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安全问题论文范本十二篇

时间:2023-03-28 14:57:02

国家安全问题论文

国家安全问题论文(篇1)

国际政治经济学视野里的国家安全问题

国家安全就字面来讲是国家不存在危险和不受威胁之义。本文认为,伴随着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关于国家安全问题的研究存在发展阶段。

1现实主义的传统安全

国家作为安全主体,所致力维护的是构成国家的四个基本要素的安全: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国民生命与财产安全、合法政府的存在和正常运转,维护这四个要素的安全都是国家权力机构的职能,从这个意义上讲,国家安全是政治。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生存与发展首先是确保国家主权的安全,这也是传统安全观的核心所在。在二战结束以后的很长时期里,占据国际关系理论主流的现实主义理论把国家权力作为国家间竞争的核心,研究国家利益与国家权力的关系,为传统国家安全观提供了充分的理论根据。

2相互依存理论的经济安全

国家安全问题论文(篇2)

“国家安全”是一国最根本的国家利益,是指一个国家处于没有危险或者有充分的应对手段来应对危险的客观状态。国家安全的指涉对象是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国家核心利益。 

国家安全威胁的来源包括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传统安全威胁指的是外部武装入侵或者武装入侵威胁,应对手段主要为军事、政治手段,行为主体是国家。而非传统安全威胁则包括经济安全、社会安全、文化安全、粮食安全、环境安全、生态安全等各个领域,如果说传统安全威胁主要来自于外部敌对军事力量,那么,非传统安全威胁则既可能来自于外部,也可能来自于内部,甚至内部非传统安全威胁与外部威胁的勾结。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主要手段则为国家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的硬实力和软实力,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行为主体也相应的多元化,每个公民、每个企业、每个公民组织都应担负着应对各类非传统安全威胁,以维护国家安全的使命。 

二、新形势下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的必要性 

21世纪以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民族、宗教、国际金融风险、互联网黑客等长期以来被列为“低政治”范畴的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威胁着我国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领域的国家利益。应对此类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手段亦有所改变,由原有的单一军事手段渐渐扩展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软、硬实力的增强,每个公民,特别是作为信息技术时代主角的大学生都已成为国家安全的行为主体。 

面对多维化发展态势的国家安全问题,丰富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内容势在必行。有效的国家安全教育一方面能够培养大学生为国防事业贡献力量的使命感,使大学生在学习、工作和参与社会生活的过程中时刻具备对不同国家安全威胁的警惕性和责任意识,以自己的言行维护国家安全;另一方面使大学生具备对非传统安全威胁保持警惕的主观意识和客观能力,绝不能成为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助力者。 

三、新形势下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所面临的挑战和困境 

本文通过对部分高校学生及教师的问卷、座谈及访问,了解到各高校国家安全教育的教学内容、形式及课时等教育现状,同时窥见,新形势下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仍面临诸多挑战与困境。如大学生对我国国家安全常识有大体了解,但个别同学还存在着盲区和误区,暴露出安全常识知识掌握还比较碎片化,不够持久与系统;在国家安全问题多维化时代条件下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供给虽然存在但还不足,未能提供足够的理论工具帮助理解国家安全问题,使大学生虽对国家安全热情关注但却无法从高校课程中系统掌握相关知识。以下分别从大学生国家安全常识的了解、高校国家安全教育的开展、国家安全意识的养成三方面内部存在的矛盾入手,对新形势下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所面临的挑战和困境展开分析: 

(一)大学生国家安全常识——基本了解与理论碎片的矛盾 

国家安全常识对大学生来说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对其详细内容缺乏深刻的了解与感悟,一部分大学生未能站在时代背景从当今国际环境角度审视国家综合安全,对“非传统安全威胁”在国家安全中的作用认识不足,由于政治与军事与大学生生活存在一定距离造成大学生潜意识中认为国家安全与自己关联不大,国家安全意识不足,缺乏历史使命感与自我责任感。 

调查问卷中96.5%的学生认识到国家安全包括传统安全及非传统安全;3.5%的学生将领土主权安全问题看成是我国的国家安全问题的唯一因素,忽略民族分裂主义、极端宗教主义、环境问题、生态问题、金融秩序问题等各个维度的综合安全问题。5.7%的大学生认为当前我国的国家安全威胁是以敌对武装力量入侵为主的传统安全威胁,安全威胁的主要行为体是军队或国家,主要解决手段是军队;而并未认识到民族分裂势力、恐怖主义、跨国犯罪、洗钱等构成的非传统安全威胁,同时也未考虑到应对每个公民、企业、组织经济实力是就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主要行为体,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社会文化、政治制度的健康稳定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法治建设的全面推进等软实力与硬实力的增强是解决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有效手段。 

由此可见,当前大学生对国家安全理论的核心四要素,即国家安全的指涉物、国家安全的威胁来源、应对国家安全威胁的手段、应对国家安全威胁的行为主体有基本了解,但并未形成系统化、理论化的认识。 

(二)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供给不足与两轨平行的矛盾 

国家安全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高校必须认清境内外形势,基于地区实际情况在实践中探索与运用各种教育渠道,并融合互动,形成新国家安全观教育的合力。目前许多高校已经意识到了安全教育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也进行了一些尝试,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在实际进行过程中诸多渠道各自为阵,在内容实践形式等方面没有实现有效的融合与衔接,缺乏整体目标统筹与详细规划,各活动与各环节错位缺乏有效协调。 

大学生国家安全常识之所以不够系统化、理论化与高校大学生国家安全教育供给不足有着直接的关系。 

调查显示,59%的学生指出自己所在学校并未开展过专门的国家安全知识教育;94%的学生认为高校开展国家安全教育的形式仅为开设军事理论课,并未开设专门的国家安全教育讲座;76%学生反映在《大学生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概论》等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课堂教学中,教师并未能提供足够的理論工具来帮助理解传统国家安全问题和非传统国家安全问题,并未将热点的国家安全问题纳入到课堂教学之中。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担负着立国树人、巩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重任,但国家安全教育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两轨平行”现象严重。据调研,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各门课程的教学内容与多维的国家安全教育内容脱节严重,并未完全融入高校教学实践之中,因此缺少为大学生提供持续的、系统的、多维的国家安全教育,使许多学生仅通过网络、电视媒体等途径掌握国家安全教育的碎片化常识。 

这一困境的有效解决途径之一就是尽快按思政课的教学内容及特点梳理整合相关内容,结合我国国家安全威胁的新形势、新特点,从情感、理论、历史与现实等各个角度探索将国家安全教育内容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具体教学的方式,为大学生提供多维、系统化的国家安全教育,使大学生更全面、准确地看待我国的国家安全问题,并为应对我国所面临的各种安全威胁作出自己的贡献。 

(三)大学生国家安全意识——热情关注与无所适从的矛盾 

多元化文化背景、多元化的价值观、高速发展又日益复杂的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以及国家安全问题本身的敏感性、复杂性,使大学生在国家安全问题上表现出热情关注却又无所适从的内在矛盾,并由此产生诸多困惑。 

调查显示98%的大学生对于国家安全的相关知识有强烈的学习愿望,大部分学生对国家安全问题比较关心,认为自己与国家安全有一定关系,但因目前了解相关知识的途径单一、掌握知识碎片化,所以接受效果不好,缺乏系统性与持续性,特别是网络、电视等传播媒介不能提供理解国家安全问题的基本理论工具,使大学生出现无所适从的心理。因此,高校应努力将国家安全教育融入到各门课中,使国家安全教育在内容上应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 

国家安全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高校应在认清国内外形势基础之上,根据各地区实际情况在实践中探索与运用各种教育渠道,融合互动,形成新国家安全观教育的合力。 

参考文献: 

[1] [以]伊曼纽尔.安全共同体[M]. 阿德勒 孙红(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5:24. 

国家安全问题论文(篇3)

在全球化背景下,主权国家的文化安全问题日渐凸显,特别是面对文化霸权主义严峻挑战的发展中的当代中国来说就更是如此,因而新千年以来,有关文化安全及相关问题的讨论渐成热点。但如何维护和保障文化安全,尤其是如何不断增强文化安全意识,进而形成理性的文化自觉,尚有必要做以深层思考。本文试就如何开展文化安全教育问题略谈浅见,诚望识者指正。

开展文化安全教育,一是须将其纳入整体国家安全教育体系。首先,文化安全教育是国家安全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我国的国家安全教育一直是以传统国家安全教育为主,并辅之以非传统安全教育。国家安全教育的对象主要集中在国家机构工作人员和大中小学生,从文化安全教育方面来看,其教育范围应扩大到全体国民,应该使文化安全观念深入人心,不过教育的重点对象应集中在国家机构工作人员、青少年学生以及文化工作者这三类主体身上。国家机构工作人员因其工作的特殊性,他们的价值观念直接作用于国家的文化政策,这不仅关系到国家文化的现实安危,进而影响到国家的长久生存与发展的话语空间,所以应优先开展对国家机构工作人员的文化安全教育;青少年学生是祖国文化的传承者,他们对祖国文化及外来 文化的态度,关系到祖国文化的前途和命运,对青少年的文化安全教育是一项意义深远的长期工作;从事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工作的人员如新闻工作者、学者、教师、作家、演员或是文化企业老板等,他们的文化价值观念会直接作用于文化信息与文化产品,而这些文化信息与文化产品具有很强的思想导向性,会影响大部分人的价值观念,所以,有必要对文化工作者进行文化安全教育,使其在文化创作与传播过程中,关注西方文化的入侵和渗透,提高抵御能力。其次,文化安全教育需要借助国家安全教育的方式和途径。我国开展多样的国家安全教育活动,如建立国家安全教育馆以进行国家安全教育,现在的北京国家安全教育馆、西柏坡国家安全教育馆以及去年建立的上海国家安全教育馆等都是国家安全教育工作有效途径,国家安全教育的途径还有讲座、论坛等,此外还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普及《国家安全法》及国家安全知识活动。文化安全教育作为国家安全教育的一部分可借助这些途径展开,如通过图片展示传统物质文化遗产以及其中严重破损的文物古迹和流失的文物,来提高人们保护传统文化遗产的意识;通过一些文化产业、文化贸易数据来说明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现状及问题,特别是中国对外文化贸易的 巨大贸易逆差,严重影响中国文化的发展,应该让人们全面了解;还有通过网络论坛的讨论一些重大的现实问题,并给予正确地导向;多开展一些书评、影评来评价外国文化产品,正视其对我国的各种影响;还可以通过专家讲座形式让国人深入理解西方思潮,避免盲目追随。

