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2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712 （2014） 04-0000-01
会计信息质量指的是会计信息满足信息使用者需求特征的总和。会计信息质量不同于普通产品，它很难利用技术来衡量。当前，世界各地都十分重视会计信息质量，经济一体化与国际化步伐加快，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正逐步展开，改革步入了全面、深化的重要阶段，全社会都在呼吁“以诚信为本”、一致抵制“作假”，在这样的国际形势下，由政府有关职能部门联合安排专家举办专题讨论，意在设立我国的会计信息质量特征标准体系，非常必要。
一、财务会计信息质量特征体系
1989年，美国FASB提出了SFAC No.2会计信息质量的特征框架。该框架得到了我国学术界的肯定。因而，我国在建立管理会计信息质量特征体系时，借鉴了该框架的逻辑结构。此约束条件、总体质量特征、限制标准、关键质量特征以及次级质量特征等组成了此框架。
（一）财务会计信息质量特征体系的构成要素说明
1.真实性。会计信息是否真实决定着会计信息是否满足使用者的需求。真实性是会计的灵魂，它包括真实反映客观的意义。真实性亦是所有会计工作的基本标准。会计工作所提供的信息不只是公司投资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提出经济对策的根据，还是国家进行宏观经济管理与维持市场秩序的主要信息出发点。若会计信息没有真实客观的反映企业的经济状况，不但不能满足信息接收者的需求，而且会误导信息使用者，从而做出错误的决定，使得经济利益受损。因此，通过对信息进行统计分析、审计验证、财务检查后，信息质量才使人们放心。
2.合规性及其次级质量特征。合规性是会计生命的保证。在我国，法治的历史经历了漫长的时期，所以，“规矩”已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因此，不管是鉴定会计信息质量或者是检查评价会计工作，都需要法律法规的维护。
3.公正性及其次级质量特征。维持会计真实的另一基础是公正性。会计信息的公正性也是会计信息生命的保证。企业是利益相关者的协议总体。不同的利益相关者有不同的利益目标。会计信息需要客观反映企业的经营活动，不可以从主观的角度出发来达到其要求，使得一些使用者受益、一些使用者受损。企业会计要兼顾不同的利益相关者，所以财务会计信息必须具有公正性的特点。
4.相关性及其次级质量特征。相关性是展现会计信息使用者需求的属性，简而言之，指会计人员给出的会计信息和接收者所作决策的关系，或者是会计信息对其使用者所作决策造成的影响力度。相关性还需要及时性、预测性、反馈性等特征来衬托。
5.经济上收益须大于成本。因为所有的项目，只有收益比成本高时才值得实行，某个会计信息是否值得提供，首先要满足此限制条件。
6.重要性。若某个会计信息的省略和误报会对信息使用者做出决策造成影响，我们认为，它就具备重要性，并且重要性取决于造成错误的大小。可以看出，会计信息的重要性是非常关键的。
（二）财务会计信息质量特征体系中不同层次特征的作用与协调
建立以真实性特点为中心的财务会计信息质量特征体系，还取决于对会计选取的历史演化做出的判断：会计真实性历经了个别选择、社会选择、行业选择、国家与国际选择五个阶段。制度及文化的共同作用形成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制度运作与制度文化作用分别塑造了会计信息的合规性与公正性。
二、管理会计信息质量特征体系
（一）管理会计信息质量特征体系的构成要素
其约束条件和限制性标准与财务会计信息质量特征体系一样，判断管理会计信息是否值得供给，关键在于其经济性与重要性程度。
1.相关性。相关性与决策有关，具有改变决策的能力。相关信息是指与正在进行的项目具有某种联系的信息。信息的相关性有三种表现形式：影响目标、影响理解与影响决策。相关性也需要及时性、预测性、反馈性等特征来相衬。及时性指会计信息对决策有用时，能被使用者占有。会计信息预测性的作用在于供应提升决策水平所必需的发现、分析、解释差别，从而减小不确定的信息。反馈性指的是会计信息可以让决策者确定或改正以前决策时的预期成果。因此，及时性、预测性、反馈性都对决策者决策有帮助。
2.清晰性。清晰性注重信息的可理解性、组织性与综合性。它要求财务报告要以简洁明了的表达手法会计信息，来加强使用者对信息的理解能力。对于一些对使用者决策有利的复杂项目，不能因为使用者难以理解而将其从财务报告中除去，否则会破坏信息的完整性。
3.可比性。可比性要求不同的企业或者相同企业的不同阶段进行会计信息的比对，比较的目的在于发现不同之处，来判断优劣与发展方向。具有可比性的会计信息是经济国际化与全球化的需求，会计的国际差异阻碍了经济国际化的发展。因此，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建立了专门委员会着手探究与提升财务报表的可比性。这些都在证明，将会计信息的可比性作为质量特征，是完全符合标准的。
（二）管理会计信息质量特征体系中不同层次特征的作用与协调
相关性特征是会计信息质量特征体系中最核心的要素，是总体质量特征；及时性、预测性、反馈性是关键质量特征，用来保证相关性特征的实现；清晰性、可比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管理会计信息的总体质量特征和关键质量特征。
三、结束语
会计信息质量特征与经济活动、会计环境的变化密不可分。它能够反映主体价值运动的经济信息，是对经济事项的解说，其基本形式是数据和定义或者数据与说明，其实质是会计管理性劳动的产品。会计信息符合信息使用者需要的特征总和就是会计信息质量。会计信息质量特征的动态性与相关性对合理利用会计信息，积极发挥会计信息的作用有深远意义，同时，也提高了我们对会计信息质量特征研究的兴趣。
参考文献：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飞速发展。科技与创新的时代背景下，政府财务会计改革有效的促使国家经济稳定快速发展。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利用政府职能，掌握财务会计信息质量的特征，为经济的发展做出做好的决策，从而推动国有经济的发展。
二、政府财务会计信息质量特征的基本概念
政府财务会计是一个为政府提供信息的系统，以货币的形式对特定主体经济资源的数量、经营状况、权益关系等进行动态和静态的财务分析。它反映出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状况，通市场上信息的统计分析做出更可靠的经济发展决策。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现行预算会计制度的明文规定，政府财务报告信息质量特征主要包括真实性、相关性、可及时性、有用性等[1]。
（一）财务会计质量的真实性
财务会计信息的真实性是指会计信息准确的揭示政府各项经济活动的内容。真实性是会计信息的生命，没有真实性会计信息的相关性就会削弱，严重的还会贻害社会和广大公众，损害广大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会计信息的真实性是相对的，主要是因为会计信息是经济的会计反映，会计信息的反映既与会计人员的素质、能力、经验、品德等有关，又与会计准则、制度、程序、方法等紧密相连。政府财务会计信息的真实性直接决定了其经济发展的状况，从而体现出人们的生活水平。
（二）财务会计信息质量的相关性
政府会计质量的相关性要求财务会计信息要符合国家经济宏观调控管理的要求，政府在进行会计信息处理的过程当中，要结合实际情况，不断挖掘会计信息，确保会计信息能够满足各方面的需要。同时政府利用政府职能建立起一个有效的财务会计信息系统，通过这个系统来反映市场上各主体经济经营的状况，使得政府能够掌握相关的信息，便于作出正确的决策。
（三）财务会计信息质量的及时性
及时性是指会计报表的编制、报送要及时。会计信息的及时性是信息质量的重要要求，随着经济的发展，信息使用者对信息的及时性要求越来越高，尤其是高新技术产业企业的管理迫切要求及时得到实时信息，每年报送一次并且在年度终了若干时间后才报出的传递方式，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反映经济发展的会计信息是经常变化的，要求企业在发展过程的一定阶段应披露会计信息，因为人们认识经济业务在该阶段的特征是有效的，过时的信息是无效的。
三、政府财务会计信息质量特征现状
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为了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中求得发展，政府单位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在没有达到预定效益的情况下利用政府特有的权利来搞特殊化，政府内部自我约束能力差，在会计统计管理上随意，过分的追求数字政绩，从而使得政府财务会计信息失真。在一些重大政策出台的时候，喜欢钻空子，爱出头，往往采取“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应对办法，对政府财务信息披露的不充分，不能利用正确的价值观来看待问题。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计算机信息化时代的革新使得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普遍应用到计算机信息化技术[2]，计算机信息化技术多样化的发展，促使了政府要加大财务会计信息质量的管理水平，而有些地方政府的财务会计质量信息化单一，不能及时的对经济的发展状态做出合理的评估，从而失去财务会计信息质量的价值。
四、提高政府财务会计信息质量的措施
（一）建立健全的法治
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社会经济体指多样化发展，有统一的规章制度是经济稳定快速发展的保障。俗话说“无规矩不成方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建立健全的法律法规去约束在市场经济上的成员依法活动的根本所在，也是建设法制社会的必然要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要加强法律法规的建设力度，做到依法发展、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政府对会计信息的处理与披露作出规范时，应保持中立、客观、公正的立场，合理地进行信息评价，减少信息的不对称，为财务会计监督创造良好的环境。
（二）建立网络信息化系统，
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计算机技术已经普及到人们日常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了。网络化的会计信息系统有助于政府财务会计信息[3]的核算更加透明，更方便快捷，利用计算机技术不断完善财务会计信息管理系统，从而实现政府财务会计信息的有用性。
（三）提高政府财务会计人员的职业道德教育
作为政府财务会计信息的直接管理者要不断提高自身的职业道德素质，加强对科学知识的学习，不仅要熟悉国家的法律法规，同时还要不断创新，利用现代化的管理方法对政府财务会计信息做到透明和规范。
五、结语
随着经济不断发展，国际化合作水平不断提高，加强各省市经济合作是我国经济走向国际化发展道路的必然趋势。政府财务会计信息质量反映出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在不断发展的数字化时代，提高政府财务会计的信息质量，利用科学的管理方法，建立健全的法律法规来约束政府，不断提高管理人员的道德涵养，从而使政府财务会计信息面向大众，使得经济能够更好更稳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池昭梅.政府会计信息质量特征体系研究[J].财会通讯， 2010，06（16）：33―34.
