别是在对华政策和中美关系上,美国必须不断地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在基于道德考虑的外交政策和优先考虑的地缘政治外交政策之间进行艰难的权衡和取舍。

实际上,美国对华发起意识形态攻势由来已久,试图按照它的模式改造中国的努

力几未间断。从最初传教士力求改变中国人的信仰和道德,到商人试图改造中国的经济体制,再到政治家谋求在中国建立代议制民主政府,以及人权组织重塑中国的人权观念,美国各种势力无不企图对中国施加影响,竟相致力于用美国文化改造中国,期望把古老的中华文明改造成西方文明的一部分,进而把中国纳入美国设计的自由国际主义体系。

生态安全战略(篇11)

美国核战略、态势分析的主要问题与思想基础 冷战的终结及“9・11”恐怖袭击事件极大地改变了全球安全环境,促使美国对安全领域的优先次序进行重新界定。如今,一方面,美国面临的首要核威胁已不再是来自拥有核武器国家的威胁,升级的核恐怖主义和核扩散被视为更重要的威胁;另一方面,美国决策层不重视核战略与核态势,仍奉行冷战思维,力求通过运用较小规模的核力量巩固其冷战战略。

原子项目(projict Atom)通过预测2017-2018年核不扩散机制发展进程,围绕两个核心问题对美国核战略和核力量态势进行分析研究:①2025-2050年美国应采取怎样的核战略?②为实现美国2025―2050年核战略,需要怎样的核态势为其提供支持? 原子项目采用了“竞争性策略方法”,该方法主要基于以下两个思想基础:①艾森豪威尔总统在20世纪50年代初启动“日光室计划”(ProjectSolarium),对共产主义采取相对温和的遏制战略,即主要通过增强经济实力和依靠核力量遏制共产主义。②2013年初,美国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提出“再平衡措施”,即根据《2011年预算控制法案》,通过“再平衡措施”削减美国军费预算。 此外,CSIS的研究人员认为,美国2030年以后的核态势与当前差别不大,可将2025--2050年作为一个框架体系进行整体研究。此外,该项目将以“设想的未来”而不是“可能的未来”作为2025-2050年美国核战略和核态势的分析基础。

2025-2050年全球核安全环境的界定

报告认为,对于2030年以后的全球核安全环境,美国作为世界首要军事强国,佐以强大的经济实力,仍将被视为全球稳定的基石以及国际秩序的主要塑造者;核武器在危机和冲突中将发挥重要的战略影响;预计2030年以后,世界将有9~11个核国家。 报告提出了2025-2050年全球核安全环境的两个判断: 判断一:在2025-2050年期间。核扩散将进一步加剧。 导致核扩散加剧的重要诱因之一在于美国的常规军事力量优势,这促使非核国家(例如朝鲜、伊朗、伊拉克、叙利亚和利比亚)寻求通过发展核武器。应对或抵消美国的强大军力。这还将促使一些与美利益相左的核国家(肯定包括俄罗斯,可能还包括中国)增加对核武器的依赖程度。尽管美国的常规军力优势在不断缩小。但其他国家仍然不可能在常规战争中打赢美国,核武器仍是抵消美国常规军事力量的“王牌”。

判断二:美国未能阻止核扩散,将导致美国的延伸威慑及其对盟国和伙伴国安全保证的可信度受到削弱。

美国延伸威慑和安全承诺的核心在于美威胁使用各种军事力量应对敌方针对盟国的核打击。然而,这一“意图声明”对于敌方以及盟国的可信度,取决于对方对于美国核能力和意愿的判断。 2025-2050年美国核武器的作用 美国核武器的主要作用在于慑止其他国家针对美国及其盟国使用核武器。任何国家与美同发生大,都有可能遭到核打击。不过,美国核武器的作用并非仅限于慑止核攻击,部分原因在于美国对于在何种情况下使用核武器始终保持“战略模糊”。美国曾在海湾战争时期较为明确地向伊拉克发出过核威胁,尽管其发出的隐含的核报复威胁所产生的效果受到质疑,但美国及其他核国家的核武器确实具有威慑作用。 核武器还是全球力量格局的关键要素。为所有国家之间关系的结构奠定基础。世界将因此被划分为核国家与非核国家两类,其中非核国家还包括那些“临界核国家”或“潜在核国家”,以及“核崇拜国”(通常包括朝鲜等同)。美国核力量与其他核国家之间的较量非常重要。自二战以来,无可匹敌的核力量一直是美国超级大国地位的重要保证。在2025-2050年期间,美国仍将保持这种核力量水平。