开展文化安全教育,还须将其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文化安全教育应成为国民教育的一部分。国民教育体系是由国家通过制度或法律的形式来制定的,它体现的是国家的行为;同时其并不仅仅以单一的学校教育或学历教育为唯一的教育形态,它既包括学校教育,同时也包括学校外的社会教育等其他教育形态;国民教育体系顾名思义就是面向全体公民的教育,而不仅限于某一年龄段的儿童或青少年。当然,把文化安全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之中,我们不仅看重国民教育对象的广泛,我们更看重的是教育对象对祖国文化发展的意义,青少年学生无疑是祖国文化的继承者,中华民族文化伟大复兴的历史任务就落在他们身上。所以学校应该成为文化安全教育主阵地,对象就是青少年学生,他们接受教育的时间长,教育产生的效果会相对较好。文化安全教育在学校开展目的就是要帮助学生了解文化生存境遇对国家安全的重要意义,认识到维护国家文化安全是每一个公民应尽的义务,树立文化安全意识,并自觉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同一切危害民族文化的行为作斗争,为祖国文化的伟大复兴贡献力量。应当指出,在目前的国民教育体系中,关于文化安全教育的制度建设、课程体系的建构还有许多不能令人满意之处。因此,在全球化背景下,面对外来文化,特别是强势文化的冲击,整个国民教育体系亟待进一步完善,真正使文化安全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在整个国民教育体系的框架内,还可以通过讲座、论坛等形式开展文化安全教育。讲座是大学里常见的教学形式,而且都是专题研究性质,针对性较强。讲座可以风格多样,充分展示讲者的学术功底、语言魅力、思维的敏锐以及深刻洞察力,比较受学生欢迎。学生对这种形式比较认同,那么通过这种讲座形式来进行文化安全教育,势必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从学术研究的领域来说明我国文化安全现状,更有说服力。此外,还可以通过学生社团开展演讲、辩论赛等活动进行主体自主的文化安全教育。任何外在的灌输都比不上自我教育的效果。学生社团是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力量,这种由在校学生自发组织成立的群众性团体在学生中有相当大的影响力,社团开展的演讲比赛、辩论赛等是学生比较关注并积极参加的活动。多开展些有关文化安全的演讲比赛、辩论赛,会使学生从内心认同文化安全教育,更好地实现文化安全教育目标:学生积极关注国家文化安全,文化安全意识得到提高,并自觉主动维护国家文化安全。

开展文化安全教育,还应当广泛利用各种现代传媒和载体。一是充分利用广播、报纸、影视、书刊,特别是网络等媒体进行文化安全教育。现代网络传媒已使信息传播速度在瞬间传遍全球,同时也是当今民意表达最快最多的场所,这一点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各种焦点事件在网上都会有非常广泛的激烈的讨论,网络舆论都显示出了不可忽视的力量。这种力量可以被正义利用也可以被邪恶利用,网络高速发展使各种资讯快速传播,文化安全问题就更加棘手,不良文化在因特网上流行的现象日趋严重,色情、暴力、迷信和邪教信息在网上泛滥成灾,网上民意放大和失真现象严重,网上道德逐渐沦丧。这些现象已经成为威胁我国文化安全的一大公害,这已引起了国家的高度重视,构建网络文化的钢铁长城势在必行。目前的“红网”建设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还缺乏社会影响力,还需要加强文化安全教育网站及论坛建设,对于危害国家文化安全的现象及时曝光,吸引广大网民能够通过新闻跟贴、论坛上贴等方式在网上迅速形成舆论讨论,扩大其社会影响力,提高人们的文化安全意识及维护国家文化安全能力。好的书刊、影视作品总是能在无形之中教育人感染人。我们要把文化安全问题渗透到文化产品之中,寓文化安全教育于无形之中,这一点美国的好莱坞应该是学习的“榜样”,美国一直通过影视、书刊等媒介及其他文化产品向外输出其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我们不得不承认,美国的好莱坞在文化战略方面做得非常成功,使欧盟的一些国家不得不采取“文化例外”的政策来抵御美国的文化入侵。相比而言,中国就不那么乐观,虽然我们进口电影,也有一定的配额限制,但是现在通过盗版、网络下载等途径,国外的电影大量进入我国文化市场,对我国的文化产业冲击很大,对人们的价值观念冲击就更大了。我们必须学会应对的方法,那就是通过我们国产电影的发展来抗衡国外电影,同时要把文化安全教育渗透到影视作品中,渗透到整个文化产业之中。二是充分利用民族传统节日进行文化安全教育。民族传统节日是一个民族文化的集中展现,更是民族文化的传承。“端午节”被韩国申办成世界保护遗产,对国人的触动很大,感受到了一丝文化危机。这恰恰说明我国某些传统节日的文化传统在不断消解,至少是没有得到很好的继承。不过国人对某些传统节日还是有很强的认同,如春节时无论在哪里都不会忘记要回家过年,中秋佳节也会有一家团圆的强烈渴望。这就是我们进行文化安全教育最好的时间,可以通过媒体进行渲染节日气氛,增强传统节日的文化认同。我们首先必须要重视传统节日,西洋节日已经对我国传统节日构成严重的挑战,特别是青年人更热衷西方的情人节、愚人节、甚至是圣诞节、平安夜,当然这里有商家的炒作,青年人也并不会深入了解西方节日的内涵,只是更喜欢西方节日的浪漫形式,但我们必须引起重视,当青年人过西方的节日多于自己民族的节日的时候,民族节日中所蕴含的民族文化精神由谁来传承呢?国家已经对民族传统节日是否应该放假问题,作出了非常正确的决定,清明、端午、中秋、除夕已定为了国家法定假日,这在民众心中民族节日的地位就会得到提升,也会更加受到人们的重视。但是我们也看到民族节日也出现“物质化”倾向,而忽视了文化精神内涵,如月饼因包装而身价倍增,“天价年夜饭”,节日竟然只是商家炒作赚钱的借口,而节日所传承的民族精神却并未得到重视。我们要利用节日这样一个契机,积极开展一些民族传统文化活动,大力弘扬民族文化精神,增强民族文化自尊心和自豪感。

[参考文献]

〔1〕余秋雨.当前中国社会的六大文化误区〔J〕.新华文摘,2006,(19).

〔2〕胡惠林.在积极的发展中保障中国的国家文化安全〔N〕.文艺报,2002-10-10.

〔3〕李金齐.文化安全:一个关乎国家存亡的现实问题〔J〕.思想战线,2006,(1).

〔4〕石中英.论国家文化安全〔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3).

〔5〕胡惠林.文化产业发展与国家文化安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化产业发展问题思考〔J〕.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2000,(2).

〔6〕塞缪尔·亨廷顿.再论文明的冲突〔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3,(1).

国家安全问题论文(篇4)

当代中国面临的各种安全问题,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军事、文化,其影响和危害都已经超出了本身所在领域的界限。在军队院校中加强“总体国家安全观”理论教育,对于培育学员的系统思维和总体国家安全意识,提高其跨学科、跨领域分析、研究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一、明确培养目标、做好顶层设计,构建科学的“总体国家安全观”理论体系

一是明确培养目标。军队院校“总体国家安全观”教育的总目标是为军队培养具有战略安全视野、能够运用现代工具手段跨学科分析和有效解决国家和军队面临的诸多重大的现实安全问题的创新型军事人才。在此基础上,军队院校应该根据各自学校的发展定位,对院校“总体国家安全观”教育的具体目标进行进一步的细化,以增强培养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二是确立培养对象应该具备的能力素质体系。根据“总体国家安全观”教育的培养目标,培养对象应该具备以下基本能力和素质:①过硬的政治素质和道德品质;②宽广的基础理论知识;③精深的专业知识;④良好的沟通和协作能力;⑤出色的团队领导能力。

三是构建科学的“总体国家安全观”教育理论体系。①根据军队院校的不同优长和特点,科学规划“总体国家安全观”教育的培养重点;②梳理现有学科体系,找好“总体国家安全观”课程教学的切入点;③加快“总体国家安全观”教育理论教材的编著,发展和完善具有军队特色的“总体国家安全观”教育理论体系。

二、统合军地资源、加强人才培养,努力筑牢“总体国家安全观”教育的人才基础

一是统合军地安全领域的人力资源。“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1]军校“总体国家安全观”教育成功的关键在于拥有一大批具有深厚“总体国家安全观”理论功底的大师级的教学人才队伍。在涉及国家总体安全的11个重要安全领域――“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2]的研究方面,军队和地方各有所长。加强军地人力资源整合,有助于筑牢军队院校“总体国家安全观”教育的人才基础。

二是统合军地安全信息资源。丰富的安全信息资源是保证“总体国家安全观”教育有力推进的基本条件。①通过构建军队内部安全信息资源共享机制,实现军队安全信息资源合理高度共享与利用;②通过构建军地之间的安全信息资源共享机制,有效利用地方在安全领域的相关研究和建设成果;③建立军地之间关于安全信息资源建设的统筹协调机制,提高军地之间安全信息资源建设和利用的效益。

三是提高军队院校教员队伍的“总体国家安全观”理论素养。这是筑牢军队院校“总体国家安全观”人才基础的主要举措。①以课题研究为牵引,加强自我学习和研究;②开展多种形式的学术交流与合作;③强化实践应用,促进广大教员“总体国家安全观”理论与实践的融合。

三、突破思维定式、创新方式方法,形成最优的“总体国家安全观”教育模式

一是要注重“因材施教”。①“因人施教”,即根据教学对象的个性特征采取有针对性地教学方式方法,从而保证“总体国家安全观”教学效果的最优化;②“因层次施教”,即根据教学对象的年级层次和专业特点采取有针对性地教学方式方法;③“因课程内容施教”,即必须根据“总体国家安全观”教学课程的不同,采取适合的教学方式方法。

二是要强化“研讨教学”。创新型军事人才的培养目标要求我们在进行“总体国家安全观”理论教学的时候,必须打破传统应试教育模式下师生间被动的你教我学模式,通过广泛深入地开展“研讨教学”,使教学对象全程参与到问题的发现、提出、分析和对策解决全过程中来,真正培养学员发现、分析、研究和解决国家和军队重大安全问题的实践能力。

三是要加强“跨学科融合教学”。当今社会,“大批的问题可越过学科的边界互相串联起来,而各学科的众多方法又可相互参证以提高解决问题的效力”[3]。因此,军校在进行“总体国家安全观”理论教学的时候,必须突破传统的单一学科教学思维定式,树立“跨学科融合教学”观念,即在进行“总体国家安全观”理论教学时,对于同一个安全问题,必须综合军队院校中的不同学科优势,有效运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数理、信息等不同学科的方法论,对问题加以全方位分析和研究,从而更加有效地探寻其解决之道。

四、注重科学管理、强化服务保障,释放最强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培育效能

一是加强“总体国家安全观”教育工作的组织领导。①深入动员、统一思想。通过深入动员,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明确职责。②明确任务、合理分工。根据院校开展“总体国家安全观”教育的目标与要求,合理制定“总体国家安全观”教学工作规划,明确具体任务。③加强检查、做好指导。其内容包括教员备课授课情况以及教学场所和设施的检查和维修情况。

二是深化“总体国家安全观”教育效能的评估、反馈与应用。①深化教育效能的评估。通过评估,及时发现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教育的各环节中存在的不足。②做好评估结果的反馈。在评估结束之后,也好及时将结果反馈给相关的单位和个人,以便于改进缺点、弥补不足。③强化评估结果的应用。既要表彰先进,推广先进经验,同时又要惩戒落后,查找不足,及时加以修改、完善和提高。

三是完善“总体国家安全观”教育的服务保障。①人才保障。只有将本单位的精干力量投入进来,教学质量才有保障;②制度保障。只有相关法规制度完善了,“总体国家安全观”教育工作的开展才能有章可循、有规可守。③物质和经费保障。完善的软硬件设施和充足的经费支持,是“总体国家安全观”教育的物质基础。

参考文献:

国家安全问题论文(篇5)

一、选题的意义

进一步加强国家审计监督工作建设,提高政府资源合理使用效率,是政府监管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维护我国国家经济安全的基本保证。政府通过财政审计,规范预算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维护国家金融安全;通过企业审计,揭露各种弄虚作假行为和重大违法违规问题,以及决策失误给企业所造成的损失浪费,维护国有财产安全;通过经济责任审计,提高干部队伍的责任意识和管理水平,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