中图分类号：C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01-000-02
一、引言
基于地理、文化、历史、经济等各种因素，一个国家的人口普遍具有与其相对应的人口特征，而人口特征与一个国家的方方面面均存在着联系，尤其是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其中：人口基数、综合素质、年龄结构、人口的流动性、人口性别比、人口的区域性分布、人口城镇化等方面因素，均与国家的经济发展有着极为直接的关系。
二、人口基数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人口基数的大小直接关系着经济发展的模式、规模以及速度。就我国来说，中国人口基数庞大，一方面对资源消耗的需求旺盛，需要与之相匹配的资源供应，这对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资源、能源成本具有较大的压力，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庞大的人口基数，却为国家经济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人口。一般而言，对于粗放型、劳动密集型经济，尤其是较为低端的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外向型经济而言，能为其提供源源不断的劳动力，具有明显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对产业的发展，具有较大的促进作用。中国自改革开放起，巨大的人口基数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劳动力，而中国的经济发展也分享了庞大的人口基数红利，劳动力供给非常充足，而劳动力的价格非常低廉，生产制造的人力成本较低，产品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但这样的人口红利需要与之相对应的经济发展模式，才能显现出它的优势，在外向性的加工制造型经济模式中，这种人口红利就具备了特定的条件和基础；但是，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以创新型的高科技或金融服务等高端产业为主要特征的发展模式，那么，这种庞大的人口基数对于创造人口红利的优势，将不复存在。如：美国有3亿多人口，经济以高科技，金融服务等高端产业为主导，其经济总量是中国经济的2倍；而中国人口基数13亿，比美国多出10亿，但经济发展过度依赖外向型的加工制造产业，且经济规模虽然快速提升，但仅相当于美国的1/4(是指提升速度还是其它？)，所以，人口基数对经济发展的红利因素也仅限于特定的经济模式。抛开经济发展模式，单纯谈人口基数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将无从谈起。
三、人口年龄化结构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人口的年龄化结构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与人口基数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有着一定的关系，人口基数庞大可提供大量廉价的劳动力，但如果人口基数中人口的年龄化结构不合理，这种庞大的人口基数红利也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这中间最主要的就是老龄化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本质是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协调统筹问题。[6]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13亿人口中，年龄超过60岁的人口比例已经达到13.26%之多，已经步入老龄化社会。老龄化进程加快，说明劳动力人口在相应减少。虽然从绝对数而言，中国的劳动力仍将在一定期限内，具备人口红利的巨大价值。但是，我国在经济不发达，人口基数很大的情况下，在很短的时期内进入老龄化社会，会带来“生之者寡，食之者众”的问题，社会保障、社会负担增加，对经济发展带来不利影响。对于人口基数相对较小的国家来说，老龄化人口比重过大，将直接造成劳动力人口不足，社会成本支出过大，经济发展速度放慢。
类似的，对经济发展产生影响的人口特征，还有人口的性别比。就对经济发展的直接贡献来说，男性劳动力比女性劳动力有一定的先天优势，性别比的失衡，会产生一定的社会问题，容易造成后续新生劳动力的不足或延缓新生劳动力的供给。对经济的发展产生持续而长远的影响。
四、人口的综合素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我国的人口基数庞大，但综合素质或人均素质不高。人口基数庞大，但综合素质较低，那对于宏观的经济发展而言[1]，只适合劳动密集型产业，只有劳动密集型产业才需要大量的低端劳动力，对劳动力的素质要求较低。对于高附加值，高科技含量，金融服务等高端产业而言，则需要大量的高素质人才，才能满足这些高端产业的发展需求。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我国正是基于大量的低素质劳动力人口，创造了快速发展的规模庞大的外向型加工制造产业。而外向型加工制造产业也成为我国经济发展初级阶段的主导产业。虽然我国的人口素质近几十年来一直呈现快速提升之中，但相对于如此庞大的基数而言，总体的素质提升仍然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如上所述，人口的综合素质因素直接影响着一个国家的产业发展方向和发展模式。
五、人口的区域性分布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直观的结果就是，人口分布相对集中的区域劳动力相对更为充足，反之则劳动力缺少。但这一结果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也只能建立在一定的主观和客观条件之下进行分析[2]。如果对应的产业资源不足，过多的劳动力人口会对经济发展造成负面影响，如在我国的四川、河南等人口过多的省份，以及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劳动力人口充足，但可供分配生产资源不足，就造成了劳动力过剩，人口红利变成了人口负担，对经济发展形成不利影响。如将这些过剩的劳动力人口，流动到沿海生产制造产业相对集中、发达的地区，这些过剩的劳动力人口就能发挥应有的价值和作用，对经济发展形成正面的提升和促进作用。同时，如果按照国家统一部署的产业结构调整规划，将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西部等经济欠发达地区转移，充分利用这些地区的劳动力资源，对经济的平衡发展，将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人口流动是主观人口分布的最主要因素[3]，人口流动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可分配生产资源的再次分配，通过人口流动促进生产资源的合理分配，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人口流动是“势利经济”(人的趋势性和趋利性导致的人员向易于产生财富的时间，地点集中的经济行为)造成的一种合理的人口分布策略。人口流动较为集中的区域通常经济活力强，经济发展快；如果一个国家的人口流动出现区域均衡的状态，则说明一个国家整体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为均衡。流动人口的地区分布决定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化水平。
六、人口的城镇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城市化是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主要方向，城市化进程也基本上是各国经济发展中最主要的一条发展脉络，人口的城镇化速度越快，经济发展的进程和速度同样也会加快，反之经济的快速发展也会加快人口的城镇化进程[4]。人口城镇化的比重加大，对经济发展很显著的一个促进作用就是城市人口越多，商品的消费量也就越大，国家的财政收入也就越大，消费增加对经济的巨大贡献就很容易表现出来。目前，中国的经济主要依赖劳动密集型的外向型经济，投资、出口、消费三驾马车拉动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但三驾马车以出口和投资所占比重较大，而消费是三驾马车中最弱的一匹，之所以最弱，是因为人均可支配收入过低的原因，我国目前城市化人口比例较小，农村人口比例大，而农村人口总体来说收入低，消费能力差，从而导致整个社会消费能力不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对于我国来说，推进城市化是经济发展一个根本性问题，只有加快城镇化建设，才能为经济发展提供可持续的保障。
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经济已从卖方市场时期进入了买方市场时期，卖方市场时期是生产能力满足不了人们的物质需求的时期，在这样的时期，要发展经济，主要是提高生产能力，来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一个国家进入买方时期后，要想达到财政收入的最大化，社会就业量的最大化，就必须寻求商品消费量的最大化。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仍有6亿7千多万农村人口，农村人口消费能力低，严重制约着我国商品消费量向最大化发展。同时，在农民身上存在着自产自消的行为，而这些自产自消的物品，因为不是通过货币购买消费的，因而不是商品消费，产生不了商品消费的作用，从商品经济的角度上，称农民自产自消的物品为“无效消费品”。
七、总结
人口特征的差异性与经济发展的结果存在着密切的必然关系，结合全世界各个国家的人口特征分析，以上所述的结论同样存在，这是宏观经济学中人口特征对经济发展的最主要的影响因素。但从微观层面而言[5]，基于客观条件不同，以及各国历史，文化，传统的不同，上述人口特征在不同条件下所产生的作用也会存在着略微不同的结果。这个结果不影响宏观研究的结论，但却可以从细节处加强人口特征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全面性研究和导向性研究。本文就微观层面和特定层面的人口特征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就不多作分析，上述仅从宏观角度对人口特征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做粗浅分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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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论文分析了新经济条件下煤炭经济运行的主要特征,进一步探讨了这一运作特征对煤炭成本管理在预测、控制、核算、分析及考核方面造成的影响。管理学论文有很多类似参考供大家学习。欢迎前来研究学习。 新经济因素对煤炭成本管理的影响 在新经济环境下,生产条件的变化、高技术的运用,给煤炭企业的生产经营环境带来很大震动,特别是对成本和费用的管理影响至深。本文将透视笔者所在煤炭企业经济运行的特征,探讨煤炭成本管理的发展。 一、新经济条件下煤炭经济运行的特征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进步,与之互动的煤炭经济运行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并具备以下特征: (一)生产自动化程度越来越高 煤炭企业近几年在生产技术上发生了重大变革,其主要特征是生产者的自动化运用程度提高,计算机辅助设计、制造,生产安全监控技术投入,技术含量高的采掘机械广泛使用,在产量规模扩大的前提下,产品成本大幅度降低。 (二)产品个性化特征越来越明显 煤炭企业一直被认为是单一产品企业,地质赋存的资源决定着企业的发展。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深入,每个客户对煤炭产品的性质要求不尽相同,企业根据客户对煤炭产品的特殊要求,经过采、洗、储后,进行资源的配置,量体裁衣,最终达到客户对产品的需求。近几年配煤技术不断发展,煤炭产品个性化特征变得很明显。 本论文分析了新经济条件下煤炭经济运行的主要特征,进一步探讨了这一运作特征对煤炭成本管理在预测、控制、核算、分析及考核方面造成的影响。管理学论文有很多类似参考供大家学习。欢迎前来研究学习。 新经济因素对煤炭成本管理的影响 在新经济环境下,生产条件的变化、高技术的运用,给煤炭企业的生产经营环境带来很大震动,特别是对成本和费用的管理影响至深。本文将透视笔者所在煤炭企业经济运行的特征,探讨煤炭成本管理的发展。 一、新经济条件下煤炭经济运行的特征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进步,与之互动的煤炭经济运行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并具备以下特征: (一)生产自动化程度越来越高 煤炭企业近几年在生产技术上发生了重大变革,其主要特征是生产者的自动化运用程度提高,计算机辅助设计、制造,生产安全监控技术投入,技术含量高的采掘机械广泛使用,在产量规模扩大的前提下,产品成本大幅度降低。 (二)产品个性化特征越来越明显 煤炭企业一直被认为是单一产品企业,地质赋存的资源决定着企业的发展。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深入,每个客户对煤炭产品的性质要求不尽相同,企业根据客户对煤炭产品的特殊要求,经过采、洗、储后,进行资源的配置,量体裁衣,最终达到客户对产品的需求。近几年配煤技术不断发展,煤炭产品个性化特征变得很明显。 (三)销售市场化范围越来越宽广 煤炭市场从单一计划经济走出后,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内涵。跨行业、跨地区扩大销售范围,一户一策的销售策略,依据成本制订的多样价格等诸多市场要素,要求我们利用成本的优势合理准确地反映出产品投入与产出的关系,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取更多的份额。 (四)经营一体化进程越来越快 由于经济资源在一定区域中的流动和组合,资源的配置不再受体制、地区的限制。企业的重组实现了生产经营的区域化,企业的资本、人力、技术的流动化,使生产经营活动突破了空间的一定限制,可以使同样的资金投入取得的最佳经济效益,也使成本要素得到最佳配置。 (五)管理信息化交流越来越便捷 网络技术和数字计算技术大规模的应用,技术信息和管理信息相互结合,形成了有效的信息群。信息的生成、使用、交流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企业的决策者可以很快将信息尽在掌握中,对生产经营管理进行适时决策。 二、煤炭成本管理的发展 新的经济条件下煤炭企业经营运作特征,必将影响煤炭成本预测、控制、核算、分析、考核的管理。这主要表现在: (一)成本管理理念的更新 在新经济环境下,企业树立战略成本管理的新观念。所谓战略成本管理是指在增强企业竞争力的同时进行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265（2017）03-0003-05