关于2025-2050年美国核战略的建议 制定具有针对性的核力量使用方案

自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建立“核恐怖平衡”以来,使用核力量的可能情形发生了很大变化。冷战时期被认为是“第一核时代”,这一时期,美苏两国在开展“冒险竞争”的同时仍对核升级抱有恐惧感。美国耶鲁大学教授布拉肯提出“第二核时代”,该时代以核背景下出现的地区竞争、教派冲突以及能源争夺等为特点。在“第二核时代”,美国在常规力量方面同样占据优势。当然,对手也在考虑如何通过使用核武器,迫使美国在危机或冲突中“退让”。例如,俄罗斯正在研发高精度、附带损伤小的千吨级以下的“极低当量”核武器。

因此,美国需要制定更具针对性的核力量使用方案,以应对各种类型的核攻击以及各类核升级。美国应研发和部署更具适用性的核武器,能够对敌方使用核武器的行为做出直接、适当的反应,促使对手认识到“不能指望通过使用核力量赢得冲突”。 美国前沿部署的核武器 美国除了在欧洲的5个北约盟国部署了200枚B61核弹之外,并未部署其他非战略核力量。美国海军水面舰艇不再携带核武器。美国虽然保持军事人员的前沿部署,但已经在很大程度撤除了原先针对主要对手的核武器“内环”部署。 在2025-2050年期间,延伸威慑仍然是美国核战略的重要目标,但具体方式可能会发生变化。正如2014年《四年一度防务评审》报告指出:“美国的核威慑能力为其可能遭受的核打击提供了终极保护,并通过延伸威慑确保其盟国免遭区域入侵。这种威慑也使美国有能力向潜在的核武器对手表明,他们不能借助武力升级而摆脱常规入侵的失败。”

生态安全战略(篇12)

投资者能够长期战胜市场。它表明投资者认为市场存在无效的地方,投资者可以通过对影响某种资产表现的因素进行预期,从而长期获得超额的投资利润,与它相对应的是积极的投资策略,如基本分析策略。

行为金融学不仅是对传统金融学的革命,也是对传统投资决策范式的挑战,它不完全肯定人类理性特别是完美理性的普遍性,而认为人类行为有理性的一面,同时也存在着许多非理性的因素。行为金融理论基于人们的实际决策并不能遵从最优决策模型,将心理学融入到金融学之中,从微观个体的行为、心理和社会动因来了解和研究证券市场中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一套更加符合金融市场实际的投资行为模型和投资策略。

证券市场上的各种异象以及非理性繁荣或恐慌,既反映了市场的非有效性,也为投资者提供了战胜市场的投资策略。行为金融学实践家巴菲特、索罗斯、泰勒等利用市场运行的特点和投资者普遍的心理特征,各自有着独特的投资理念和投资策略,因此拥有了战胜市场的秘密武器。

随着行为金融理论的发展,行为投资策略越来越成为一些职业投资管理人所运用。具体而言,目前的行为投资策略主要有逆向投资策略、惯性投资策略、成本平均策略和实际分散策略,小盘股投资策略和集中投资策略等类型。随着人们对市场认识的不断深入,许多基金和投资公司已开始在其业务中运用行为金融学的投资策略来指导他们的投资活动。据统计,美国超过700亿美元的投资资金都是运用行为投资策略,甚至连主流的基金经理人也开始采用行为投资策略。

行为金融理论的迅速传播,以行为投资理念为指导的证券投资基金已从欧美地区流行到亚洲地区,这些基金公司为避免非理性投资行为,通过计算机动态数量分析模型,为投资人构建资产组合,以避免受到人的非理性的干扰,追求资产的长期增值。

(本文摘自《行为金融学》P.251)

《汇丰帝国》

作者:刘诗平

中信出版社

2010年8月

荐读理由:本书通过对汇丰百年跌宕起伏历史的梳理,讲述了一个每每与香港及中国内地重大事件相连的本地英资银行的成长往事;同时也讲述了一个成功者的故事,一个幸运地在香港土壤里发芽,在“曰不落帝国”庇护下成长,在汇丰大班苦心经营并准确判断下发展壮大的成功者的故事――并从中探寻了汇丰在中国及全球的发展脉络及“称霸”踪迹,揭示了其在时代变迁和世事沉浮中基业长青的秘密。历史是本教科书。或许,汇丰140多年的成长故事,可以使我们从一个侧面体悟到它独特的成功之道。

《产业安全的生态预警机制研究》 作者:许芳刘殿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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