审计工作的首要任务是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审计工作应适应外部环境和条件的变化,顺应审计工作发展的内在规律,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实现审计工作转型,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更是审计工作实现自身科学发展与时俱进的必由之路。因此,对国家审计与国家经济安全之间的关系;国家审计在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方面的作用及发挥作用的途径、方式;国家审计如何在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方面发挥更大作用等方面作一些有益的探索显得非常必要。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国外:上个世纪60年代后期,美国就有学者关注国家经济安全问题。70年代,石油危机的爆发,使日本学者开始重视日本的生存空间和经济安全问题。最早使用经济安全这一概念的官方报告是1980年日本政府出台的《国家综合安全报告》,该报告中经济安全被视为国家安全的组成部分。80年代,美日两国学者相继出版了有关国家经济安全的学术专著和研究报告。直到90年代,国家经济安全问题才引起国际政界要人、战略专家的关注,此时,国家经济安全的概念逐渐融入到很多主权国家的国家战略或政府政策之中。

有学者认为,国家经济安全是维持那些有利于促进资本和劳动生产效率提高,从而维持一国公民较高的生活水平,维持一个对创新和国内外投资及经济可持续增长有益的环境所必须的条件;另一种观点强调,国家经济安全是本国经济不受外国严重剥夺的威胁,也即国家经济安全就是一个国家不受其他任何国家使用经济等手段进行操纵的状态。相反,经济不安全就是易于受到其他国家侵略或伤害的状态。这部分学者认为,如果说国家安全指的是保护本国免受外国暴力威胁和伤害,那么国家经济安全就是保护本国经济使其免受外部力量的影响和伤害。

此外,左根和阿什针对中国的经济安全问题进行了反复研究。他们认为,中国的经济安全问题主要包括地区间收入差距、乡村向城市移民、大量失业、社会稳定、粮食短缺、能源供应和环境保护等方面。他们研究了中国政府的自给自足政策和有效治理在经济安全中的极端重要性。两位学者认为,经济安全的核心不仅包括有效的商品、金融和劳动市场,还需要良好的工业结构和有效的规制制度。

国内:左敏(2011)认为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是国家审计的现实目标。本文从国家经济安全的概念和体现形式入手,深入分析国家审计与国家经济安全的关系,以及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审计局限,提出在新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下,应按照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目标要求重新定位审计工作的方向和着力点,即以落实权力主体经济责任为主攻方向,强化对公共资源整体性的监督,保障公共资源安全;强化对公共责任落实情况的监督,保障公共权力运行安全;强化对公共政策执行情况的监督,保障公共管理安全;强化对国际竞争引致公共风险的监督,保障宏观经济安全。刘博,安广实(2010)认为国家经济安全是世界各国都非常重视并长期关注的问题。政府审计作为国家经济安全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有着重要的作用。本文对相关研究成果予以梳理和总结,并对未来进一步的研究内容和领域进行了展望。雷家骕(2000)认为,国家经济安全核心领域应包括战略资源和能源供给利益、产业生存与发展利益、金融系统运行与发展利益以及财政收支与运行利益四大方面;而国家经济安全相关领域包括科技发展、信息安全、生态环境、社会稳定性、公共安全、周边事态、国际关系七大主要方面。王梓薇(2008)认为针对国家经济安全理论研究的不足,文章以理论与实践为主线,就国家经济安全研究进行了回顾与总结。归纳了国外学者在国家经济安全研究主要进展,以及国内学者对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的相关研究。乔瑞红(2009)认为国家经济安全关系到一国经济能否健康、快速可持续发展,政府审计只有把维护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作为首要任务,才能有深度、有高度。本文论述了政府审计在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中的作用,阐述了两者关系,提出了政府审计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具体途径。

王素梅,李兆东,陈艳娇(2009)认为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是政府审计的职责所在。政府审计应在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国家重点行业的运行、国家金融安全、国家可持续发展等方面发挥监督、预警和服务作用。政府审计应贯彻全面审计与专项调查相结合的战略方针,以审计信息、审计报告为载体,实现审计功能结构的调整变革,保持国民经济的安全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廖义刚,韩洪灵,陈汉文(2008)认为政府审计在不同的国家形态下有着不同的服务对象和性质。本文以洛克、奥尔森和巴泽尔的国家理论模型为基础,从本源上追溯了不同国家形态下政府审计的职能及相关特征差异,并给出内在逻辑一致的解说。本文的结论将为我国政府审计的发展战略作出合理安排提供一个得以支撑的思想框架和较坚实的理论基础。王世谊,刘颖(2009)认为政府审计在促进国家经济安全运行中具有重要的保障作用、监控作用、预警作用和保护作用。政府审计发挥作用途径主要包括:增强排险功能、规范功能、促进功能、免疫系统功能和守护功能。政府审计发挥作用主要方式就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审计人员综合素质为支撑,以探索创新精神为动力。蔡春,李江涛,刘更新(2009)认为随着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国家经济安全成为国家安全的核心,引起了高度关注。政府审计作为国家经济安全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有着重要的作用。从审计历史层面、理论层面、法律层面、国际经验层面以及现实层面五个方面提出了政府审计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基本依据,从基本层次与衍生层次两方面剖析了政府审计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作用机理,并从创新审计模式与构建经济安全审计预警系统两方面探讨了政府审计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路径选择问题。官银(2010)认为政府审计作为一种独立的经济监督方式,是国家经济安全的“免疫系统”,对实现经济调整、政策执行具有监督职责和预警作用,可提高财政资金和公共性资金的绩效管理、维护国家财政安全和防范金融风险,还可促进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的实施。因此,政府审计应创新审计理念,构建审计预警机制,实施绩效审计,建立健全问责机制,确保经济运行质量,促进经济健康发展。汤小莉,逯颖(2011)认为政府审计是公共财产的卫士;它的特殊的身份,使它在国家经济安全方面承担着重要的角色。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政府审计也在不断拓宽审计监督范围的边界,正朝着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方向延伸。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可以通过国家经济安全审计评估报告、制定国家经济安全评价标准等方式建立国家经济安全审计监测预警机制,从而充分发挥政府审计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主要作用。

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国内外对于国家经济安全这一研究是一脉相承的,首先都肯定了一国维护经济平稳运行、保证基本福利水平,使其不受外部环境的影响与威胁是国家经济安全的基本要求。在此基础上,国家经济安全还需要在有效保障全球化背景下国际间合作以及获取收益的能力。

三、框架结构

第一部分:简述国家审计与国家经济安全的定义,通过定义,引出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并对国家审计与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关系进行一个简要的描述。

第二部分:介绍国家审计与国家安全经济的关系,简要分析了国家审计与国家经济安全之间是怎样的一种关系。

第三部分:介绍国家审计在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方面的作用,对国家审计的几个主要作用分条简述,为下文国家审计在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路径打下铺垫。

第四部分:介绍国家审计在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方面路径选择,对国家审计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的方式方法分条描述,进行总结性的归纳整理。

四、进度安排

1月5日前在广泛搜集和阅读相关资料的前提下完成开题报告

1月6日至2月28日完成论文初稿

3月1日至4月30日完成修改稿

5月中下旬定稿并提交相关资料

五、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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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张庆龙,谢志华.论政府审计与国家经济安全[J],审计研究,2009.(4):12-16

国家安全问题论文(篇6)

本次论坛特别邀请了国务院参事闪淳昌、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院长刘铁民、全国政协委员纪明波、国际劳工组织北京局项目官员朱常有等国内安全生产权威专家,香港职业安全健康局主席伍达伦、澳门特区政府劳工局事务局局长孙家雄、台湾科技大学副教授谢明宏等港、澳、台三地的专家学者以及福建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开明、福建省交通职业技术学院院长沈斐敏等省内专家出席并作精彩演讲。

上午,大会开幕式由福建省安监局局长、福建煤监局局长陈炎生主持。李川副省长首先代表福建省政府对出席本次论坛的“两岸四地”嘉宾表示热烈欢迎;并对通过本次论坛,为海峡西岸经济区的安全发展出谋献策,为福建省安全生产工作深层次问题展开研讨的成果寄予厚望;同时也预祝本次论坛圆满成功。

开幕式后,李川副省长、省政府刘文豪副秘书长到观众席入座,与参会代表一起兴致勃勃地听取国务院参事闪淳昌、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院长刘铁民所作的专题报告。上午的专题报告由福建省安全生产管理协会邓云贞会长主持。

闪淳昌以“坚持以人为本,推动安全生产五要素到位”为题首先发言。从较高层次阐述了党中央、国务院提出的以人为本、安全发展的理念和指导思想,指出“安全生产是当前群众最关心的问题之一,既是热点、难点,也是和谐社会建设的切入点、着力点”。就如何推动安全生产五要素到位问题,闪淳昌作了精辟的分析:“安全文化是根本、安全法制是利器、安全责任是灵魂、安全科技是手段、安全投入是保障”。演讲中,闪淳昌指出,实施安全生产五要素到位是我国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方略。这一方略,顺应了安全生产工作的规律,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统筹社会经济全面发展的重要内容,是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组成部分,是政府履行社会管理和市场监管职能的基本任务,是企业生存发展的基本要求。 “五要素”的提出,既抓住了我国安全生产现阶段的工作重点,又具有前瞻性。“五要素”把安全文化和法制建设放在了突出的位置,以期提高公民和全社会的安全意识,同时,还强调了企业的主体和政府的监管主体责任,特别是对安全监管监察队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刘铁民在演讲中首先从学术角度,并运用了大量的数据和图表剖析了当前我国的安全生产“总体稳定、趋向好转、依然严峻”的总体形势;对比国外工业化国家安全生产发展历程,分析了我国安全生产发展所处的阶段,认清当前的不足和优势,提出建设保障型社会,倡导先进安全文化,树立现代安全生产理念的主题思想。刘铁民的演讲诙谐幽默,引经据典,案例丰富,论坛会场不时响起了阵阵掌声与会心的笑声,会场气氛不断活跃起来。

下午的主题演讲由福建省安监局副局长、福建煤监局副局长丁明干主持。内地、港、澳、台等六位嘉宾及省安监局副局长施惠财先后作了精彩演讲。演讲主题涉及内容广泛,各位演讲嘉宾从不同角度、不同领域、不同层面,或分析问题、或介绍经验、或启发思维,让参全人员享用了一顿安全定理理念的“丰盛大餐”。演讲者的精彩论述,有的让人油升共鸣,有的不时发人深醒,有的令人茅塞顿开。会场上有的人紧盯屏幕,有的人提笔速记,有的人频频点头,也有的人与旁边窃语两句。论坛上每个人似乎都有了自己收获,找到了内心的共鸣。即使到会后还不时能够听到大家对某些问题的议论,许多人都对本次论坛感到受益匪浅和意犹未尽......

国家安全问题论文(篇7)

Abstract:The construction of archival safety system has become an essential part of the archival cause development strategy. Facing the shortage of systematic induce in archival safety system theory, this paper point out the source of archival security system theory from these aspects: the archival conservation and management theory, risk society theory, risk management theory, disaster management theory, information security theory and safety culture management theory.