信贷市场上广泛存在借贷双方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由此产生了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造成交易成本的上升和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低下。从宏观上讲，如果不能有效地控制违约风险，将对信贷市场的存在和发展造成不利的影响，甚至导致信贷市场的萎缩，因此需要建立征信体系以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在现有文献中，对征信理论的研究主要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出发，以信息不对称、交易费用和博弈论等理论为基础去解释征信的产生、发展和功能等问题。本文对征信理论基础问题追根溯源，以金融发展为背景，从金融中介理论出发来阐释征信的本质特征，在这一理论框架下，分不同的侧面利用规模经济理论、公共产品理论对征信基础理论问题进行剖析。
一、征信的产生源于信息不对称
古典经济学通常假定信息是完全的，市场竞争是充分的，可以自动达到一般均衡，因此在理想的金融市场中，金融中介因失去功能而变得多余。然而，信息不对称在现实中长期存在，从信贷领域而言交易双方难以达到信息的完全共享。这样贷款者很难依据风险程度确定利率水平，而只能根据借款者的平均风险水平确定利率，从而使高风险者获益而低风险者受损，产生“逆向选择”问题。而且，“道德风险”也难以避免，主要表现为拖欠债务等失信行为。从总体上讲，信息不对称提高了金融市场上的交易成本、降低了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
为解决信用交易中信息不对称的问题，需要以可负担的成本建立信息的收集、甄别和共享机制，提高获取信息的数量和质量，增加交易双方的信息透明度。征信作为专业提供信用信息服务的行业应运而生，成为市场经济特别是金融领域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征信对于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节约社会交易成本和提升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具有显著效果（见图1）。
从微观上讲，通过信用信息的共享可以降低授信人决策时的信息收集成本，提高对受信人的了解程度，完善交易前的筛选机制，提高根据风险决定利率水平的定价能力，从而降低逆向选择的程度。而且，信息的共享和长久保存使得交易双方的一次交易变成受信人与整个社会在存续期间的重复博弈，完善了对违约者的事后惩戒机制，降低了违约概率，也就相应地降低了道德风险，减少了对贷款人的事后监督成本。从宏观上讲，征信在整体上具有明显的正外部性，完善的征信体系可以提高守信者交易成功的概率，提高失信者参与交易的成本，从而构建“守信激励、失信惩戒”机制，帮助市场上每个交易主体养成良好的信用习惯，提升整个社会的信用水平。
二、征信的本质是金融中介功能的分离与专业化
金融中介是处于资金需求方与供给方之间买卖金融资产的机构。抽象地讲，金融中介是与金融市场相对应的、促进储蓄向投资转化的基础制度性安排（见图2）。金融中介理论围绕金融中介为何产生、如何发展以及在经济金融发展中的作用展开研究，在不同历史时期取得丰硕的研究成果。
19世纪以前，“信用中介论”占据主导地位，认为金融中介是“存款人的集中”和“贷款人的集中”，具有“信用创造”和“资产转换”的功能。信息经济学的发展推动金融中介理论成为20世纪70年代金融理论的热点，由于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逆向选择”促使资金富余者将资金委托给专门从事信息生产的人或者机构来从事放贷业务，这样就沿着“信息不对称――逆向选择――将资金委托给从事信息生产的人（机构）”的逻辑更加有力地阐明了金融中介存在的理论基础。在此基础上，美国经济学家戴蒙德于1984年提出“贷款者委托金融中介机构对借款者进行监督（贷前和贷后）”，从“防范道德风险”和“降低交易成本”的角度进一步论证了金融中介的功能。
回顾金融中介理论可以发现，通过信用信息的归集、加工和应用来开展信贷活动、防范信用风险是金融中介存在的重要原因。换个角度讲，金融中介是资金流、信息流共同汇集的中心和节点，以此也可以体现金融是现代经济核心的地位。在经济金融化、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程度不断提升的背景下，金融中介的l展使得资金流动高度契合了物流、信息流的要求，助推社会资源以高效快捷的方式进行配置，满足了实体经济发展的需要，并推动社会经济进入一个新的发展形态。金融中介需要处理的信息数量日益增多、结构日益繁杂而且效率需要成倍提升，客观上就产生了将信息收集、整理和加工环节分化出来，成立专门的信息服务类机构的现实需求。从这个角度讲，征信机构可以视为金融中介中专门从事信用信息服务的类别，是对信用信息服务功能的强化，是通过提供信用信息服务而优化金融资源配置，进而服务于实体经济发展的细分行业。因此，征信机构作为金融中介的组成部分，既具有金融中介所具有的共性特征，又作为信用信息服务机构具备独有的特征。
三、征信的核心特征
（一）征信行业发展具有规模经济特征
征信行业具有不同的发展路径，具体可分为政府主导型、市场主导型和混合型三种模式，在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都已经建成完善的征信体系。无论发展模式如何，征信机构在信用信息的采集、加工、共享和对外提供服务的过程中都呈现出显著的规模经济特征。在各国的征信系统建设初期，需要投入巨大的资源，因此准入门槛较高；发展成熟阶段成本降低而收益明显提升（见图3）。主要原因在于征信行业具有网络经济的性质，一旦信息提供者和信息使用者之间形成完善的信息共享平台，构成双向的信息流网络，需要继续投入的资源和维护成本较低，同时随着征信产品应用者的增多所带来的收益不断增长，呈现出显著的规模经济特征。
在美国、英国等市场主导型国家的征信行业发展初期，征信机构众多，规模较小，经营覆盖的区域较窄，在经历了100多年的兼并重组和优胜劣汰之后，形成现在少数机构垄断征信市场的格局。对于征信行业后发国家而言，在发展初期需要较大规模的投资去购买信息存储和处理设备、雇用征信专业人才、架设信息输送网络以及开发征信服务和产品。这一阶段，由于需要采集的信用信息数量巨大，社会认可度较低导致征信产品的使用率不高，收益远远小于成本，市场主体缺乏进入征信行业的实力和动力，大多数是由政府和行业组织等机构出资建设公共征信平台，完成征信制度建设、基础信用信息收集和征信市场培育等基础性工作。基础性工作完成后，征信行业开始进入快速成长的阶段，此时收集数据、架设网络和培育市场等成本大幅下降，信用信息的数量、更新速度和应用领域在逐步扩展。这一阶段，大量专业化的社会征信机构逐步出现，征信机构的构成从单一的公共型向公共型与社会型并存的格局发展。在信息主体的相关信息已经实现全面共享、数据更新机制比较成熟、应用领域比较广泛和社会信用机制已经比较完善之后，征信市场开始进入成熟的阶段。这一阶段，在规模经济和正外部性的作用下，征信行业的投入呈现出规模报酬递增的特征。此时，征信机构的实力更强，征信产品和服务呈现出更加明显的多样性、专业性、个性化等特征。
由于征信行业具有网络经济和规模经济的双重特征，在征信市场发展的任何阶段进入成本都比较巨大，特别是到了成熟阶段，即使有新的进入者也只会增加成本而不会带来更多的效益。因此，征信市场上一般只能存在一个或者少数几个市场主体，表现出自然垄断的性质。目前，世界范围内征信业发展的高度集中也在实践上印证了征信业的自然垄断性。
（二）征信产品具有准公共性特征
公共产品是私人产品的对称，指具有效用的非分割性、消费的非竞争性和受益上的非排他性特征的产品，是那些能够为绝大多数人共同消费或享用的产品和服务。现实生活中，并不是所有的公共产品都能同时严格地满足以上三个特性，如果能够全部满足叫作纯公共产品，比如国防、公安和司法等方面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如果三个特性皆不满足是纯私人产品，这方面例子最多，比如衣服、食品等仅供个人消费的物品。介于二者之间，既具有公共产品属性，又带有私人产品性质的为准公共产品。
首先，从效用上看，征信产品不是提供给某一特定的y行、企业或者个人的，而是可以面向整个社会共同提品和服务；而且从消费环节看，征信产品具有联合消费的特点，任何信用信息需求者均可获取所需要的信息而不会影响其他使用者的效用。其次，征信产品的消费具有非竞争性。只要获得许可，在征信系统运转良好时，一个消费者查询某个信用主体的信用报告时，都不能排除其他人同时查询同一主体的信用报告，同时也不会因此减少其他人享用该信用信息的数量和质量。而且，随着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征信系统的功能更加强大，增加一个用户的边际成本几乎为零。第三，征信产品在受益上具有排他性。也就是说，征信产品一般按照谁付款谁消费的原则运营，将不付费的主体排除在外。可见，征信产品不是纯公共产品，而是既带有公共产品特性又带有私人产品特性，在消费上具有非竞争性、效益上可以定价且技术上可以实现排他性的准公共产品（见表1）。
（三）征信体系具有明显的正外部性
外部性的概念是由马歇尔和庇古在20世纪初提出的，指一个经济主体（生产者或消费者）在自己的活动中对其他主体的福利产生了影响。完善的征信体系具有较强的辐射作用，能够显著地促进信贷市场的稳健发展和金融体系的稳定，而且能够提升信贷可获得性，推动金融普惠，促进信贷市场发展与经济增长，在此基础上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提升整个社会的信用程度，可见征信体系具有明显的“外溢效应”，或者称为显著的“正外部性”。
具体地讲，征信体系覆盖的经济主体越多、信息内容越完整且应用的范围越广泛，那么征信体系的作用就越大，也就是对于信息主体评价结果的影响力就越大，外部性的影响也越大。换个角度讲，由守信主体构成的信用网络规模越大、以征信体系为基础的信用交易越频繁，那么征信体系的重要性越高，地位越重要，发挥的正外部性作用越明显。相反，由失信者组成的团体越大，信用交易的规模和范围越小，那么征信体系就越不重要，甚至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因此，充分发挥征信体系的正外部性，减少甚至消除其负外部性，促进社会成员普遍建立信任感、不断完善“守信者处处受益、失信者寸步难行”的社会机制，将显著提升整个社会的信用水平。市场经济是以信用为基础的经济形态。历史和现实的经验表明，市场经济越发展就越要求诚实守信，信用的价值就越高。市场经济的发展如果缺乏信用，就会影响经济主体的活动范围、频率、深度，减少商品交换规模或者延缓交易，进而严重影响社会的投资和消费，拖累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因此，征信体系正面的辐射作用越强大，社会的信用水平越高，越有利于市场机制建设，进而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
四、征信有利于金融资源的合理高效配置
实现金融资源的高效配置和金融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完善的征信体系作为基础，以降低交易成本和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从微观层面看，征信产品和服务可以帮助交易对手了解信息主体的信用状况；从中观层面看，征信体系是金融行业的重要基础设施，可以用于防范信用风险，维护金融体系稳定；从宏观层面看，以征信体系为基础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可以推动行业信用建设和提升政府部门的行政管理能力，提升社会诚信水平。然而，金融资源在配置过程中追求利润最大化，具有马太效应，表现出“嫌贫爱富”的特点，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受到不同程度的金融排斥。如果用长尾理论曲线来描绘（见图4），金融机构比较多地关注曲线的“头部”，而将处于曲线“尾部”的弱势群体排斥在外，也就是说金融市场具有典型的“二八定律”特征。征信体系的存在能够为中小企业、贫困人群建立信用档案，帮助金融机构降低向弱势群体提品和服务的成本，推动更多的金融机构开发针对弱势群体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有效拓展金融机构服务的广度和深度，在整体上提升金融服务的覆盖面、可得性和满意度，进而提升普惠金融的发展水平。