Keywords:Archives safety system; Archives conservation; Disaster management; Risk management; Information security

1 引言

2010年以恚从档案安全体系建设的提出到《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档案工作的意见》《全国档案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纲要》《关于进一步加强档案安全工作的意见》等文件的出台说明:档案安全体系建设已成为档案事业发展战略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得到了党和国家的充分肯定,一个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的档案安全体系建设“顶层设计”已经形成。反思我国档案安全体系建设快速推进的深层次原因,离不开学界多年来对档案安全问题的不断研究。从最初对档案安全保管、档案安全保护的研究到如今从档案安全体系的层面展开对各类档案安全问题的系统研究,档案界人士充分汲取相关学科的思想源流,并将其融入档案安全问题的研究当中,取得了重大进展。时至今日,我国档案安全领域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但值得注意的是,当前研究当中缺乏对档案安全体系理论的系统归纳和科学提炼。因此,厘清档案安全体系研究的理论源泉,对于促进档案安全体系的深入研究,以及具有中国特色的档案安全理论体系的形成意义重大。

2 档案安全体系研究的主要理论阐释

2.1 档案保护与档案管理理论。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的档案保护技术学是研究档案制成材料损坏规律及科学保护档案技术方法的一门学科,它的任务是最大限度地延长档案的寿命。档案安全的理论最初就体现在档案保护之中。几十年的发展历程中,档案保护研究逐渐从各个层面展开,尤其是在信息技术的推动下,学界不仅对档案保护技术学科赖以存在与发展的知识基础和理论框架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和梳理,还将目光转移到新材料、新技术、新设备的研究当中。我国档案保护技术学所形成的核心思想和理论方法,是以纸质档案为核心构建起来的知识体系,例如档案修复技术方法、档案馆建筑与设备、档案害虫与微生物的防治等,它们在我国传统档案保护工作以及“国家重点档案抢救与保护”工作中扮演着重要的理论角色。然而,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档案保护的范围逐渐拓展到电子文件(档案)的安全保护、备份与长期保存等领域,而这些领域同样也是档案安全体系建设中的核心内容之一。档案安全体系建设下,档案安全保护是档案安全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1]。总之,在档案安全体系理论建构当中,档案保护领域的理论方法不可或缺。

档案管理理论是围绕档案收集、整理等工作流程形成的一整套理论、原则和方法。科学的档案管理对于维护档案的完整与安全意义重大。从这个角度看,档案安全体系理论的构建离不开档案管理理论的指导。首先,要确保电子文件的安全,除了探讨电子文件信息的安全保密技术与方法外,电子文件的归档、电子文件的长期保存同样是档案安全体系建设中需要关注的重大问题。一方面,电子邮件、政府网站、政务新媒体等新型“文件”的出现,如何确定归档范围,如何鉴定其价值、划定保管期限,如何完整捕获文件内容及其结构和元数据信息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另一方面,电子文件的长期保存和维护,尤其是新型电子文件的长期保存策略方法也是需要涉足的重要问题。其次,从文件生命周期的角度来看,文件(电子文件)从形成到销毁或永久保存的整个周期都存在安全问题,因此,对文件整个生命周期进行安全管理,既要防止重要文件由于没有归档或归档信息不完整造成的丢失,也要防止保管当中的篡改、泄密,以及注意防火、防盗等,当然,还有利用过程的原件保护、信息保密、隐私保护甚至销毁阶段的安全等。

2.2 风险社会理论。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在1986年出版的《风险社会》一书中,首次提出了“风险社会”的理论命题。此后,英国学者斯科特・拉什、安东尼・吉登斯、沃特・阿赫特贝格等人对风险的概念、风险社会理论进行了进一步探讨。风险社会理论对风险、风险社会进行了完整描述,对如何规避和应对风险作了阐释,是开展风险管理的理论与思想源泉。风险社会理论提出之后,风险的经济学、心理学、政治学、文化学等多维度视角也为关注风险社会问题提供了多种理论分析路径。此外,风险社会背景下,风险社会理论已经对政府管理、企业管理、社会治理等领域产生显著影响,基于风险社会视角展开的安全问题研究层出不穷。

对于档案界而言,对档案安全问题的认识通常有两种视角:一是从档案的存在形态、固有特性以及档案保管的场所、方式、管理体制、运行机制等方面着手,力图从内部发现档案安全风险因素;二是从档案安全所面临的外在环境,包括各种自然灾害以及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着手,力图从外部分析档案安全风险因素。风险社会理论为理解和思考档案安全体系建设面临的诸多问题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理论视角,为档案安全风险的防范、规避与管理提供重要思路。

总之,探索风险社会理论对档案安全问题研究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对认识现阶段我国面临的档案安全问题提供理论借鉴。从风险社会理论视角切入对档案安全体系建设进行透视和反思,剖析产生安全问题的深层原因,这对于档案界树立风险意识、培育风险文化有导向作用。此外,有利于档案机构明确风险社会中档案安全的责任担当,从宏观和微观的双重视角展开,树立“大安全观”,建立安全防范机制、制定安全应对策略与相应的政策引导和制度保障机制。

2.3 风险管理理论。风险具有不确定性与客观存在性,它由潜在的损失、损失的大小、潜在损失发生的不确定性三种因素构成。为了避免事件发生的不良后果,减少事件造成的各种损失,即降低风险成本,人们引用管理科学的原理和方法来规避风险,于是风险管理(risk management)便应运而生。

风险管理是一种有目的的管理活动,常被视为一种保险,一个缓解不确定性的缓冲区,最终目标是以最小的成本获取最大的安全保障。因此,在进行风险管理的时候,管理主体通常致力于通过风险的识别、评估等一系列流程矸治瞿谕獠看嬖诘姆缦找蛩兀并制定一系列方案、措施来应对风险,以达到风险管理的目标。目前,风险管理理论已经在企业管理、工程项目管理、医疗护理管理等领域得到了极其深入的应用与理论拓展,并逐步运用到政府管理、信息管理、IT项目管理、自然灾害管理等领域中。

2000年,王健等人翻译了戴维・比尔曼的著作《电子证据――当代机构文件管理战略》,比尔曼认为,在电子文件管理中应导入风险概念,进行风险管理。之后,电子文件的风险管理开始引起国内学者的关注,其中中国人民大学的“电子政务系统中文件管理风险防范与对策研究”课题组进行了系统研究,探索了电子文件管理风险及其产生原因[2][3]、电子文件风险管理的必要性和可行性[4]、电子文件的风险管理流程与方法等[5][6],并于2008年出版了专著《电子文件风险管理》。

总的来说,在文件与档案管理当中引入风险管理理论是十分必要且可行的[7],在数字时代,文件与档案管理活动中面临的风险越来越多,这些风险不仅出现在收集阶段,还出现在整理、利用等各个阶段,尤其是档案信息化(数字化)建设阶段[8]以及档案数字化项目外包当中[9]。在文件与档案管理中引入风险管理理论,已成为我国档案安全管理的重要思想。

2.4 灾害管理理论。灾害是由自然原因、人为原因或两者兼而有之的原因而形成的、发生于自然界的或突发或缓慢发生的能给人类造成各种损害的事件。灾害与防灾、减灾是人类生存与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永恒主题。因此,灾害管理(disaster management)逐渐成为应对灾害的重要活动,它通过对灾害的研究、预测、减灾措施实施和灾后恢复等活动,以预防灾害的发生或减少灾害造成的损失。现代灾害管理理论主要有危机管理理论、风险管理理论和GCSP 管理理论。危机管理理论侧重于灾害的防治,风险管理理论更侧重于灾害预防,GCSP管理理论则是综合危机管理和风险管理理论,侧重于灾害的管理方法。

我国自然灾害频繁,档案面临着各种潜在的威胁。国家档案局对自然灾害的防治非常重视,每年都要专门发文强调汛期档案安全,此外还出台了《档案馆防治灾害工作指南》,其目的就在于进一步强化档案工作者的灾难风险意识和防范意识,为各级档案馆和档案工作者在制定灾害管理政策和战略过程中提供必要指导,以便进一步增强档案馆抵御各种灾害的能力,确保档案的安全保管和妥善处置,把各种灾害对档案馆的影响减少到最低程度[10]。针对档案以及档案馆所面临的灾害威胁,灾害管理领域的理论方法(诸如灾害恢复、灾害风险评估、灾害损失预测与评估、灾害分类与等级划分、防灾减灾对策、灾害应急管理、灾害风险管理、灾害危机管理等)对档案安全管理有重要参考借鉴价值。因此,近些年来,有学者对档案灾害预警机制[11]、档案部门灾害事件应急准备能力[12]、档案灾害管理体系[13]、档案防灾减灾体系建设[14]、数字档案灾害[15]等问题进行了探索,还有学者对“档案灾害学”进行了深入研究[16][17]。

2.5 信息安全理论。信息安全是信息时代永恒的需求。可以说信息安全是信息的影子,哪里有信息哪里就存在信息安全问题。当前,信息科学技术空前繁荣,可危害信息安全的事件也不断发生,敌对势力的破坏、恶意软件的入侵、黑客攻击、利用计算机犯罪等,对信息安全构成了极大威胁,信息安全的形势是严峻的。信息安全已成为影响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之一。一般而言,信息安全主要包括设备安全、数据安全、内容安全和行为安全4个层面的内容,而信息安全学科就是研究信息获取、信息存储、信息传输和信息处理领域中如何保障这四个层面安全问题的一门新兴学科。在信息安全理论当中,技术被认为是信息安全保障最重要的手段,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数字水印技术、网络防火墙技术、入侵检测技术、访问控制技术、信息加密技术、可信计算技术、RFID技术等安全保护技术。

进入21世纪以来,档案信息安全受到了高度重视。学者们纷纷针对档案信息安全的因素以及档案信息安全管理存在的问题,从技术、管理以及保障体系等层面阐述应对策略。研究中不难发现,档案信息安全研究不能脱离信息安全领域的理论与技术方法的指导,信息安全领域的诸如网络安全机制、隐私保护、设备安全、信息系统安全、信息安全风险评估、信息安全技术、PKI安全认证体系、可信计算技术等理念、技术和方法对档案信息安全研究有重要参考价值。

2.6 安全文化与管理理论。安全问题是伴随人类的出现而产生的,防御灾害、事件和保障安全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需求之一。安全科学的研究对象就是与“天灾”和“人祸”相关的安全问题。“天灾”包括地震、台风、洪水、旱灾等。“人祸”就包括战争、环境破坏、恐怖活动、网络黑客事件、大面积停电、交通事故、公共安全等。安全科学的基本任务是揭示安全现象中的安全规律,安全科学原理就是安全规律的核心内容。这些原理当中:安全文化原理、安全伦理原理、安全教育原理、安全法律法规原理等社会科学方面的原理对于档案安全体系建设以及档案安全观的形成研究颇有参考价值。此外,从安全管理的层面来看,安全生产管理当中的一些经验教训、体制机制以及管理理念、管理策略方法等同样可以作为档案安全管理的参考。

3 结语

2010年,国家档案局提出建设档案安全体系,并迅速付诸实践。实践工作的快速推进,亟须理论的支撑。因此,有必要梳理已有的相关成果,分析相关的理论思想来源,提炼档案安全体系理论,为指导我国档案安全体系建设提供参考。本文系统梳理了档案安全问题研究当中所涉及的档案学、社会学、管理科学、灾害学、信息安全学以及安全科学等6个领域的7大主要理论思想,其中“档案保护理论”“档案管理理论”是档案安全体系研究的理论基础,其余5种理论则为档案安全体系相关问题的研究提供了理论借鉴和思想源流。然,在各学科理论融合发展的大背景下,后面5种学术理论当中,也存在部分交叉的情况。如灾害管理理论、安全管理理论当中同样借鉴了风险管理理论的思想。因此,笔者认为,针对档案安全问题的广泛性与特殊性,在档案安全体系研究当中各种理论思想之间并不是完全割裂开的,是可以相互借鉴吸收的,其共同目标是应对各类档案安全问题,指导档案安全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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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安全问题论文(篇8)