在利率市场化改革加快推进、互联网金融加速发展的新形势下，金融行业对征信产品的要求已经不再局限于原始的信用报告，而是在精细化营销、个性化服务和批量化处理等方面寻求更高级的征信服务。同时，随着经济金融的快速发展，征信服务的需求者已经不再局限于传统的银行类金融机构，而是扩展到证券、保险、电子商务、公用事业、企业雇主和消费者个人等群体，这些都为我国征信市场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从供给角度讲，大数据、云计算和区块链等新兴技术也为征信行业的发展提供了海量和多样化的数据、高效的数据处理模式和便捷的服务渠道，从而为征信业务升级和服务领域拓展提供了技术支持。总之，征信体系已经成为现代金融体系的基石，对促进金融结构演进、金融功能强化和普惠金融发展具有支撑作用。展望未来，征信体系建设应该顺应金融发展的需要，以征信基础理论为指导，促进金融资源的合理高效配置，服务于实体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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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论文分析了新经济条件下煤炭经济运行的主要特征,进一步探讨了这一运作特征对煤炭成本管理在预测、控制、核算、分析及考核方面造成的影响。管理学论文有很多类似参考供大家学习。欢迎前来研究学习。 新经济因素对煤炭成本管理的影响 在新经济环境下,生产条件的变化、高技术的运用,给煤炭企业的生产经营环境带来很大震动,特别是对成本和费用的管理影响至深。本文将透视笔者所在煤炭企业经济运行的特征,探讨煤炭成本管理的发展。 一、新经济条件下煤炭经济运行的特征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进步,与之互动的煤炭经济运行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并具备以下特征: (一)生产自动化程度越来越高 煤炭企业近几年在生产技术上发生了重大变革,其主要特征是生产者的自动化运用程度提高,计算机辅助设计、制造,生产安全监控技术投入,技术含量高的采掘机械广泛使用,在产量规模扩大的前提下,产品成本大幅度降低。 (二)产品个性化特征越来越明显 煤炭企业一直被认为是单一产品企业,地质赋存的资源决定着企业的发展。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深入,每个客户对煤炭产品的性质要求不尽相同,企业根据客户对煤炭产品的特殊要求,经过采、洗、储后,进行资源的配置,量体裁衣,最终达到客户对产品的需求。近几年配煤技术不断发展,煤炭产品个性化特征变得很明显。 本论文分析了新经济条件下煤炭经济运行的主要特征,进一步探讨了这一运作特征对煤炭成本管理在预测、控制、核算、分析及考核方面造成的影响。管理学论文有很多类似参考供大家学习。欢迎前来研究学习。 新经济因素对煤炭成本管理的影响 在新经济环境下,生产条件的变化、高技术的运用,给煤炭企业的生产经营环境带来很大震动,特别是对成本和费用的管理影响至深。本文将透视笔者所在煤炭企业经济运行的特征,探讨煤炭成本管理的发展。 一、新经济条件下煤炭经济运行的特征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进步,与之互动的煤炭经济运行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并具备以下特征: (一)生产自动化程度越来越高 煤炭企业近几年在生产技术上发生了重大变革,其主要特征是生产者的自动化运用程度提高,计算机辅助设计、制造,生产安全监控技术投入,技术含量高的采掘机械广泛使用,在产量规模扩大的前提下,产品成本大幅度降低。 (二)产品个性化特征越来越明显 煤炭企业一直被认为是单一产品企业,地质赋存的资源决定着企业的发展。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深入,每个客户对煤炭产品的性质要求不尽相同,企业根据客户对煤炭产品的特殊要求,经过采、洗、储后,进行资源的配置,量体裁衣,最终达到客户对产品的需求。近几年配煤技术不断发展,煤炭产品个性化特征变得很明显。 (三)销售市场化范围越来越宽广 煤炭市场从单一计划经济走出后,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内涵。跨行业、跨地区扩大销售范围,一户一策的销售策略,依据成本制订的多样价格等诸多市场要素,要求我们利用成本的优势合理准确地反映出产品投入与产出的关系,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取更多的份额。 (四)经营一体化进程越来越快 由于经济资源在一定区域中的流动和组合,资源的配置不再受体制、地区的限制。企业的重组实现了生产经营的区域化,企业的资本、人力、技术的流动化,使生产经营活动突破了空间的一定限制,可以使同样的资金投入取得的最佳经济效益,也使成本要素得到最佳配置。 (五)管理信息化交流越来越便捷 网络技术和数字计算技术大规模的应用,技术信息和管理信息相互结合,形成了有效的信息群。信息的生成、使用、交流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企业的决策者可以很快将信息尽在掌握中,对生产经营管理进行适时决策。 二、煤炭成本管理的发展 新的经济条件下煤炭企业经营运作特征,必将影响煤炭成本预测、控制、核算、分析、考核的管理。这主要表现在: (一)成本管理理念的更新 在新经济环境下,企业树立战略成本管理的新观念。所谓战略成本管理是指在增强企业竞争力的同时进行
中图分类号：F2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2）07-141-02
我国会计与国际接轨，趋于国际化，对会计质量提出更高要求。会计必须提供符合一定质量标准的会计信息，会计信息质量特征成为我国会计理论界和实务界探讨的重要问题。
一、会计信息质量特征概述
1.含义：会计信息与经济活动相联系，是运用会计专门方法，获取并提供的会计主体价值运动方面的经济信息。会计信息质量特征是满足人们对会计信息的基本质量要求，是衡量会计信息有用程度的基本标准。
2.会计信息质量特征的主要作用。
（1）会计信息质量特征是会计信息生成和披露的行为指南。会计信息质量特征对会计信息质量作了具体要求，因而会计主体在进行会计确认、计量、记录和报告的行为活动中，应当遵从原则性规定，直接受质量特征的指导。
（2）会计信息质量特征是评判会计信息质量的最基本的依据。从一定意义上讲，会计的最终产品就是生成的会计信息。做为“产品”的会计信息是有质量的，质量的优劣程度对会计信息的需要者影响很大。有了明确的会计信息质量标准，供需双方才能够在利益分配关系上找到平衡的支撑点。
（3）会计信息质量特征是会计目标实现的基本要求。会计的目标简单地来说是为会计信息使用者提供有用的信息，而会计信息质量特征能够对会计信息起到约束作用，进而有助于会计目标的实现。
（4）会计信息质量特征为会计准则的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基础。经济的飞速发展，会不断产生新的经济事项，原有的会计准则、制度与新的经济形势发展会不相适应。会计信息质量特征作为会计准则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发展和完善会计理论中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二、关于会计信息质量特征的主要观点
中外会计理论界对会计信息质量争论较多，各国会计准则对会计质量特征的规定也有所不同。
1.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C）的规定。国际会计准则委员对会计信息质量特征提出了四个方面的规定，即：可理解性、相关性、可靠性和可比性。相关性内含有预测价值和确证作用以及重要性的部分，而可靠性则涵盖了实质重于形式、中立性、审慎及完整性。另外作为约束条件有及时性、成本效益原则。
2.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的规定。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提出以“决策有用性”为核心的会计信息质量分级体系。其要点为：第一，会计信息首要质量特征是相关性和可靠性。相关性的构成有预测价值、反馈价值和及时性，可靠性的构成有如实表达、中立性和可核性。第二，可比性是会计信息质量的次要和交互作用的质量特征。第三，可理解性是针对用户的质量特征。第四“效益大于成本”和“重要性”是提供会计信息的普遍性约束条件。
3.英国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的规定。英国会计准则委员会在借鉴基础上对会计信息质量研究有了一定创新。它将信息质量特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信息质量与会计信息内容有关。主要有：相关性及内含预测价值和证实价值，可靠性及内含如实表述、实质性、谨慎性、中立性、完整性等；第二部分信息质量与报表表述有关。主要有：可理解性、可比性及其内含一致性和披露。第三部分信息质量是约束会计质量的。主要有：质量标准权衡、及时性、效益大于成本等。另外还有传统性要求的真实与公允性。
4.我国会计准则委员会的规定。我国1992年的《企业会计准则》和2000年的《企业会计制度》是从会计核算的一般原则角度论述会计信息质量的特征。主要包括：客观性、相关性、一致性、可比性、明晰性、及时性、谨慎性、完整性和实质重于形式原则等。2006年2月，我国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不再提及会计核算的一般原则，而明确了八个会计信息的质量要求指标，即：“可靠性、相关性、明晰性、可比性、实质重于形式、重要性、谨慎性、及时性”。
三、我国会计信息质量特征的内容
1.可靠性。可靠性要求企业提供的会计信息要如实反映实际发生的经济业务事项，并具有可核性。相当于把客观存在的事物进行原本的认识，不附加外部的主观条件。客观、公正、中立体现了可靠性的实质。
2.相关性。相关性要求企业提供的会计信息应当与会计信息使用者的决策相关联。其一，可以帮助信息使用者对企业的过去、现在或未来的经济情况进行评价；其二，对过去已作出的评价得以证实或纠正。因而相关性质量特征具有预测、反馈的价值。
3.明晰性。明晰性要求企业提供的会计信息应当清楚明白。财务会计报告内容应做到完整清晰，形式简洁明了，容易被信息使用者理解和使用。当然这种可理解性是建立在会计使用者具有一定阅读能力基础上的。
4.可比性。可比性质量特征内涵有两个层次，其一是同类或类似的会计信息在同一企业的不同时期可比；其二是同类或类似的会计信息在不同企业应当可比。信息使用者据此可以进行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的分析评价。
中图分类号：F2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6）09-018-02
一、概念解读
2014年5月考察河南时提出了“新常态”，这是国内首次用于描述经济状态的提法。强调：“中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而在国外，将“新常态”用来概括新的经济发展状态的提法是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后开始兴起的。
实际上，国内外对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解读不是相同的，欧美国家认为“新常态”指的是后危机时代全世界的整体经济特征，而这些特征包括“经济的低增长、低投资回报、高失业率”等。西方认为所谓经济“新常态”是在全球化程度进一步增加的背景下，社会经济体制与政策等开始“向左转”，强调的是对诸如金融市场等市场机制的约束性，分配的公平性，同时提高对高收入人群的税收。我国经济新常态的本质是通过改革，使中国的市场经济逐步正常化，从根本上实现国家对经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发展将由高速但不均衡、不可持续、不协调、效益低下的状态向速度合理、既均衡又可持续、高效、协调的状态逐步发展。用四个字概括即为“增效提质”，而要实现这种状态的根本途径是继续深化改革并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新特征与新趋势体现在：增长速度将变缓，发展方式从粗放快速的增长模式向以质量效益为第一诉求的增长模式，产业结构由中低端水平逐步转变为中高端水平。
二、具体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片面追求增长速度，而对经济发展的质量不够重视。现阶段，我国正逐步脱离这种状态而步入一个新阶段，在注重经济发展质量与效益的同时也追求一种稳定的经济发展状态。中国经济新常态与西方“低增长、高失业、高债务”的新常态不同，也具有中国特色，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经济结构逐步优化
经济结构的优化是中国经济新常态的主要特征之一。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的粗放式发展虽然速度较快，经济总量快速增加，但是这也将很多问题掩盖。快速发展的背后是巨大的资金投入，投入与产出不成正比，资源消耗过快但产品产出数量与价值却较低。此外，我国传统的经济发展忽视了自主创新，发展成果中科技创新的作用成分较少，使我国对他国产生了技术依赖性，往往受制于人。
新常态下，我国将深度优化经济结构，新兴产业将得到很大发展，传统产业进行升级改造，第三产业占比继续增加，产能过剩问题将逐步缓解。从2005-2015年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关于第一、二、三产业所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的统计中我们可以看出，2005年以砦夜第一、第二产业增加值所占的GDP比重逐年降低，第三产业比重逐年增加，最终将占主要地位。这是我国经济结构优化的良好体现。
（二）经济增长速度放缓
经济新常态的一个明显特征就是增长速度放缓，高速发展转变为中高速发展。从改革开放至2010年，我国经济一直保持高速增长状态，而从2010年之后，经济增长速度开始逐步下降，GDP增速逐年放缓，这表明我国经济开始出现稳增长的趋势。预计到2020年之前，我国经济增速将会维持在6.5%至7%之间。虽然经济增速放缓，但这并不是经济质量出现了问题，而是在保持增长的基础上有目的地调整发展节奏。
（三）投资驱动转变为创新驱动
新常态的另一大特征是经济驱动力由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换。过去30多年，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与投资有着密切联系，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房地产投资、出口导向型模式等一直是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所以说过去30多年我国经济属于投资驱动的阶段。从2009年开始，由于外需大幅萎缩，出口受阻，大量的投资活动与产出比例失调，经济增速亦随之下滑。面对能耗过大、资源利用存在瓶颈、内需利用不充分等困难，一种新的增长驱动力逐渐兴起。新常态下，创新驱动将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正如总理在2014年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所提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既可以增加就业，又能增加人民收入，利于促进社会的纵向流动与公平正义。
（四）更多的风险与挑战
风险与挑战增多也是我国经济新常态的一大特征。虽然我国经济发展已取得卓越成果但其背后埋下诸多隐患，步入新常态之后要面临很多风险与挑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1.经济减速。我国是发展中国家，社会经济基础并不雄厚，经济增速放缓必然会给社会主义市场带来冲击。若经济减速呈波浪式的忽快忽慢，对国家经济发展带来的冲击也将会一波接一波，所以新常态下的经济减速对于国家经济发展是一种风险与挑战。
2.产能过剩。产能过剩是过度投资的直接后果，近年来水泥、钢铁等行业的萧条，就是重工业产能过剩的典型代表。这些过剩的产能将何去何从成为一种挑战。尤其是东三省等以重工业为发展依托的地区，去产能的过程以及去产能之后如何探寻新的经济增长点将成为一个重大挑战。
3.金融债务风险。在“旧常态”中，房地产对促进我国GDP增长的作用是显著的，但房地产与银行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而且大多房地产企业的债务数额往往特别巨大。随着房地产的不景气，其债务风险日益增加，不但对金融市场带来冲击，很多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亦随之锐减，当地基础设施建设也因此受到影响。所以，金融债务风险是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一大挑战。
4.创新驱动面临的风险。经济发展由投资驱动转变为创新驱动能否顺利进行面临着很多不确定性，体制改革、管理改革能否有效推动创新的发展，新常态下的创新驱动能力能否提供足够的动力等，这些问题对于新常态下经济的发展也是重要风险来源之一。
三、经济发展策略研究
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的改革之路也步入了一个新阶段，新常态下我们的经济发展要着重从“提质”、“增效”、“升级”三方面来开启经济发展的新阶段。面对新常态下的种种风险与挑战，我们要继续坚持改革的步伐，全力以赴稳步发展。
1.提高经济发展质量。所谓“提质”就是提高经济发展质量。新常态下单位GDP的增长将会消耗更少的资源，排放更少的污染物。在各大产业结构中要逐步降低制造业比重，大力发展服务业，使消费成为新常态下的增长主体。同时，逐步将落后生产力退出历史舞台，重点促进科技的创新与进步，大力发展先进生产力。在资本市场中，要建立与完善经济体制，形成健康的资本市场，以利于企业融资信贷，这既有助于新兴企业的生存发展，也有利于保障实体经济的生存。
要想保障社会再生产的顺畅运行，就必须扩大消费。我国人口众多，在扩大消费上较有优势。因此，我们要从战略上高度重视扩大居民消费以拉动内需。这就需要相应地提高居民收入，对收入分配进行合理调整。此外，要建立完善的福利薪酬体制，完善各类技术设施，逐步将知识、管理与技术等纳入分配机制中，提高社会保障水平，让居民敢于消费乐于消费。
2.增加发展效率。“增效”即为增加发展效率。在创新作为主要经济驱动力的背景下，发展效率的增加应着重从创新着手。科技与创新可以利用有限的资源投入来更大程度地推动经济增长，因而是增加经济发展效率的关键途径。虽然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经过多年努力已取得较好发展成果，但是由于行政与政策等方面的问题，目前科技成果与资源仍不能得到充分利用，科研成果向生产力的转化率不高。新常态下我们要继续深化体制改革，将科技与经济结合发展，切实将创新作为驱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在这一纲领下全面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除了科技创新，政府职能与管理方式上的创新也同样重要，通过创新让制度体系更加灵活充满动力，才利于进一步高质量的改革开放。我们要积极探索诸如上海自贸区等新的思维模式，跟上新形势下的发展步伐，激发市场活力，增加经济发展的效率。
3.产业结构持续升级。“升级”指的是产业结构升级。产业结构问题一直是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顽疾，虽然我们一直在致力于调整与改造，但产业结构已然问题不断。工业虽然大但是不强，第三产业发展相对滞后，农业基础薄弱，农民收入增长不快……这些问题直接影响我国社会再生产的顺利进行。新常B下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导向，通过科技创新来调整优化产业结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中心环节是自主创新，将技术进步作为产业结构升级的直接动力，增强自主创新能力。鼓励企业掌握核心技术与自主知识产权，树立世界品牌。此外，要充分发挥政府产业政策的导向作用。各地区要结合当地实际情况，按照国家调整产业结构的总体要求与任务，制定落实措施。用经济和法律手段加强对全社会投资的宏观调控，完善财税、信贷、土地、进出口等相关政策，合理引导各类投资的方向。对于外资，仍要积极引进，但要通过相关政策导向，使外商投资结构与我国产业结构调整步伐一致，改善外商投资结构的合理性。吸引外资时将以往的规模诉求向质量诉求转变，选择性地引进外资项目。
四、结语
伴随着我国GDP增长速度的减缓，我国逐步进入经济发展的“新常态”。新常态下经济结构将逐步优化，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经济增长动力由投资驱动转变为创新驱动，同时经济发展也将面对更多新的风险与挑战。新常态作为一种客观形势存在，我国的社会价值取向一目了然，需要我们从主观上判定战略方案，调整战略思维与心态以适应经济发展的新常态。为了经济的长远健康发展，我们要在供给侧改革的基础上，大力拉动内需提高经济发展质量，通过创新来增加发展效率，同时对产业结构进行持续升级改造。
总之，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将更上一层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也将迈上新的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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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影响我国区域教育发展差异的地理空间因素
自然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也是影响人类文化教育活动的客观因素，对办学条件的形成和改善以及学生的身心发展与学习都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我国国土面积广大，人口众多，每个区域的地域特征各具特点，且又复杂交错，千变万化，形成了我国复杂的地形地貌，人文特征丰富多彩。复杂地域既为区域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各种有利条件，也为教育的发展增加了难度。
（一）区域间地理位置差异对区域教育发展的影响
正如陈慧琳等在《人文地理学》中指出，文化区在空间上总有一个核心区，即该文化特征表现最为标准和典型的突出地方。在核心区外，是文化边缘区，其文化特征和标准性或典型性随核心区的距离增加而减弱，遵循距离衰减规律，直到完全消失。[1]（P137）同样，在地理空间中，每个区域所在的位置是客观不变的事实，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所在地和地理位置的优越性对文化教育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所在的地区是文化教育的核心区，也是发展最好的地区。距离核心区越近，教育发展越好；距离核心区越远，教育发展相对滞后。著名教育经济学家王善迈先生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将全国30多个省（市）区分为四类：一类地区为京、津、沪经济最发达地区，二类地区为辽、苏、浙、鲁、粤等发达地区。三类地区为冀、晋、吉、黑、皖、闽、豫、湘、川、新等不发达地区，四类地区为其余省区等最不发达地区。[2]（P35～36）据统计，北京、上海等一类地区人均教育经费始终是三、四类地区人均教育经费的2-3倍。再加上当地的文化底蕴更为浓厚，教育发展历史较长，这些地区的教育发展水平要远远超出三、四类地区教育发展的水平。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导致了各地区对本地教育的投资存在较大差异，各地学校的数量、发展的质量和水平等都会受到很大影响。高等教育代表着一个地区的教育发展水平。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相对应，我国的高等教育资源分布无论是在高校总量、优质高等教育资源还是在科研水平上，都表现出很大的差异性，主要表现在：东部地区高校数量多、规模大、办学质量较高；西部地区高校数量少、规模小、办学质量较低。高等教育资源分布不协调直接导致了城市和农村之间，东、中、西部之间高等教育机会的不均等。这不仅影响高等教育的均衡和可持续发展，影响了区域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使“教育机会均等”难以实现，而且使得城乡差别难以解决。此外，王善迈老师把教育机会、教育质量和教育公平水平，取得社会公众满意的教育成果作为衡量教育发展总体水平的指标，据此测算出了2009年我国各地区的教育发展水平。可以看出，2009年，教育发展水平最高的是上海、北京、浙江等地理位置优越的经济发达地区，最低的是贵州、云南、西藏等地理位置偏远的经济欠发达地区。
[JP+2]除此之外，交通条件、距离江河湖海出口远近也是影响教育发展差异的重要因素。交通条件好，距离江河湖海出口近，对外交流就快捷方便，容易获得新事物、新思想，有利于推动教育的快速发展。反之，则影响对外的交流，教育发展也因此受到影响。中、西部地区地理位置偏远，交通条件落后，制约了该地区教育的发展。[JP]
（二）区域间地形、地势特征差异对区域教育发展的影响
我国地形非常复杂，具体可分为五种类型：高原、山地、平原、盆地、丘陵。在五种类型中：高原占总面积的26%，山地占总面积的33%，平原占总面积的12%，盆地占总面积的19%，丘陵占总面积的10%。从地势上看，我国的地势特征从东到西呈海拔上升趋势。可分为以长江中下游和华北平原为主的第三阶梯；以黄土高原和四川盆地等为主的第二阶梯和以青藏高原为主的第一阶梯三种类型。在每一阶梯之内又分为高原区、山地区、丘陵区、盆地区和平原区。
以青藏高原为主，高原特征的第一阶梯区。该区域是我国教育发展最为落后的区域。一方面该区域地处偏远，距离我国文化教育核心区和沿海经济发达地区较远，历史和现实的原因造成该地区经济文化落后，教育发展受到限制；另一方面，由于对外交流和交通的不便，在教育信息、教育内容、教育方法和教育思想等方面和外界的交流受到限制，此外恶劣的自然环境也不利于教育的发展。
以黄土高原和四川盆地为主，山地、盆地特征的第二阶梯区。由于该区域距离文化教育核心区和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相对较近，因此教育发展水平相对较高。但同时，该区域多山地的特征不利于对外交流，使教育的发展增加了难度。
以长江中下游和华北平原为主，平原、丘陵为特征的第三阶梯区。该地区距离文化教育核心区近，经济发展水平高，发达便利的交通也为教育的交流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所以，该区域是我国教育发展水平最好的区域。
复杂的地形、地势既为教育的发展带来了丰富的素材，也为教育的发展带来各种不利条件。
（三）区域间气候特征差异对区域教育发展的影响