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民收入的稳步增长,我国消费者对视频的需求发生了巨大转变:减少了对不安全食品的需求,增加了对优质安全食品的需求;对食品的关注也由数量保障向质量安全方向转变。我国虽然采取了保障食品安全的一系列措施,但目前食品安全形势依然相当严峻,食品安全监管可谓是任重而道远。研究分析国内食品安全监管的相关理论,总结我国在解决食品安全监管中的经验与教训,可以使我国在食品安全监管方面少走弯路, 对我国食品安全监管水平的提高,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面对不断出现的食品安全问题,我国学术界对食品安全监管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这些研究从经济学、管理学、公共管理、社会契约理论等视角对食品安全监管的四个主要问题:为什么监管(监管的原因)?由谁监管(监管的主体)?监管什么(监管的对象)?如何监管(监管的方法)?进行了探讨和分析。这些主要研究可分为三类:

1 第一类研究

第一类研究针对我国目前食品安全问题频发的现状,结合经济学和管理学中信息不对称、外部性理论和市场失灵等相关理论,分析我国食品安全问题频发原因,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刘宁(2006),李瑾(2010)等认为食品安全事故的频频发生,根本原因是信息不对称。在食品产业链中,生产要素供给者、生产者、加工商、销售商、消费者之间均存在不同程度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要解决这一问题,应借鉴发达国家的做法和经验,通过健全政府信息监管体系、信息传播体系、搭建信息综合管理平台以及实施信息追溯和预警制度来对食品安全信息进行全程监管,以有效保障食品质量安全。李军鹏,傅贤治(2007)认为食品药品安全问题主要是由于市场失灵导致的,因此必须进行政府监管。政府监管的目的是修正市场机制的缺陷,减少市场经济运作给社会带来的损失。廖卫东(2011)通过构建食品生产厂商和监管者之间的完全信息动态模型,认为食品安全问题主要是因为监管者事前不积极而事后视情况监管,导致造假过度以及事后监管过度,降低了监管效率。刘亚平(2011)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角度,分析了中国食品监管目前的困境,认为我国有限准入的市场理念使监管者将发证看作是监管的主要途径,同时,以大企业标准设立的过高准入标准下,监管者将大量精力投放于围堵无证生产经营活动,获得许可进入市场的厂商缺乏有效监管,再加上低端市场的广泛存在诱发厂商的机会主义行为,监管者陷入"管不胜管、防不胜防"的困局。破解中国食品安全监管的困局,不只是监管机构撤并的问题,更要重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评价:这类研究虽然借助外部性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和市场失灵理论对我国目前食品安全问题频现的原因进行了分析,为我们认识目前我国食品监管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但鉴于这些西方理论产生于西方较为完善的市场、政府和社会管理条件下,在我国处于转型期,经济发展不平衡,食品行业集中度较低的特殊性,其还不能完全解释我国食品安全问题的本质。

2 第二类研究

第二类研究主要针对国内食品监管体系存在的问题,借鉴国际经验,对监管方式、监管主体、监管部门协作、多元化监管体制等进行了研究。聂拥浩,颜海娜(2009)利用威廉姆森的契约理论对食品药品安全监管部门间合作进行了分析,认为食品安全监管作为一个需要跨部门、跨区域联合治理才能取得理想效果的公共问题,有效的监管机制就是如何提高各部门之间协作,建立信任和公平,从而减少交易费用,降低风险的治理结构问题。刘亚平(2009)认为我国食品监管经历了从行业管制向社会管制的变迁,同时,政府一直尝试通过调整主管机构和设置综合协调机构来解决管制机构重叠冗余的问题。但一再出现的食品安全事件表明,自上而下的监督和横向监督都存在着较大的问题,需要跳出原有的改革设计,引入公民监督。刘文彬(2009),苗建萍(2010)基于《食品安全法》对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体制设计的理论思考的基础上,提出引入第三部门协管和社会公众媒体监督,组建大监管体制。肖兴志等(2010)以我国食品监管环节存在的 "中央监管机构--地方监管机构"以及"地方监管机构--食品企业"两个层次的委托关系为基础,分析了食品安全事故频发的内在原因在于信息不对称引发的各级监管机构与食品企业各方利益不对等,提出完善中国食品安全监管应该从明确各级食品安全监管责任,加大违规企业的惩罚力度等方面着手。崔卓兰等(2010)传统以强制为基础的单一监管方式已经不能满足现代社会对食品安全监管的需求,严重阻碍了食品安全监管的有效性。在服务型行政场景下,应该探索多元主体参与、非强制性、更多融入专业技术与激励机制的多元监管方式。

评价:这类研究着重从监管职能部门的设置、权责分配、部门间协作、监管模式等方面对改进和提高我国食品安全监管水平进行了探索,但研究基本是从某一个角度抓住某一个问题进行分析,缺乏对监管职能的综合系统分析。食品安全是个系统工程,需要从总体监管思路,政府、企业、社会和消费者角色定位,监管机构设置与协作,食品问责制完善等多方面进行综合性分析。

3 第三类研究

第三类研究主要介绍国外发达国家食品监管的经验,总结和比较他们成功的监管经验,并以此为参照分析我国食品监管存在的问题。主要比较分析国外发达国家监管机构设置、权责确定、协作机制和相关的监管法律体系等。

陈松等(2007)概述了欧盟食品安全体系的建设背景和发展状况,总结出欧盟食品安全体系在管理体制、科技支撑、监测手段、控制措施和配套制度与标准等方面的五大特点。孙杭生(2007)介绍了美国主要由农业部、卫生部、国家环保署和其他民间机构组成的分工明确,协调运作的联邦、州、地方三级监管网络,以及对食品安全实行"从农场到餐桌"的全程监管等方面的经验。任智华(2010)介绍了日本食品安全监督管理法律法规、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体制的现状。王兆华(2004),王中亮(2007),陈卫康(2009),李刚(2010)分析了美国、欧盟、加拿大、日本等发达国家食品安全监管体制的基本框架和主要特征,并对我国的食品安全监管体制进行比较分析,提出实现由人治监管向制度规制转变,由数量型监管模式向质量型监管模式转变,建立起三权互相制约的监管体制。锁放(2011)通过比较各发达国家不同的机构设置得出结论:发达国家食品安全监管机构设置模式分为集中型和分散型,而我国的特有国情导致我国要建立以品种划分的分散型监管模式,借鉴发达国家食品监管机构的设置和各部门职责协作,对我国监管机构设置和部门间关系的协调机制进行了探讨。

4 结语

关于国外食品安全监管经验的研究,提供了国外比较成功的监管模式和监管体系,通过比较研究,能够更清楚地认识我国食品监管存在的问题,但这些研究在介绍经验的同时,对这些经验适用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分析较少,推广应用受到一定的局限。食品监管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政府、企业、消费者和社会等多方的配合协调,才能取得较好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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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安全问题论文(篇9)

中图分类号:D5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0992(2011)01-0026-01

东北亚地区选择何种安全模式 ,是事关亚太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稳定的重大问题 ,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

一、安全理论与集体安全理论

1.安全理论 什么叫“安全”,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处于什么情况下才算作安全,历来颇有争议。多数学者认为只有一国在客观上不存在危险的威胁,主观上不存在对危险的恐惧,该国才是安全的。当然,国际关系中所说的危险,通常指对国际关系主体生存与发展会造成一定伤害的力量或情势。事实上 ,只要国际社会本质上依然处于无政府状态 ,这种危险就会一直存在 ,安全问题也将一直存在。在缺乏一个绝对权威的情况下 ,国家为了保证安全 ,除加强自身实力外 ,很自然地倾向相互组成国家集团 ,希望藉群体的力量增加维护自身安全的系数。这种安全集团组成的安全模式最常见的是“联盟安全”。联盟容易造成所谓的“安全两难”的问题,即联盟集团之间往往互不信任 ,一个联盟集团为了增加对抗其他敌对联盟威胁的能力,会不断增加自身军备实力,但这种行为又为敌对的联盟视作对自身的威胁,于是相应地扩充军备,这种恶性循环的结果是各方的安全系数都下降。

2.集体安全理论 所谓集体安全 ,指的是一种特殊的国际体系 ,在其中的每一个国家都承认其他国家的安全就是所有国家的安全,他们同意并且愿意对侵略者作出集体反应。集体安全模式的基点在于安全不是个别国家而是所有国家的共同的事情 ,每一个国家都像一个大家庭中的成员一样关注和捍卫其他所有国家成员的安危。简而言之,在集体安全模式下,对一个国家的战争或战争威胁将被视为对所有国家的战争或威胁 ,它将受到其他所有成员集体地反对和惩罚。集体安全的第一次重大实践就是国际联盟 ,《国际联盟盟约》第 11 条明确宣告:“任何战争或战争威胁 ,不论立即影响任何联盟会员国与否 ,兹特宣告其为与联盟全体有关之事 ,联盟应采取其认为明智有效之然后行动 ,借以确保国际和平。” 第16 条更具体规定:“联盟会员国如有不顾本盟约而从事战争者 ,则据此事实即应视为对所有联盟其他会员国有战争行为。”然而国际联盟失败了 ,它既没有能保护其会员国的安全 ,也没有能维护世界的和平。二战后 ,在国际联盟废墟上建立起来的联合国 ,继承和发展了集体安全的思想。联合国在组织形式、行动方式、权力配置上都将集体安全模式进一步完善起来 ,但不幸的是 ,实践证明 ,集体安全模式在联合国的实践又是一次败多成少的实践。

3.集体安全理论的困境 集体安全模式是与理想主义联系在一起的。正如著名现实主义国际政治学家汉斯•摩根索所言,集体安全作为一种理想是毫无瑕疵的 ,它确实为在一个国家的共同体中执行法律提供了理想的解决办法。然而 ,集体安全作为一种安全模式没有获得成功 ,这不仅是国际关系的“无政府状态”使然 ,也是集体安全模式本身的缺陷使然。这一点 ,汉斯•摩根索作了精辟的分析 ,他认为集体安全是建立在三个假设的基础之上: 1 有压倒优势的力量来威慑或反对任何潜在或现实的侵略者; 2 所有成员国有共同的安全观念; 3 成员国必须将它们冲突的政治利益从属于所有的成员国集体防务所界定的共同利益。然而,以往的经验和国际政治的一般性质,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有可能出现这种形势。因此要实现集体安全,实在为时过早,太有“乌托邦”色彩了。

二、东北亚建立集体安全模式的可能性

ピ诙北亚地区建立集体安全机制的倡议也由来以久。然而要在东北亚地区选择带有浓厚理想主义色彩的集体安全模式只能是纸上谈兵 ,集体安全模式在东北亚地区所面临的困境较在世界任何其他地方都要大。

ナ紫龋集体安全模式需要成员国之间少有不可调和的矛盾 ,而东北亚地区存在众多的结构性矛盾和立场根本对立的问题。东北亚地区的矛盾呈现综合性、复杂性、对立性等特点,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中,要达成强机制的集体安全模式无疑是不现实的。如日俄北方四岛问题无论如何解决,对于未获所有权的一方都是明显的损失,哪怕各分其二,也是双方都不满意的。还有近年来热点的朝鲜核问题,也成为影响这一地区各国之间关系的棘手问题。