古希腊的历史学家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前325）认为寒冷地区的民族勇敢无畏，但缺乏智慧和技术；亚洲人聪明，但缺乏勇敢精神；居住在两者间的希腊人则具有两者的优点，所以能自立，能统治其他民族。他认为希腊民族之所以兼有两者的优良品性，明显的是由于希腊处于寒冷和炎热之间的这种气候决定的。[3]（P9～10）美国学者亨丁顿（Ellsworth Huntington， 1876―1974年）在他的《气候与文明》一书中，认为一个民族不管古代还是现代，若无气候促进因素，就不能达到文化的顶峰。[3]虽然气候特征并不能在人性格形成和文化的形成中起决定作用，但不同的气候特征为教育的发展提供了不同的条件，在教育的发展中起着重要的有利因素或制约因素。温暖地区的气候为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人们在温暖舒适的气候条件下有利于提高学习效率，能创造出较高的教育成果。湿热地区的气候特征较为不利于学习，创造出的教育成果相对较低。寒冷地区的气候则不利于学习的开展，所创造出的教育成果最低。中国面积广大，气候类型多样，分布广泛。为了便于研究，本文依据气候类型特征把我国划分为三个区域：温暖地带、寒冷地带和湿热地带。
以长江流域和东部沿海热带、亚热带为主要特征的湿热地区；以华北平原、黄河中下游流域温带季风气候为主要特征的温暖地区；以青藏高原高寒气候为主要特征的寒冷气候区。在这三种不同的气候特征中，以北京为主的温暖气候区教育发展水平最高，以上海、武汉、广州为主的湿热地区教育发展水平较高，以拉萨为主的青藏高原高寒气候特征地区的教育发展水平最为落后。除了政治、历史、地理、人文等因素对一个地区的教育发展水平有着重要影响外，气候特征无疑是影响教育发展水平的又一个重要因素。
（四）区域间河流分布差异对区域教育发展的影响
[JP+1]“水”是生命之源，自从出现人类以来，人们都是逐水而居，滨水地带是人类最初的栖息地，世界上多数知名城市和建筑，均有水的孕育和滋养。现代农业和工业的发展更是离不开水源。人类的各大文明几乎都是起源于各大河流：古巴比伦起源于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古中国起源于黄河；古印度起源于印度河及恒河；古埃及起源于尼罗河。并且在此基础上创造了灿烂的文明并建立了强大的国家。由此可以看出，文明的起源和“水源”尤其是河流的分布息息相关。[JP]
现代学校的建立和教育的发展同样受到水源的限制和影响。从中国河流的分布来考察教育的发展状况对我国教育的发展规划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从中国地图上可以看出，我国北部主要河流有：黑龙江、松花江、海河和辽河；中部主要的河流有黄河、长江等河流；南部主要有珠江、雅鲁藏布江等河流；西部主要有塔里木河等河流。在众多的河流中，黄河和长江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发源地，黄河更是被誉为中国文明的摇篮和中国的母亲河。而我国的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也主要分布在这两条河流附近。由此可见，现代教育的发展与“水”密切联系，充足的水源是教育发展过程中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从中也可以看出由于我国西部地区河流分不少，年均降水量低，干旱缺水，人们的生产生活受到严重影响，从而使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的数量和发展水平也受到相应的限制，就全国整体教育发展指数来说，西部都处于极低水平。此外寒冷的气候和恶劣的自然环境也不利于西部地区教育的发展。
（五）区域间人口特征差异对区域教育发展的影响
人是教育的主体，区域教育发展水平的差异不仅受到区域地理位置、气候特征等地理因素的影响，区域间人口数量、结构、密度、人口素质等也是影响区域教育发展水平差异的重要因素。
教育以人为主体，人口数量与教育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人口数量影响着教育结构的设置，影响着教育规模的大小和教育发展的速度。人口数量的多少对教育投资、教育普及程度和规模、教育质量的提高都有着重要影响。
区域人口密度指某一特定时间内人口在地理空间的聚集和疏密状况。从教育发展的角度来讲，人口密度较高的区域，学校在相同的辐射面积之内可以有较多的生源，因而容易扩大办学规模、提高教育生产的效率。但人口过密会出现人口压力、劳动力过剩，从而引发上学困难和就业困难，并带来交通、住宅和公共产品供给紧张等社会问题。人口过稀、劳动力不足，经济和社会发展也会受到限制，比如教育会出现学校覆盖范围大，学生上学路程远、班额不足、办学规模小和教育生产的效率低等问题。[4]（P133～134）我国区域间人口分布的主要特征是不均衡。中、东部省域的国土面积仅占全国的40%，而人口竟占90%。西部7个省域的国土面积占全国的60%，人口则不到10%。密度最高的上海每平方千米达2562人，最少的西藏只有3人。人口密度分布的差异既为教育的发展带来了机遇，也为教育的发展带来了挑战。
教育的发展对提高人口的文化素质、优化人口的文化结构，具有直接和关键性的作用。教育还影响人口的出生率和死亡率，从而使人口再生产类型和年龄结构类型发生变化。[4]（P137～138）区域人口的年龄结构及其变化对教育的结构和规模也有着重要的影响。人口素质是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统一。发展教育是提高人口素质最基本、最重要的途径之一。人口素质的提高又是发展教育事业的前提条件，区域教育发展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是区域人口素质的差异。[4]
（六）区域间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对区域教育发展的影响
教育为经济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经济为教育的发展提供物质基础和基本条件。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教育的支持，教育的发展也离不开经济的支持。区域教育发展首先受其区域经济因素影响。区域经济发展对区域教育发展提供基础性条件，提出培养人才的需求，既拉动教育扩大规模、提升层次和调整结构，又决定教育发展的结构、规模和效益。另一方面，区域教育发展为区域经济发展培养人才，提高劳动者的生产能力。通过创新、引进和推广技术，加速区域技术进步，是推进区域经济发展的基本手段和途径。
[JP+1]我国2011年各省市人均GDP经济实力排名。可以看出，我国2011年各省市经济发展实力最好的城市是第一层：上海、北京、天津；发展较好的是第二层：浙江、江苏和广东。广东的经济实力处于第二层，要远远好于第五层的湖北和重庆，但广东的教育发展指数为0.598，要远远低于湖北的0.658和重庆的0.662。这说明虽然经济在教育的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但不是决定性作用。经济的发展并不必然带来教育的发展，经济的落后并不必然带来教育的落后。然而，地处我国北方的内蒙古在近几年的经济和教育发展中一直保持高速增长水平，其教育发展指数和经济实力要好于被一直认为是教育和经济“重镇”的湖北和重庆。这说明在经济落后的情况下，中、西部落后地区同样可以在教育方面取得突破。[JP]
二、推动区域间教育均衡、协调发展的对策
区域教育发展不协调，已经带来了许多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它不仅严重制约了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而且造成了教育机会和教育过程的不公平，对社会和谐、政治稳定构成了潜在威胁，同时也进一步加剧了中西部人才的流失。因此，是否能够提出合理有效的手段以促进东、中、西部地区教育协调发展就显得尤为重要。
第一，国家层面。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国运兴衰，系于教育。当今世界政治风云变幻，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科学技术发展迅速。而世界范围的经济竞争，综合国力竞争，实质上是科学技术的竞争和民族素质的竞争。而科学技术的创新和民族素质的提高离不开教育。从这个意义上讲，谁掌握了21世纪的教育，谁就能在21世纪的国际竞争中处于战略主导地位。我国老一代领导人邓小平多次提出，实现现代化，科学技术是关键，基础在教育。因此，国家应把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把发展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放在首位。全面协调、均衡的发展我国的教育事业就要大力发展中、西部地区落后的教育事业。
而要改变中、西部地区落后的教育现状，首要的就是要改变中、西部地区落后的交通现状。中、西部地区教育落后于东部地区，除了政治、经济、文化和国家政策等因素之外，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偏远的地理位置大大限制了中、西部地区的对外交往和交流。因此，国家除了采用政策倾斜、资金支持、投资引导等传统做法之外，还应该结合中西部地区的对外交通不便的现状，在公路、铁路、水运、航空等方面，大力改善中西部地区落后的交通状况，为中西部地区的对外交流创造有利的交通条件。
第二，社会层面。均衡、协调的发展区域教育对于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实现共同富裕，构建和谐社会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我国提出了实施科教兴国战略，这就要求我们要充分认识到教育的重要性，充分认识到教育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先导性、全局性和基础性地位。这就要求我们要做到：一方面，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加强舆论宣传，引起全社会的共同关注和支持中、西部地区的教育发展；另一方面，发达地区在人力、物力、智力、资金等方面大力支持落后地区。例如：可以结成地区与地区、省对省、城市对城市等形式的对口支援，有条件的地方甚至可以结成学校对学校的对口支援，实现在教育上“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到达全社会共同富裕”的目标。实现落后地区的教育与发达地区的教育协调发展、均衡发展，共同发展。
第三，中、西部教育落后地区。首先，中、西部教育落后地区要改变“等、靠、要”的观念，发挥主观能动意识，挖掘潜力，大力发展本地区的经济，为教育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其次，中、西部教育落后地区要充分挖掘民族特色，丰富民族教育内容，发展特色民族教育，走出一条教育的新路子。再次，中、西部教育落后地区要积极主动，加强区域内和区域外的交流合作，引进先进的教育理念，充实教育内容，改变落后的教育管理方法，形成适合中、西部地区特色的人才培养机制，为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培养大量特色人才。最后，中、西部教育落后地区要改变传统观念，加大宣传力度，制定优惠政策，创造良好条件，改善投资环境，吸引资本到本地区发展经济和教育。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和修正案中，立法者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特征做了较为明确的诠释和定义。总体说来可以从表面和内在两个层面进行解释，从内在层面来看，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成员和内部结构方面都较为固定，每一层阶都有特定的任务和信息传递方式，为完成共同的犯罪目的而又不同功能的分工；从外在层面来看，黑社会性质组织通过不法手段或者是披着合法外衣的不法勾当来扩大影响，加强对地区、行业的控制力。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的有关内容具体分析，笔者认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理应具备组织性特征、行为性特征及经济性特征。
一、组织性特征
在《刑法修正案（八）》中，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规模组织性被描述为应具备“形成较稳定的犯罪组织,人数较多,有明确的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基本固定”。
组织性的核心是具有相应的组织形式特征。在《刑法修正案（八）》中，明确提到了“有明确的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基本固定” ，该款事实上是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形式特征进行了诠释。笔者认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组织形式应该分为几个方面理解，首先，内部的结构应具有层级性，从上到下呈金字塔结构展开，各个层级的分工合作较为清晰，并且层级数量不少于三个。其次，有严格的帮规或者是戒条。这种准则行的纪律会贯彻到整个组织的上下，并且在该条规的“指导下”进行一系列的犯罪活动。所以，一些省市有这样的规定，在组织形式特征中应体现以“有被组织和成员认可的帮规、戒律、家法等行为规则或约定俗成的规矩，但不要求必须具有明确的组织名称、纲领、章程、文字规约等作为必要条件” 其三，近年来，黑社会性质组织会披上合法的“外衣”，已成气候的黑社会性质组织为了逃避法律打击和惩治，利用之前积累的非法资金成立公司，借助公司的合法外衣，从事更大的非法活动。不仅如此，公司也成为其掩饰不法罪行的盾牌，混绕司法认定和处置。而且，这一形式已然成为一种高阶的黑社会性质犯罪形式。2009-2010年一年之内，在重庆展开的“除黑打恶”各项整治和斗争中，重庆各级法院共查处了二十四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在这些组织中，有一般以上的黑社会性质组织成立了注册企业，并且，30%的企业规模庞大，资产上亿。 基于此，中国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关于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该解释的第二条将上述打着公司合法旗号进行黑社会性质犯罪的排除在单位犯罪之外 。其目的也是为了更好的打击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从而保护社会公平，维护公共秩序和经济秩序，以及人民的各种权利。