テ浯危共同意识形态和文化传统等“软力量”对形成集体安全具有很大的催化作用 ,但东北亚地区则缺乏这种基础。东北亚地区虽然有共同的文化渊源 ,如儒家文化在中、韩、朝、日、蒙都占有很大的影响 ,历史上也曾形成过“中国中心主义”的朝贡体系 ,但是步入近代后 ,随着俄罗斯从欧洲扩张到东北亚、日本的“脱亚入欧”式崛起、美国的介入与中国的式微 ,使得东北亚地区集佛教、儒教、道教、东正教、基督教等于一身 ,犹如一盘大杂烩 ,我们虽然不能妄加断言将形成“文明的冲突”,但是要实现文明的融合也实属不易。而从意识形态上看 ,东北亚地区更是当今世界的一个缩影 ,既有世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又有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坚力量 ,还有处于转轨之中需要重新定位的国家。这多方面的差异性 ,决定了东北亚在实现集体安全模式上必将面对更多的曲折与困难。

プ詈螅政治军事方面的集体安全的实现需要区域经济一体化来推进,东北亚地区目前缺乏这种动力。东北亚的现实是连一个国家的经济共同体都没有形成 ,遑论建成全区域的经济组织。中、日、韩三国尚未形成经济共同体 ,政治共同体的集体安全体系的形成只能是更遥远的事情。

三、结论

ビ梢陨戏治隹梢钥闯 ,东北亚地区还不能形成组织严密的安全机制 ,只能先建立松散的安全安排。这是切实可行的 ,也是实现东北亚长久和平的必经之路。具体地讲 ,需要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1积极创立覆盖全区域的多边安全对话场合; 2 不拘形式地开展各个层次的非强制性安全对话和合作;3 从形成“对话的习惯”入手 ,逐步地加强多边机制建设,包括信任机制、合作机制、预防性外交机制等 ; 4 努力挖掘和倡导东亚传统文化的积极影响和作用 ; 5 加快建立东北亚自由贸易区或经济共同体 ,采用“以经促政”的方式推动东北亚的安全合作。

おげ慰嘉南祝

[1]詹姆斯•多尔帝,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世界知识出版社,1987 年版.

[2]王逸舟:《当代国际政治析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

国家安全问题论文(篇10)

第二章,深入分析信息安全对我国和世界安全的影响。在信息网络广泛渗透于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条件下,信息安全成为国家安全的基石。主要体现在:信息安全成为影响政治安全的重要因素,国家的维护更加困难,难以控制的“网上政治总动员”危害社会稳定,颠覆性宣传直接危及国家政权,国家形象更易遭受攻击和歪曲;信息安全是经济安全的重要前提,它关乎国家经济安全的全局,信息产业自身安全令人担忧,网络经济犯罪成为经济安全的顽疾,金融业遭受的安全挑战更加严重;信息安全对文化安全的影响不容忽视,“网络文化帝国主义”威胁我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遭到冲击;信息安全对军事安全的作用更加突出,“制信息权”对战争结局意义重大,信息威慑、网络信息战、黑客攻击与军事泄密严重威胁军事安全。

第三章,中国信息安全面临的挑战与威胁。中国的信息化建设起步较晚,信息安全技术水平也比较滞后,网络安全系数很低,信息安全现状不容乐观,主要从信息流动途径、发达国家的技术遏制及世界信息强国信息战略对我国的威胁和启示等方面进行了分析。在本章中尤其分析了美国、英国、法国、日本、韩国、俄罗斯、印度等国家信息战略,以求对保障中国信息安全提供借鉴与思考。

国家安全问题论文(篇11)

在当今的全球化时代,随着自然和人为的危机事件频繁出现,学术界越来越关注安全议题,但只有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学才真正把新出现的各种安全问题作为专门的研究对象,即"新安全观"或"非传统安全观"。他们敏锐地洞察到,以国家安全为终极目标和运作轴心的现代安全观已经难以解释和解决当今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各种安全问题,只有发展一种新安全观才能有效适应在政治、经济、社会、信息、环境等方面出现的各种不安全现象。然而,人类如何才能更安全地共处于这个不安全的全球化时代,这个历史性难题不是一门学科所能全部解答的,而是需要引起几乎所有人文社会科学甚至是自然科学的足够重视。因为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认为,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是人类最低层次的两种需求,人类一旦失去安全感,就难以进一步追求和实现更高层次的需求,如归属和爱、尊重和自我价值的实现。

文章缘于不满足目前国际关系学界对两个相关问题的解释:一、新安全观为何兴起。国际关系学者对新安全观兴起的原因有很多研究,基本上认为是后冷战时代国家非军事竞争、旧国际秩序解体、各种非政府组织推动等现实因素混合的产物。但我们认为这只是新安全观兴起的表面现象或直接原因。更根本的原因是,现代安全观的运作条件和价值基础在全球化时代陷于困境,而新安全观兴起的过程就是对现代安全观的全面反思过程。那么,构成现代安全观的要素在全球化时代出现哪些问题?二、新兴起的安全观为何还无法超越现代安全观。许多国际关系学者从现实主义的方法论指出,当前国际社会的复杂形势仍然需要把国家安全和军事安全置于安全问题的首位。我们认为,除此之外,还有更深层次的理论原因,即试图取代现代政治的新政治形态还没有确立,从而缺乏支撑新安全模式的新政治基础。

一、现代安全观的确立

心理学家马斯洛认为,安全是一种人们在与自然和社会交往过程中从恐惧和焦虑中摆脱出来的信心、安全和自由的感觉。但相背反的是,现代西方的安全观却更多集中于民族国家的宏观层面,而不是人们生活的微观层面。这涉及到现代安全观的确立过程。

人类主要通过两种途径寻求确定性的安全感:一种是听天由命的宗教模式,即人们通过寻求古老的传说和习俗来使自身的行为顺应神的旨意或自然界的规律,如果仍然无法摆脱外部世界的威胁,也只好听天由命;另一种是人定胜天的科学模式,即通过发明艺术和工具,把社会和自然界的不安全因素排斥在一定范围之外。西方传统社会向近代变迁的过程中,科学逐步取代宗教的统治地位,它把社会和自然的不安全因素分解成各种问题,并通过寻找合乎理性逻辑的真理来解决问题。因此,一方面,致力于解决问题的科学为新兴资产阶级提供一种新的世界观和认识论,并且成为一种证明安全生活方式的知识基础和媒介。另一方面,科学和理性达到的领域的不断扩大,增强人类控制和改善生存环境的能力,使人类相信,完全可以通过理性和科学的力量来认识并控制不确定的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与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深刻体现出对科学和理性的双重信仰:不仅是客观认识宇宙的唯一可靠途径,而且是按照人们的期望改造宇宙的最佳工具。通过科学和理性,人类不仅可以客观认识社会和自然界的内在本质和规律,而且可以创造出一种能够改造主观和客观世界的社会秩序。所以,现代社会对理性和科学的绝对信任大大满足了人们对安全和确定性的价值诉求。

然而,如何把这种对科学和理性的绝对信仰转化成为一种可操作的制度设计和制度框架,以此确保人们安全生活的长期稳定和有序,这是启蒙思想家和政治家共同思考的问题。所以建构一个强大的民族国家及其宪政制度就成为解决社会中人为不确定性的最重要机制。在传统结构趋于解体的中世纪后期,连绵不断的战争和瘟疫使人人自危的社会类似于一种"自然状态"中,寻求满足人们安全需求的稳定秩序成为当下最大的现实问题。霍布斯、卢梭、洛克等启蒙思想家提出,只有自由和理性的人们把全部或部分权力交给第三方即国家。国家集束地方所有暴力工具并成为唯一享有暴力垄断权的机构,根据人们的意愿科学制定一套严格的法律制度体系,以此威慑和规范包括统治者在内的所有人的公共行为,使社会进入一种秩序良好的安全状态。这既可以组织人们共同抵御自然灾害的威胁,可以防范来自国家外部的人为威胁。只有把个人安全问题上升为国家安全问题的合法性来源确立之后,现代西方的政治学家和政治家才能思考如何通过科学合理的制度安排来限制国家权力与保障个人权利。西方世界从此发明出一种思维逻辑或常识:在无序的国际社会中,民族国家成为保障国内社会安全和人们生活自由的最重要后盾,因此,确保民族国家的安全首当其冲成为思考社会和人们生活所有问题的前提。这是现代安全观的认识论基础。

那么,为什么理性的人们从不担忧而是绝对信任民族国家能长期保障他们的安全呢?这就关系到西方世界的现代安全观如何把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的安全问题统一起来。

首先是民族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安全。西方的现代民族国家发育并成长于诸多悖论中,这注定了国家安全成为现代安全理论和实践的最重要内容。一方面,民族国家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不得不遵从 "丛林法则":民族国家的功能是确保局部世界有序化,却使国家之外的其余世界在政治和经济上都保持"自然状态"、遵守弱肉强食的野蛮统治。这表明,国家之间的冲突和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也必然无法在世界范围内全面建立永久和平的总体性范畴。另一方面,国家人为摄制的边界与民族自然积淀的边界之间相背反。现代国家是以民族主义为政治原则,而民族主义"认为政治的和民族的单位应该是一致的",并要求所有民族都有自主的政治场所。但现实的国家和民族并没有那么理性地对称,因而,政治单位为了国家领土主权的统一,只有采取杀戮、驱逐或同化所有的异族。此外还有全球普遍的平等人权与国家局部的绝对主权之间的矛盾、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矛盾,等等这些矛盾使所有民族国家不仅倾注大量的资源和科技力量来开发先进的、更具威慑力的军事装备增强国防和提升国际地位,而且还要与其他国家建立安全合作的同盟,并通过国际法体系来保护国家安全。当然,民族国家的这些矛盾性特征也是国际关系作为一门学科而存在及其非常重视国家安全问题的根本原因。

国家安全问题论文(篇12)

中图分类号:D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168(2014)01-0009-08

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内容的中国新安全观是对冷战思维为特征的传统安全观关于安全问题狭隘理解的重大突破,是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研究结合的与时俱进和发展创新的重要体现。它在否定传统安全观思维模式的同时,继承和发展了世界新安全观研究的最新成果,融合了中国在国家安全上的传统追求,在保持与世界大国新安全观研究的同一性基础上,对实现安全的重要保障、有效途径、最终目标等方面做了创新性的诠释和阐发,从而使中国的新安全观具有综合安全、共同安全和合作安全的非凡特质和独特鲜明的理论意涵。

一、相互安全:安全政策实施的必要前提

相互安全从根本上说就是相关国家为追求自身安全利益的思维模式不应受到现实主义“安全困境”的束缚,是在双边或多边基础上相互确保安全的体现。20世纪80年代后期,在美苏关系由对抗趋向缓和的特定时代背景下,两国政治学者把相互安全共同视为共同安全和合作安全,这与中国的理解是完全不同的。中国政府认为,相互安全是共同安全和合作安全实现的基础和必要前提,相互安全的获得不是建立在彼此结盟基础上的。全球化的发展使国家间的相互依存进一步加深,国家间彼此安全利益的获得与维持是一种“非零和”的博弈模式。采取一方安全利益的实现以牺牲他方安全利益为代价的传统模式,不仅给他国安全带来严重危害,自身的安全最终也无法真正保障。中国政府强调,相互安全的关键是实现双边安全,尤其与周边邻国之间的双边安全更是相互安全关注的重点。要通过对话增加彼此信任以确保相互安全,即使国家间发生冲突,也坚决反对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要通过和平方式加强经常性的沟通与交流,相互协调关系,找到双方的利益交汇点,实现安全利益上的合作。为此,中国政府提出了改善和发展与周边国家关系的“睦邻、富邻、安邻”政策,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双边关系形成了积极的互动势头,从而使周边国家萌发的“中国”逐渐被“中国机遇论”所代替,为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创造了积极有利的安全环境。另外,相互安全的实现不能离开相对和平的国际安全环境。这有赖于国际社会的共同协作,尤其要转变固有的安全思维定势。强调:“维护国际安全必须彻底摒弃冷战思维,努力把国际社会的持久和平建立在促进各国相互信任和共同利益的新安全观基础上。应通过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首先确立有利于世界和平与稳定,有利于各国和平发展的安全机制,任何国家都不能把自己的所谓安全建立在损害他国安全利益的基础上。”[1]这充分表明了中国为营造国际和平与安全环境正在进行不懈的努力,而中国新安全观也正是对这种国际多边安全和整体安全环境追求的反映。可以说,20世纪90年代中期作为国际安全环境新机制的“上海五国”协商机制的确立就是确保相互安全的一个典型例证,为地区国家之间确保相互安全以及为国际和平与安全环境的创造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二、综合安全:安全内涵的重要特征

在内涵上,中国新安全观是在继承亚欧国家综合安全思想基础上而形成和完善的一种综合安全观。综合安全把作为传统安全意义上的军事安全和经济、文化、信息、环境等非传统意义上的安全问题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从这一概念可以看出,安全的行为主体由传统意义上的国家扩展到更大的层面。综合安全的内涵不仅包括传统安全,也容纳了非传统安全的内容,是对国际政治关于“高阶政治”和“低阶政治”简单分野的重大突破。因此,它可以被视为国际安全理念的一种创新思维方式。综合安全的战略思想现已被国际社会普遍接受和应用,其思想蕴涵的动态性和包容性使这种安全理念和战略思想在实践中不断补充和完善,或者说使很多安全理论都能在综合安全中找到踪迹。因此,这也可以被视为综合安全的生命力价值之所在。

中国倡导的新安全观是在吸收日本、西方和东盟国家综合安全观思想及其实践认识的积极成果基础上,结合自己的传统追求和安全实践而对综合安全观的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中国新安全观极大地规避了日本和东盟国家综合安全理念的种种不足,把综合安全思想的内涵进一步扩展,几乎涉及了所有的安全领域,是国际安全理论研究革新的重要成果,符合国际安全形势发展的客观要求。中国新安全观除了继续重视传统的军事安全与政治安全之外,还特别强调应把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科技安全、社会安全等多领域安全融入到新安全观的重要性。冷战结束后,在经济全球化和科技信息化的推动下,国际安全形势及其各国面临的安全环境发生了转折性的深刻变化。人类社会面临的安全威胁除了传统的安全威胁外,非传统安全的威胁在不断上升。因此,必须运用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多元化解决的途径和手段,综合应对人类日益增长的各种威胁,才能实现国家安全利益,更好地促进地区和世界范围内的安全。具体来说,中国新安全观作为一种综合安全观,其突出特点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依然强调军事安全等传统安全问题在国家安全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

冷战后,和平与发展两大时代主题仍未改变,但国际安全环境发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非传统安全问题日渐凸显,与传统安全问题日益交织,相互转化,互为因果。冷战后的国家安全维护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挑战,只强调传统安全观或非传统安全观都无法应对现实安全的种种困境。因此,中国的新安全观在高度重视以经济安全为核心的综合安全重要性的同时,也特别强调传统意义上的安全、领土安全、政治安全和军事安全在国家安全中的重要地位,认为国家安全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伟业的成功仍离不开中国强大的国防和军事实力这个坚强后盾。实现国家的军事安全就是要加强其军事实力、国防实力和战备实力建设。很多西方学者都把军事实力作为衡量大国的一个重要方面。约翰・米尔斯海默在界定大国概念时就充分考虑了军事实力的要素。他认为:“大国主要由其相对军事实力来衡量。一国要具备大国资格,它必须拥有充足的军事资源,以承受与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打一场全面的常规战。”[2](p.2)中国正处在由大国向强国发展的进程中,军事实力和国防实力在国家意志实施、外交政策施行和政局稳定维护等诸方面的作用发挥是其他手段所无法代替的。强调:“国防现代化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巩固的国防是经济发展和国家安全的基本保障。”[3]由此,在全面考量国家安全的现实威胁基础上,确定了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从战略高度强调国防现代化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全局中的重要性,并努力使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相互促进,从而形成一种长期有效的彼此促进机制。同时,还对现实的国际和地区安全形势以及中国的国情和军情进行了新的审视,不仅规划了我国军事和国防现代化建设的宏伟蓝图,还强调了改革创新在军队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除此之外,他对国家、领土安全和政治安全在国家安全中的重要地位也进行了着重分析。“要坚决维护我国的、领土完整和民族尊严,努力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在涉及国家、安全和根本利益,涉及发展中国家权益、涉及世界和平与地区稳定,涉及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问题上,必须旗帜鲜明,坚持原则,进行卓有成效的工作和必要的斗争。”[4]

(二)确立经济安全作为国家综合安全的战略核心地位

经济安全领域的问题对国家安全产生间接的影响。对于布赞而言,“当一种实实在在的威胁由一个重大经济问题引发的时候,人们更多地考虑的是它对其他领域的影响,而不是严格意义上对经济的影响”[5](p.97)。简单意义上的经济安全就是一国经济可持续发展免受威胁或破坏以及利用各种有效手段保护重大经济利益免受损失和潜在威胁的一种状态。冷战后,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使国家间经济相互依存趋势日渐加强,经济安全问题日益突显。因此,实现国家经济安全已成为国家实现综合安全的一项战略核心任务。认为:“经济优先已经成为世界潮流,这是时代进步和历史发展的必然。当前对每个国家来说,悠悠万事,唯经济发展为大。发展不但关乎各国国计民生、国家长治久安,也关系到世界的和平与安全。经济的确越来越成为当今国际关系中最首要的、关键的因素。”[6](p.314)“各国经济相互依赖已经发展到了必须将保护国家的经济安全列为最迫切的问题的阶段”[7]。中国国家安全政策的调整与20世纪90年代世界各国国家安全的重心从传统的军事安全、政治安全向经济安全的转变是一致的。中国的新安全观就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符合时代特色和中国自我安全定位的安全观。充分强调了涵盖金融安全在内的经济安全是综合安全的基础,是国家安全程度的重要标志,在国家安全中处于战略核心地位。只有实现经济安全,国家的持久安全才有保障。一再告诫,经济是社会的基础,中国所有问题的解决都取决于经济的发展。为增强我国的经济安全,必须把金融安全置于经济安全的核心地位。同时,一国即使在经济和科技等方面存在优势,也要为别国的经济发展和经济安全创造有利条件。

(三)强化科技安全、文化安全、生态安全等在新国家安全中的作用

在新的安全观思想中对科技安全、文化安全、信息安全和生态安全等非传统安全问题也给予了高度重视。

全球化的发展使科技安全的重要性日益突出,也使科技安全成为了国家安全总体态势的一个决定性要素之一。从国际安全角度讲,科技安全主要不是强调狭义的科学技术系统的安全性理解,而是侧重广义上的内涵,即“在一定的社会环境条件下,特别是国际大环境中以国家价值准则为依据的对科技系统与相关系统相互作用所决定的国家安全态势的一种动态描述”[8]。各国综合国力的较量已成为国际竞争的重点,而构成综合国力的两大中心要素除了经济外,另一个就是科技。随着科技在军事、经济等领域作用的增强,科技的“双刃剑”特性也充分显现出来。科技不仅已成为经济发展和现代军事需求的重要手段,而且也经常被国内外各种反动势力或极端势力利用,给国家安全和国际安全造成了极其严重的负面影响。这种科技的双刃性可以概括为“科技的安全困境”。可见,科技安全在国家安全的维护中已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立足中国国情,对科技在国家安全中的作用进行了很多有价值的创新性思考。他认为,科技的不断进步与创新是经济和军事实力增强的关键。同时,一国的科技创新成果要以和平利用为目的,以促进人类的安全为宗旨。

文化安全是一国的基本价值和文化特性不受威胁的一种状态。文化安全是国家上层建筑的一个组成要素,在国家安全的多层次内涵中是最稳定的部分,因此,它对国家安全的影响最容易被忽略。文化的影响是一个长期的、潜移默化的过程,短期内很难造成对国家安全利益威胁的直接后果,但文化安全在国家安全中的影响是深远的,事关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状态和发展前途。冷战后,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极化的日渐深入以及现代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我国的思想文化领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威胁和挑战。西方国家借助各种途径强行向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推行“文明冲突”论、“历史终结”论、“民主和平”论等文化殖民主义论调欲达到对其“和平演变”的目的。正如尼克松所指出的,“进入21世纪,采用武力侵略的代价将会更加高昂,而经济力量和意识形态的号召力将会成为决定性的因素”[9](p.110)。社会主义由于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而出现的重大挫折以及资本主义的新发展对坚持中国社会主义思想理论方向产生极大的冲击。同时伴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一些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各种西方价值观念和社会思潮的不断涌入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为此,以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文化安全在国家安全中的战略重要性进行了系统的阐述。认为,只有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思想文化阵地的指导,自觉抵制西方腐朽文化的侵蚀,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才能保持旺盛的生命力,才能有力地维护国家的文化安全。

在非传统安全问题中,信息网络安全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它是国家整体安全的重要基础,是综合安全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共十六大首次将信息安全与政治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一起作为今后我国安全维护的四大重点。信息安全是指“维持国家政治、经济、科技、军事、文化、社会生活等系统不受内外环境威胁、干扰、破坏而正常运行的状态”[10](p.157)。20世纪90年代人类社会进入信息化时代以来,信息安全的保障问题已成为各国政府普遍关注的国家安全问题。信息安全不再是一个信息化本身、业务工作和技术问题,而是上升为与国家军事、经济、政治、科技、文化等各个领域安全密切相关的一个实质内容和核心要素。网络安全是与信息相关的另一个重要的关键词,它意味着政府应承担和加强对信息网络基础设施的重点保护使其免受威胁的一种状态。近几年,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信息安全问题在中国也变得尤为突出,日益成为挑战中国安全环境的主要因素之一。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充分利用“信息威慑”和“信息霸权”对发展中国家实施限制性的信息控制与输出,意在达到比冷战时期核威慑更有效的目的,从而对发展中国家的安全和社会稳定产生不利影响。约瑟夫・奈认为,信息技术很可能会变成威胁国家安全的重要软权力资源,在信息时代条件下,谁能拥有信息权力的优势,谁就会对未来的世界格局占有支配地位[11]。实际上,处于信息网络时代的每一个国家都面临着不同程度的信息安全的威胁,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更应把保护自己虚拟的信息边界作为维护国家安全的新的重心和目标。以为核心的中国第三代领导集体对信息网络给国家安全带来的新威胁给予了高度重视并对其防范措施进行了积极探讨。强调,信息网络安全在国家安全中的地位绝不容忽视,为此,要特别注重加强信息网络复合型人才队伍的培养和建设,充分运用法律手段来加强对信息网络的管理。同时,为主动迎接信息网络化的严峻挑战和争取获得更大的信息生存空间,还要进一步加强国际信息网络的交流与合作,借鉴美国等西方国家信息网络安全维护的经验,以尽快实现中国信息安全的重要目标和战略任务。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和世界人口的快速增长,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日益严重,对人类和国家的生存与发展构成了极大威胁。生态危机所致的安全威胁与传统安全模式差异明显,运用传统的军事等手段解决只能加速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恶化。因此,必须突破传统安全观的有限视野,探索新的防范和应对手段以解决生态危机问题。生态安全又称环境安全或终极安全,相比较而言,环境安全是国际社会普遍使用的词汇[12](p.345)。环境安全的内涵和外延比较丰富和广阔,除了包括生态安全外,还包括军事环境安全、经济环境安全、政治环境安全等多种安全内容。如果仅从人与自然的关系状态来讲,生态安全的表述更直接一些,就像布赞等学者所强调的“生态问题是最纯粹的环境事务领域”[13](p.130)。所谓生态安全就是指人类和国家依赖的生存和发展环境处于一种免受污染和破坏的良好状态,具有跨国性、紧迫性和代际性。生态安全问题是人类在可持续发展问题不断深化理解的基础上形成的。从一定程度上讲,人类发展的历史就是向大自然无节制索取而缺乏采取有效治理的历史,由此导致了在开发利用自然界取得成果的同时也给自然界带来了严重的破坏。人与自然对立的结果必然是遭到自然的无情惩罚,如全球普遍出现的大气污染、气候异常、土地荒漠化、水资源匮乏等问题给人类生存和发展带来了严重挑战。这种失衡的生态环境可能会导致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全面动荡,威胁人的安全和国家安全。因此,实现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是经济、政治、文化等全面协调发展的坚实基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对国家和整个人类安全的未来具有重要的意义。