二、行为性特征
在《刑法修正案（八）》中，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行为性被描述为“,有组织地多次进行违法犯罪活动，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 该条文明确的从三个方面界定了黑社会性质组织在行为特征方面的内涵。下文将从行为的暴烈程度、行为的持续程度、行为的影响后果范围三个角度展开论述。
第一，在对行为手段的界定上，《刑法修正案（八）》有这样的描述：“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对于行为手段特性的界定上来看，事实上分文了两个维度。第一个维度是暴力。所谓暴力，是指不符合法律规范和道德规范的负面力量 。事该种暴力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现实的。也就是呈现出一种强大的施暴力量，对他人施加这种不符合法律规范的方法或强力强力，获取不法利益或获取暴利。那么这种客观意义上的暴力手段不仅仅是一种推拉与挣脱的外力表现，更是一种达到足以使被害人按照施害人意识决定而为之的强力，也就是说，这种外力应该达到一种特别紧迫、急切和重大损害的程度。对人身进行强制或打击较为常见，笔者认为还应该将被害权益纳入其中，被害人权益是暴力指向的最终目标。身体强制或行为强制都只是手段或是方法，真正要达到的是一种利益的获取。也就是在这种利益趋势之下，行为的暴烈摧残程度才会具有如此大的伤害性。第二个维度，笔者认为有必要指出，除了直接性暴力而外，还有种是间接暴力。故意破坏办公器材和办公用品，导致机关事务性工作无法展开或者进行。此类财产性破坏，也应认定为暴力手段。综上所述，笔者认为，黑社会性质组织及其行为的方式必须要具备一定的暴力行为特征，而法律对其追究的依据也必须依赖其行为的违法性，所以，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必须要具备行为性的特征，而暴力手段，则是行为性特征的一个重要显像和支撑。
第二，在对行为持续程度的界定上，《刑法修正案八》的描述是：“有组织地多次进行违法犯罪活动” 换句话说，黑社会性质组织进行违法活动必须具有长期性，而不是偶发的、碰巧聚在一起的共同犯罪。首先，《刑法修正案八》之所以会对黑社会组织行为的“持续性”进行描述，笔者认为的主要目的是在于区分与普通的共同犯罪。因为在我国刑法中，共同犯罪也会有共同的犯罪意图表达，以及共同共通的犯罪行为。但是，共同犯罪一般不具备长期持续性。这是对犯罪形式上的一种区分。其次，持续性程度也是对犯罪行为危害程度的一种折射。长期、多次、持续性的进行某种犯罪行为，这种犯罪行为对势必会给社会治安造成一种长期威胁，另外，从群众的角度来看，如果某一社区或地区长期流窜犯罪分子，为非作歹，长期进行非法活动，势必会给群众造成一种心理阴影，这种黑社会性质行为的非法控制给群众造成的心理强制也会影响到社会安定。基于之上分析，沿海省份会有这样的规定：“‘有组织地多次进行违法犯罪活动’一般掌握为：（1）组织者、领导者直接组织、策划、指挥、授意、指使实施的。（2）组织成员为组织的利益有预谋地实施或按照该组织一贯行为实施的。”
三、经济性特征
在《刑法修正案（八）》中，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经济性特征被界定为应当具备“有组织地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其他手段获取经济利益，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以支持该组织的活动” 经济性特征主要有两个指向标，其一，指向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目的，其二指向黑社会性质组织活动的物质基础。两者相辅相成。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镇化经历了一个高速增长的时期。2015年，中国的城镇化率已达到56.1%，全国城镇常驻人口达到7.7亿，未来这一数字还会继续扩大。但是，我国城镇化发展存在许多问题，《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指出，“我国城镇化是在人口多、资源相对短缺、生态环境比较脆弱、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的背景下推进的，这决定了我国必须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出发，遵循城镇化发展规律，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1]”可见我国城镇化发展不仅面临人口、社会、环境等多方面的制约，还面临着城乡和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现有城镇化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城镇化质量内涵及评价体系构建，研究视角从反映城镇化进程的单个指标[2-3]过渡到反映经济、社会、生态、人口、效率、协调等多个指标的视角[4-5]。二是城镇化质量的发展特征及其与城镇化速度、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协调性，认为我国城镇化的综合质量滞后于人口城镇化和经济城镇化[6-7]。三是我国城镇化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不同学者主要从“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两个方面对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动力机制进行了理论和实证分析，得出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对外贸易、政府政策、市场环境以及农村发展等都对我国城镇化发展有重要影响[8-9]。但是，上述研究大多没有考虑我国城镇化地区分布非均衡的现状，而且城镇化是资源要素在空间上的聚集，对我国城镇化质量及其演进机制的研究，不仅应从时间角度加以分析，还应将空间因素引入研究过程，从而更加全面地反映我国城镇化发展的特征及规律。本文利用空间自相关方法分析代表年份我国城镇化质量的空间分布情况及其演进特征，为如何提高我国城镇化质量提供参考。
二、研究方法和数据
（一）综合评价法
借鉴已有的城镇化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2-6]，结合我国现阶段城镇化发展的目的和问题，从人口、经济、社会、空间、生态以及城乡协调六个方面构建指标体系（表1），对我国城镇化质量进行测评。为了消除量纲的影响，在事先对负向指标进行正向化处理的基础上，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公式如下：
Xij’=（Xij-minXj）/（maxXj-minXj） （1）
对经济城镇化、社会城镇化、生态城镇化和城乡协调度这四个更能体现城镇化质量的一级指标赋予20%的权重，人口城镇化和空间城镇化更侧重于城镇化水平，赋予10%的权重。对二级指标则采取等权重处理，测算出城镇化的综合评价指数。
（二）空间自相关
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是一种具有识别功能的空间数据分析方法，主要用于探测一些变量的空间关联性和集聚现象。某一变量在空间上发生集聚，意味着在一定区域内，这一变量在各个低于单元之间具有自相关性。空间自相关性可以看作是一种反应集聚现象的尺度[10]。
1、全局空间自相关
总体Moran’s I指数是检验整体空间自相关程度的指标，反映了整体空间内区域单元的平均聚集程度。通常取值在-1到1之间，大于0表示正空间自相关，小于0表示负空间自相关，等于0则表示不存在空间自相关，且绝对值越大表示相关程度越高。其计算公式为：
其中，各变量的含义同公式（1）。Moran散点图有四个象限，位于第一、三象限表示高值区域同样被高值区域包围（第一象限）或低值区域同样被地址区域包围（第三象限），空间分布较为集聚；位于第二、四象限则表示低值单元被高值单元包围（第二象限）或高值单元被低值单元包围（第四象限），空间分布比较分散。LISA聚集图可以将观测属性可视化，在地图上直观地显示指标的区域分布情况，识别出空间关联关系中的突出区域与差异情况。
（三）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00―2013年共14年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数据作为样本对我国省域城镇化质量进行测评。数据来源包括《中国统计年鉴》、《能源统计年鉴》、《城市统计年鉴》以及各省统计年鉴和国家统计局网站，个别缺失数据由合理测算得出。分析城镇化的空间分布及演进特征时，则选取我国“十五”、“十一五”、“十二五”的收官之年和2013年作为研究节点，以考察不同时期我国城镇化质量的空间分布特征。
三、我国城镇化质量的空间分布特征
我国是一个区域发展很不平衡的国家，如何实现区域协调发展一直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这种不平衡不仅表现在经济发展水平上，更体现在教育、文化、医疗、交通、生态以及收入水平等方方面面，直接导致了我国城镇化质量的区域不均衡。而这种差距一旦形成就很难改变，因为经济发展水平高，社会资源较为集中的地区对人力、物力会产生强大的吸引力，促使社会资源的进一步流入，城镇化质量的进一步提高。因此，虽然我国政府长期以来对欠发达地区的城镇化过程给予了很多财政和政策支持，但其与发达地区的差距始终存在且难以缩小。
为了更加直观地认识我国城镇化质量的空间分布特征，本文选取了2000年、2005年、2010年和2013年四个年份为代表，绘制城镇化质量的区域分布“四分位图”，将我国城镇化质量分为四个层级：“高”、“较高”、“较低”和“低”。不难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国城镇化质量虽然不断提高，但其空间分布特征却总体上保持稳定，即东南沿海地区的城镇化质量最高，东北地区、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低。可见，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高的地区，其城镇化质量总体上也处于领先位置。
但是，在城镇化质量分布总体保持稳定的基础上，一些代表性省份的城镇化质量却在不同“层级”间有调整。例如，由于传统重工业、高耗能产业等近年来发展的动力不足，东北三省的城镇化质量“层级”从2000年至2013年，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辽宁从“高”变为“较高”，黑龙江和吉林则从“较高”变为较低；以煤炭产业为支柱产业的山西也表现出同样的发展态势，城镇化质量从2005年以前的“较高”变为如今的“较低”。此外，受自身资源条件所限，云南、广西等省份的城镇化质量“层级”也都有一定的下降。相反，河南、山东是我国的人口大省，邻近江苏、北京、天津等城镇化质量高的地区，再加上发达的交通网络，更利于人才、资源等要素的流入，使周边地区的扩散作用能够很好地显现，其城镇化质量“层级”平稳上升分别由“较低”和“较高”上升至“较高”和“高”。
四、我国城镇化质量的空间集聚与扩散
（一） 我国城镇化质量的空间集聚
唐纳德・博格发表了“人口推拉理论”，认为迁移者在原住地的推力或排斥力以及迁入地的拉力或吸引力的共同作用发生迁移，城镇化过程正是在农村的“推力”和城镇的“拉力”共同用下形成的。这一理论同样可以用于解释资源要素的区域间流动，劳动力往往会从生产率水平低、劳动报酬低、生活水平低的地区流向就业机会多、劳动报酬高、生活水平高的地区，人口的流动又往往伴随着其他社会资源的流动，必然会导致城镇化质量的空间集聚现象。
对我国省域城镇化质量进行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得出各年的全局Moran’I指数。测算结果显示，各年的Moran’s I指数均为正，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我国省域城镇化质量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依赖性，存在空间集聚特征。从Moran’s I指数的演变趋势来看，2009年之前Moran’I指数呈波动下降态势，之后呈波动上升趋势，但波动范围始终保持在0.1以内，幅度很小，这说明我国省域城镇化质量的空间依赖程度基本保持稳定。
（二）我国城镇化质量的空间集聚特征
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只能判断出城镇化质量是否存在空间依赖性，难以考察这种集聚的局部特征，可能会掩盖反常的局部区域状况或小范围的不稳定，因此还需要运用局部空间自相关加以分析，这里主要运用Moran散点图和LISA聚集图。
Moran散点图中城镇化质量的分布情况在2000年、2005年、2010年和2013年总体上保持稳定，且大多数省份位于第一和第三象限，这进一步说明我国的城镇化质量存在高度的空间集聚特征，我国城镇化发展存在区域差异。具体而言，北京、天津、山东、上海、江苏、浙江、福建7个省份都位于第一象限，说明这些省份的城镇化质量一直较高，且其周边省份的城镇化质量也较高。这些省份除北京和天津外，全部位于我国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高，而北京和天津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也处于全国领先地位。内蒙古、河南、湖南、广西、宁夏、贵州、四川、云南、甘肃、青海、新疆、12个省份都位于第三象限，说明这些省份的城镇化质量较低，且其周边省份的城镇化质量也较低。其中，除河南和湖南属于中部地区以外，其他均位于我国西部地区，人口密度低，经济落后，社会生活水平低等因素直接导致这些地区及其周边地区的城镇化质量较低。安徽和江西两省则一直处于第二象限，说明其紧邻的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省份的高城镇化质量并未对其形成强有力的推动力。辽宁一直处于第四象限，说明辽宁在其所在地区“一枝独秀”，没有对周边地区起到很好的示范带动作用。
LISA聚集图的结果能够更加直观地显示我国31个省份城镇化质量的空间分布特征。从LISA聚集图中可以发现，我国城镇化质量分布的“极化”特点非常明显，且这种分布一直保持相对稳定的状态。我国的长三角地区一直是高城镇化质量的集聚中心，上海、江苏、浙江这三个省份在经济、人口、社会、生态等各个方面普遍高于全国其他地区，且这些地区就业机会多、各种资源丰富，人民生活水平高，城乡差距相对较小，这些因素都使长三角地区成为我国城镇化质量分布结构中“高的一极”。此外，京津冀地区在2000年时也是我国高城镇化质量的又一个集聚中心，但是2005年以后其集聚效应不再明显。这很可能与京津冀地区较为粗放的经济发展方式相关，钢铁、水泥、玻璃等传统重工业是河北省的支柱产业，2000年之前我国经济发展主要依靠重工业，在这样的背景下，河北省经济社会的发展速度自然较高，城镇化质量也较为突出。但2000年以后，我国不断进行经济结构调整，产业结构不断升级，以重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弊端日益突出，资源环境更是面临极大的挑战，严重制约了城镇化质量的提升。北京、天津地区虽然产业结构不存在明显弊端，但近年来资源环境的恶化也拉低了地区城镇化质量。因此，2005年后京津冀地区已难以维持我国高城镇化质量集聚中心的地位。
我国城镇化质量的另一个集聚中心是位于我国西部的新疆、、青海、云南、四川等省份，这些地区长期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滞后、自然条件恶劣、人民生活水平低，构成了我国城镇化质量“低的一级”。值得一提的是，陕西省2010年从这一级中退出，其城镇化质量明显高于周边地区，成为地区城镇化质量提升过程中的一个“亮点”。
而从时间维度来看，我国城镇化质量的空间形态始终保持“西高东低”的不平衡形态。由于资源的分配存在“马太效应”，那些经济发展良好、社会资源丰富，基础设施完备、生活环境良好的地区会吸引更多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流入，而经济发展滞后、社会资源匮乏、生活和收入水平低的地区则越来越难以将人才和各种物质资源留住，也正因为如此，虽然中央和地方政府一直致力于缩小区域差距，出台了很多有利于欠发达地区城镇化质量提升的政策措施，城镇化质量的“极化”现象长期以来也一直难以扭转。
五、结论及建议
（一） 结论
通过上述分析可看出，我国城镇化质量的空间演进呈现以下特征：
第一，城镇化质量呈现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存在两个“极化”的集聚中心。保持稳定。我国城镇化质量的空间集聚现象非常明显，存在一个稳定的高城镇化质量集聚中心――长三角地区，和一个稳定的低城镇化质量集聚中心――西部欠发达地区，这两个中心及其周边省份共同构成了我国城镇化质量“极化”分布的特征。
第二，城镇化质量的空间结构稳定，始终保持“东高西低”的不平衡形态。由于“马太效应”的存在，我国城镇化质量的区域差异并没有随时间的推移发生明显好转，在空间形态上一直保持着“东高西低”的形态，东部沿海对人才、资源等的强大吸引力和西部地区自身城镇化发展的局限性共促使这种不平衡的空间结构长期保持稳定。
第三，城镇化质量高的地区对周边地区能够起到一定的扩散和示范效应。我国城镇化质量发展质量高的地区由相对分散的形态逐渐集中，城镇化质量“高”和“较高”地区由东部沿海地区逐渐向山东、河南等地扩散，并逐渐连接成片，此外，这种作用有逐渐扩大、逐渐加深的趋势，说明城镇化质量高的地区能够对周围形成一定的辐射带动作用。
（二）建议
第一，“因地制宜”制定发展战略，有选择地进行产业转移。各地区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应考虑到城镇化发展空间效应的存在，还应充分考虑城市发展的外部成本。城镇化质量较高的地区应重点发展服务业，注重环境保护，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同时积极向欠发达地区转移对其城镇化质量提升有帮助的产业，而不能仅仅将高污染高耗能的落后产能包袱甩给它们。而欠发达地区承接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时，也一定要考虑环境成本，取人之长补己之短，有选择地进行承接。
第二，推进城市群建设，减小要素流动阻力和成本。城镇化质量在空间上存在“示范效应”，而现阶段我国各地区行政界线过于明显，城镇化发展往往只考虑本地区利益，而忽略了与周边地区的互动。中央及地方政府应积极推进城市群建设，城市群的发展不能只是简单的城市组合，实现表面的联合和互动，而应是从城市群内部运行机制出发，促进各区域要素的空间整合。在基础设施、信息交流、生态保护等多个方面搭建网络，打破行政壁垒，减少资源流动成本。
第三，在西部地区培育新的城镇化示范区域，由点及面提升城镇化质量。由于资源在不同地区之间存在“马太效应”，而临近地区又存在“示范效应”，为了防止欠发达地区资源的流失，提升城镇化质量，最好的办法就是在该地区培育新兴城市，并以此为中心，发挥扩散带动作用，不断扩大辐射范围和半径，达到以点及面，全面提升西部地区城镇化质量的目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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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胜任特征模型研究的历史沿革
（一）胜任特征的定义及胜任特征模型的概念
胜任特征（Competency）的概念最早产生于古罗马时代，当时人们曾通过构建胜任刨面图来说明“一名好的罗马战士”的属性。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人们才开始采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胜任特征[1]。胜任特征有多种定义，笔者比较认同Spencer夫妇的概念。他们认为，胜任特征指“能将某一工作（或组织、文化）中有卓越成就者与表现平平者区分开来的个人的潜在特征，它可以是动机、特质、自我形象、态度或价值观、某领域知识、认知或行为技能――任何可以被可靠测量或计数的并能显著区分优秀与一般绩效的个体特征”。这一概念分三方面：深层次特征、引起或预测优劣的因果关联和参照校标。参照校标即衡量某特征品质预测现实情景中工作优劣的效度标准，它是胜任特征定义中最关键的方面[2]。有了具体的伦理体系和实际的操作框架，我们就可以结合具体工作的实际特点去探究相对应的“胜任特征”。按照各种具体的工作岗位特点建立“胜任特征模型”，将使我们的工作更加高效、科学和便捷。
胜任特征模型（Competency Model）是指承担某一特定的职位角色所应具备的胜任特征要素的总和，即针对该职位表现优异者要求结合起来的胜任特征结构。主要包括三个要素：即胜任特征的名称、胜任特征的定义（指界定胜任特征的关键性要素）、行为指标的等级（反映胜任特征行为表现的差异）[2]。
（二）胜任特征模型在具体工作中的应用
胜任特征的名称通过定义对职位的具体要求进行了解释，更重要的是在行为指标方面，从基本合格的行为等级水平到最优秀的表现等级水平都有详尽的描述。这就为我们选拔、培训、行为评价和反馈，以及职业生涯的发展提供了准确的依据。这一点在银行业选拔、培训、行为评价信贷人员等方面非常重要。银行业的信贷人员工作性质复杂、灵活，又规矩严格、程序严密。信贷人员所面对的客户多是银行的高端客户群，是各个行业的法人、高级管理人员、股东、资产的实际控制人，随时面临的是沟通、谈判、合同及法律，信贷人员时时承受着很重的心理压力和知识快速更新、变化的焦虑和不断提升学习的压力，这样的工作要求信贷人员的专业素质和综合能力很高。有时信贷人员的一个工作失误、不当行为会给银行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甚至危及银行的生死存亡。信贷人员能不能有效胜任工作对一个银行来说有时候是致命点。
行为经济学在研究组织行为时，会考虑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人格力量”。它对组织的作用效果与外生的激励（如金钱）相比，更加持久而深远。在心理学研究中有一个有趣现象：金钱激励可能会“挤出”内生激励，对绩效产生负面影响[3]。当金钱激励过高时，就会产生一种抑制员工的自然反应，导致个体心神不宁，进而影响工作绩效。人们一般情况下用来指导自我行为的知识都是非常简单的、经过长期进化而来且较稳定的。也就是说，人格特质对人们的工作表现影响更大、更深远。对于某种工作，选择出相对应特质的人会让人―职匹配更加合理，让工作充分发挥人的能动性，从而创造出佳绩。
二、银行业信贷人员胜任特征模型的研究
（一）银行业信贷人员的工作特点
信贷人员作为企业和银行联系的一线直接工作者，他们的工作能力与质量直接影响银行与企业的关系，甚至影响到银行业的兴衰存亡。信贷人员面对形形色色的人和各具特色的各行各业，会产生较大的工作挑战及心理压力。要想做好本职工作就要有相对应的专业技能、一定经验的积累、过硬的心理素质及良好的个人素质和修养。一个信贷人员要成长为优秀的银行客户经理最少也得需要5―10年的时间，而且每个人的人格特质也不尽相同，有些类型性格的人士不适合去做信贷工作，因此，信贷人员的选拔就非常关键。
银行业信贷条线基本分为内勤和外勤两种岗位。尤其信贷外勤人员（银行客户经理）经常要去开拓市场、挖掘、维护客户。每天都要约谈、接待不同的客户，整理贷款资料；到客户的经营场所去实地考察；同客户谈判定价、签订合同；与借款人、担保人、各种登记部门的经办人员及银行内的各级部门沟通、协调。时时游走在商业营销与法律、法规的边缘。这些特殊的工作内容与情景，形成了对信贷人员素质能力的一些要求：如良好的沟通能力；良好的心理稳定素质；持续学习新知识的能力；优良的道德与法律意识；良好的冲突管理与营销谈判能力；敏锐的洞察能力。探究出哪些人格特征更有利于信贷人员的工作特点，建立一套简单、通用、行之有效的信贷人员胜任特征模型将具有深远的实际意义和战略意义。
（二）信贷工作与人格特征的关联。
人格特征即一个人在很多情况下显示出的一些特征。人格特征越稳定，人在不同的情景中的行为表现就越频繁，这种人格特征对该人的影响也就越显重要。现在世界上被最为广泛使用的人格评测工具是“迈尔斯-布里格斯类型指标（Myers-Briggs type indicator，MBTI）”即大五人格模型，它包含的大五特质为：（1）外倾性；（2）随和性；（3）情绪稳定性；（4）开放性；（5）责任心[4]。人们经过研究，普遍认为这大五特质能够涵盖人类绝大多数个性特点，而且这五个人格维度与人们从事的各种特性工作相对应的绩效间有较高的相关性。
信贷工作中常常都在面临营销与谈判；时时都在做知识更新与储备；常经历情绪与压力的体验。这些实际情况要求信贷人员应有较成熟的、稳定的人格特征。随和型人更倾向于寻求合作的方法，不会去硬碰硬，利益坚守不住；外向型的人开朗而友善，往往会透露不该露的信息，利益会无意间损失；内向型的人往往难以相处，但他们对谈判结果更感兴趣。开放性高的人对新事物、新知识更易接受、有更好的自主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6]。
（三）银行信贷人员胜任特征模型探究
阜新银行于2013―2014年，通过专业咨询服务机构对阜新银行信贷条线从业人员355人进行了全员的人格特征、气质类型及专业能力等方面资料的采集。经过初轮单人个体面询；二轮每组10人群体面询；专业能力考评数据，建立了阜新银行信贷条线从业人员的人格特征、专业能力数据库。具体的数据结果355人中初步筛选结果有301人可胜任本职工作；有54人工作胜任能力不佳。具体对应的大五人格特质如表1。
根据上述数据分析：信贷胜任人员大五人格特质为：首先，5个维度中的责任心维度与该岗位关联最紧密；其次，是情绪稳定性和开放性；再次，是外倾性和随和性。
确定信贷人员胜任特征模型：
1.高责任心、高情绪稳定性和高开放性；
2.中等偏高开放性；
3.中等偏低随和性。
（四）具备胜任特征信贷人员选拔、培养的研究
有了信贷胜任特征模型，银行业选聘信贷人员就有了具体、可实操的工具。信贷人员中高级人才严重不足的问题就较容易解决了。按照信贷胜任特征模型去选拔，充分考虑到个人的人格特质（性格、气质类型、兴趣）、能力与该工作岗位的人―职匹配，发挥出人力资源的潜能，增强人员的心理能量，提升工作效率及成就感[5]。
在信贷人员挑选的实际操作时，我们首先在海选时从人格特质的维度初步筛选。运用心理投射测验、16PF人格特质测试、职业性向测验量表等测量工具把我们想挑选的人员选出来；然后从能力、经验累积的维度再次复选。我们可以运用行为事件访谈、焦点访谈技术、文件筐、情景模拟等技术方法对复选人员做出定性选拔。我们把定性选拔出的人员做好备案、储备，接下来进行职业素养、专业化培训；运用教练技术针对每位人员进行量身定制的特色化教练；最后为人员做好职业生涯规划。
当具备信贷人员胜任特征的人员选拔出来后，如何训练、培养成优良客户经理，这是个很重要的工作环节。企业教练技术为之贡献了具体、可实操的时效性工具。企业教练技术是欧美流行多年的管理技术，是一套能够激发企业、员工最好表现，增加效益、达成目标的有效管理技术[6]。通过建立“教练式”的工作关系，令被教练者聚焦于他们实现的愿景、目标。通过进行有效的对话，令被教练者发现问题，发现答案，发现自我潜能，令被教练者看到更多机会、更多选择；激发教练与被教练者朝向预期的目标前进，并不断挑战自己，提高业绩，创造非凡的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