非常重视生态环境问题对国家安全的影响。他强调:“有些环境问题,如臭氧层破坏、气候变化等,已跨越国界,成为地区性甚至全球性的问题。”[14](p.760)“要促进人和自然的协调与和谐,使人们在优美的生态环境中工作和生活。坚持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同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改善生态环境和美化生活环境。”[15](p.295)为保障生态安全,中国政府不断强调要在坚持科学发展的基础上,树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正确理念。加大生态立法和执法力度,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和实施新型工业化道路,并积极拓展国际生态环境合作,从而为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争取更有利的国际空间做出应有的贡献。

三、共同安全:安全追求的最终目标

中国的新安全观不仅要维护中国自身的安全,也要对他国的正当安全保持适度关切,其实质就是促进人类的共同安全。1985年联合国发表《安全概念》的研究报告对共同安全的概念做了如下理解:在相互依存的时代,国家之间存在着相互依赖的、共有的安全关系,任何国家自身利益的获得不应以损害他国利益为前提。因此,共同安全倡导裁军、削减核弹头以增加国家间的互信,建立更稳定的国际秩序,使人类的生活质量在增加国家以及国际的资源再分配中得到根本的改善。应当说,共同安全的提出对于转变传统的冷战思维产生了积极作用,20世纪80年代后期出现的美苏关系的缓和、军控谈判等世界安全形势的变化都是在这一安全理念的推动下展开的。虽然共同安全思想最初是为了摆脱冷战的困扰而提出的一种解决途径,但它符合国家和整个人类长远发展的共同利益,因此,在冷战终结后仍然受到世界的追捧。

中国的新安全观把追求共同安全作为最终目标,要求各国也应追求共同安全,从而实现个人、非国家行为体、国家和国际社会共享的安全局面。中国新安全观认为,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扩展和日益加深,安全问题越来越具有综合性,尤其是跨国性特征日渐突出,一国的安全利益的获得与维持与这个国家所在的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的安全形势是相互影响、相互依赖和相互作用的关系。各国的安全有其独立性的一面,但不具排他性,要受到世界安全系统的制约。国家间的“零和”安全诉求既危及他国安全和国际社会系统安全,也危及国家自身的安全,追求这种安全模式将使自身失去安全。因此,“零和”安全诉求不能给国家自身和地区带来持久的安全环境。集体安全机制是一种传统的多边安全机制,实质上就是“所有人反对一个人”,即大家共同反对威胁集体安全的国家。这一安全机制深受有军事同盟关系的国家的支持。一战后建立的国联就是通过发展军事联盟及增加军备来维护国际安全,最终由于缺乏制止战争、维护世界和平的能力而被迫解散。二战结束后建立的联合国作为一种全球性安全机制发展至今,其生命力在于通过世界各国的合作来保障国际安全。但是在当今世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了新的发展态势,南北差距继续加大,非传统安全等问题困扰着人类。因此,在新的国际形势下必须寻求一种新的安全机制,以应对当今世界的安全现实。

中国在探索新的安全机制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指出:“营造共同安全是防止冲突和战争的可靠前提。”[16]“要努力把国际社会的持久和平建立在促进各国相互信任和共同利益的新安全观的基础上,应该通过对话增加信任,通过合作谋求安全。”[17]为此,中国政府反复重申实现共同合作的立场,即反对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摒弃冷战思维,坚持国家之间的平等;反对把自己的安全利益置身于他国安全利益之上,既要努力实现获得国家自身安全利益,也要积极为他国安全利益的获得创造条件;反对将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分离,坚持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的有机结合;反对国家间的冲突与对抗,坚持国家间的对话与合作。反对以损害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来维护本国的利益,坚持共同安全的获得是以维护共同利益为重要基础。中国的新安全观认为,共同的安全利益、彼此间的相互信任和经济利益的相互依附是构成共同安全的三个基本条件[18]。

共同安全具有理想主义的色彩,它把“普遍和全面的裁军”视为最终目标,这与一个国家为了实现自身的生存与安全而发展防务力量存在较大的差距。因此,共同安全容易成为一个口号,很难成为一个内容明确的政治纲领。在冷战终结后,各国主要从安全的实现途径上探索,即把探索合作安全作为实现国家共同安全总目标的主要路径,由此,“合作安全”成为了实现国家安全和地区安全的又一重要安全模式。

四、合作安全:安全实现的有效途径

中国合作安全的构想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积极参与亚太地区安全事务及其逐步加深而构建的一种新的安全理念。“合作安全”是由加拿大前外长克拉克于1990年提出的一个具有开创性的安全理念,即在合作中实现安全。他认为,冷战后亚太地区安全的新情况使各国在互信基础上开展多边合作以取代均势抗衡的冷战格局显得尤为迫切和必要。为了发挥合作安全模式的安全效应,克拉克首先发起了“北太平洋合作安全对话”的倡议。在倡议中,他建议中国、美国、苏联、日本、韩国、加拿大和朝鲜七个环太平洋国家进行史无前例的安全对话,对国家间存在的问题进行对话与磋商,从而实现北太平洋安全共同体,加强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进一步促进地区安全和世界安全。与此同时,为了保障地区安全,澳大利亚前外长埃文斯也适时提出了召开“亚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的重要倡议。他指出,合作安全可以概括为“用磋商而非对抗,用友好而非威慑,用透明而非秘密,用预防而非纠正,用相互依存而非单边主义”[19]。从此,合作安全理念逐渐成为了被亚太地区乃至被整个世界公认的具有主导性的国家安全合作与对话的安全模式。

中国新安全观就是以合作促安全的一种合作安全观,关注的基点是亚太地区的安全获得与维持,具有较浓的亚太色彩。但中国的合作安全思想又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和合”哲学精髓,即以“和”制“合”,实现和谐相济、合而有序、协调平衡。因此,中国的合作安全理念还具有较强的自身特色。中国的合作安全观的目的就是实现亚太地区和国际社会的安全合作,具体说,应具备以下三个条件。

(一)共同的利益追求是实现安全合作的首要条件

国家间安全合作是对国家利益和共同利益追求的结合。对于参与安全合作的各方而言,对国家自身安全利益的追求是驱使其参加安全合作的动力所在。如果自身利益未得到应有的尊重,各方没有形成以共同安全利益为物质前提的“共赢思维”,而是以所谓的一国实力优势为条件,形成以牺牲弱小国家利益为代价的“零和思维”,合作安全只是无法实现的一句空话。由此可见,国家间实力的差距是客观存在的,但各方只要有共同的利益追求,就会最终摆脱国家安全合作的困境,进而实现安全合作的理想追求。“历史证明,冷战时期以军事联盟为基础、以增加军备为手段的安全观念和体制不能营造和平。在新形势下,扩大军事集团、加强军事同盟更有悖时代潮流。安全不能依靠增加军备,也不能依靠军事同盟。安全应当依靠相互之间的信任和共同利益的联系。通过对话增进信任,通过合作谋求安全。”[20]

(二)不断加深的相互依赖是确保安全合作的政治基石

国家间不断加深的经济与政治等方面的相互依赖是确保安全合作的根本动力和政治基础。国家间的相互依赖将进一步促进双方多领域的合作。相互依赖条件下存在竞争性的零和与合作性的正和两种可能性的状态,但在一定的国际机制约束下,相互依赖必然会加强国家间的互信,形成持久与稳定的安全合作。因为这种相互依赖能消除弱小国家对大国实力的种种猜忌和恐惧,而把大国的发展和影响视为一种机遇,不断增强自身竞争力以应对国际政治经济新变化。同时,大国在国家间相互依赖中也会更好地维护自身的政治价值观,这为大国树立和平的形象和发挥应有的责任提供了舞台和途径。中国与东盟的相互依赖从20世纪70年代初期的战略与安全上的相互依赖到冷战结束后向经济、政治、安全等领域的逐步拓展使双方充分认识到彼此相互依赖对自身安全利益和安全合作的重要性。“当前的东亚,包括中国、东南亚和东北亚,已经进入一个相互依存的时代,这种相互依赖不是单纯一国对另一国的相互依赖,而且也不是某个经济或者安全领域的相互依赖,而是一种复合相互依赖。在复合相互依赖的条件下,诉诸武力来解决矛盾与冲突的成本太大,使得哪一个国家都不敢随便运用武力……任何一个国家称霸该地区都是不自量力的,而且是注定要失败的。”[21]

(三)有效的多边安全机制是实现安全合作的制度保证

有效的多边安全机制是保障合作安全的基础。合作安全如果没有强有力的约束机制,也只能是以一种共同参与的模式体现出来。合作安全的获得与维持应以不断发展完善的多边机制作为重要路径。合作安全既要重视传统安全结构,又要凸显多边主义发展过程的广泛性、灵活性与非正式性,以努力构建一种以制度化多边机制为保障的安全环境。这种安全结构能够对中小国家产生吸引力,为其积极参与多边安全合作提供重要的平台,因为他们可以在多边主义机制下,发挥自身特有的优势,维护其国家利益和确保国家安全。另外,多边安全机制不仅仅是一种预防机制,而且应把危机治理机制的建立作为追求目标,以提高对区域内的不安全问题的有效预防和处理能力。

总之,冷战终结后,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内容的中国的新安全观在吸收相互安全、综合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等国际社会流行的各种新安全观中的精华基础上,兼收并蓄,进一步形成和发展起来。虽然这几个安全概念对安全的理解各有侧重,但它们也有很多相似之处。首先,国家安全是一个动态的定义,具有多元性的内涵。同时,一国在安全感上的认知和需求甚至可能要比一些具体的安全措施重要。其次,在国家安全面临种种新的威胁下,依靠实力优势、军事联盟或增加军备等手段已不是国家和地区获得持久和平与稳定的主要路径。再次,国家安全只有建立在“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基础上,安全的获得与维持才能长远持久,安全共赢才能最终实现。最后,国家安全应与区域安全、国际安全实现良性互动,通过各方采取共荣共存原则和全面参与、开放合作等途径探求种种安全挑战的解决之道,安全威胁问题才能迎刃而解。可以说,对以上几个安全概念思想精髓的合理运用并进行的创新阐释正是中国新安全观的理论意涵之所在。中国新安全观是与时俱进的国际安全理论的重大创新,对于维护亚太地区和国际社会持久安全、进一步推动国家间新型关系的确立以及致力于加快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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