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与传统文化论文范本十二篇

时间:2023-02-17 14:13:10

科技与传统文化论文

科技与传统文化论文(篇1)

【正文】

1.政治文化与传统政治文化

当代世界可以称之为是人类的文化世界,各种文化性的研究方法和研究领域不断产生,如经济文化、社会文化、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等,这种现象揭示了人们对当代社会生活的多方面理解,以及对相关文化形态的深刻分析。因此,人们对政治现象的分析和对政治现象的理解,也不可避免地要把与其密切相关的社会文化因素引入到学术范畴,这便是政治文化的研究。〔1〕

一个国家政治文化的形成主要通过两种渠道:一是出自人们对自己所处时代的客观现实的思考与认识;二是过去时代政治文化的积淀和遗传。因此,我们在对现实政治文化进行分析和研究的时候,不能抛开传统政治文化因素而就事论事,历史是不能割断的。回顾历史能使我们更清楚看到未来,从政治文化,尤其是从传统政治文化这一新的角度反思中国“一·五”时期科技政策和科技发展的经验教训,将使我们更深刻地理解现代化决不仅仅是科学技术“物”的现代化,更有其政治方面和思想观念上的现代化;更能使我们清醒的分辨出传统政治文化中的精华与糟粕,并能剔除糟粕,吸取精华于中国当代的政治文化之中,使我国的科学技术能在正确的方针政策指导下,稳定有节地向前发展。

什么是传统政治文化呢?什么样的政治文化才能称得上是“传统”政治文化呢?

关于“传统”,有人称之为是由“历史沿传而来的”,也有人认为“过去的就是传统的”,还有人认为“世代相传,具有特点的就是传统的”。这些说法的共同点是:“传统是从过去开始的”。这仅仅说对了一半,难道我们能够认为开始于过去的就都是“传统”的吗?我们认为“传统”的意义并不仅仅如此。所谓“传”为承前启后,“统”为一以贯之,其最明显的标记是带特征性的前后一致性。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指出:运动是物质的根本属性,静止是运动的特殊形态,变是绝对的,不变是相对的,所以作为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传统”不应该是一个静止的观念,而应该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它的深刻含义不仅在于它是“开始于过去”,而且还应该是“融透于现在并直达未来的一种意识趋势和存在。”在这个意义上,传统政治文化应该是在过去的政治文化中居于主导地位,并对现在以至将来都有深刻影响的政治文化。它所具备的特征不仅表现为在社会机体组织及人的心理、生理结构中有着强大生命力和潜在影响力,而且是业已积淀为人的普遍心理、生理素质的因素时刻在规范、支配着人们未来的思想、行动,我们认为这才是“传统政治文化”的真实内涵。我国古代社会政治文化是一个很大的范畴,而传统政治文化是其精华。在我国从古至今的社会中,能够具备传统政治文化特征的,只有孔子开创的儒家政治文化。因为没有哪一种政治文化比儒家政治文化有着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它不仅贯穿我国整个封建社会的始终,而且对我们的现在乃至将来都会发生重大影响。因此,本文在论述传统政治文化时,是以儒家政治文化为主的,它是传统政治文化中的主流和代表。以孔子开创的儒家政治文化,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其特征将伦理思想介入政治,使思想、道德、文化、理想、信念融于现实之中,并服务于政治体系。

由孔子所创立的儒家政治文化,在中国长久的奴隶制和封建制社会中,通过各种机制渗透在人们的观念、行为、习俗、信仰、思维方式和情感状态中,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人们处理各种事务、关系和生活的指导原则和基本方针,构成我们民族稳定的心理形式和民族性格。这种政治文化之所以具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历经数千年各种内扰外患而始终能够保存、延续、发扬光大,成为我国封建社会政治文化的主流,与其积极因素有很大关系。它那种来源于氏族民主制的人道精神和人格理想,那种重视现实,经世致用的理性态度,那种乐观进取,舍我其谁的实践精神,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都曾感染、教育、造就了一代又一代的志士仁人,使他们成为“中国人的脊梁”,这些思想在中国悠久历史上确实起到了进步作用,是我们优秀的政治思想传统,并将为我们所继承。同时,我们又不能不清醒地看到这个政治文化的弱点和缺陷。即对中央集权专制制度的维护,对血缘基础封建等级的尊重,因循、保守、反对变革,不注重生产的发展和生活的提高,满足于在某种平均的贫困中,来唤起人们精神上或人格上的完善,以“文以载道”、“怨而不怒”来要求艺术服从或服务于现实政治,强调人世现实与实用,忽然,轻视甚至反对科学的抽象思辨……,这些思想又都严重阻碍了科学技术的深入发展,它不仅对我国古代、近代、甚至对现代科学的发展仍然有着消极的影响。

因此研究中国“一·五”时期科技政策的经验教训时,我们不能不从传统政治文化方面进行思考,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把历史与现实结合起来,更深层次地揭示其内在原因。

2.传统政治文化的内容与功能

2.1“内圣外王”——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核心

“内圣外王”最早见于《庄子·天下篇》,它由两个命题组成,一是“内圣之学”,主要是指圣人(或个体)的道德和学问修养;二是“内圣外王之道”,主要指对理想社会的向往和治理国家的规范,它实际是历代儒家的“治世”主张。儒家认为:“内圣之学”必然可以推进至“外王之道”,个人只要具备了高尚的道德修养成为圣人,便具备了做圣王的条件;这样的圣人一旦成为“圣王”,社会就能按其理想人格实现其理想政治。强调把个人品德修养与国家政治统一起来,倡导“学而优则仕”,将人外在的道德规范(外王)与人内在的道德(内圣)自觉统一起来,以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因此,以“德”治天下,使道德介入政治,并为政治服务,成为儒家政治文化的基本特征。这种“德治”观念的含义即是:以道德作为治理国家的基本手段和方法,并建立起一个人们普遍遵守的,以“仁义礼智信”为基本道德规范的理想社会。因此,“内圣外王”构成我国传统政治文化的核心。其中以“德治”取代“法制”便成为我国封建社会政治制度的基本表现形式。

1949年以后,社会主义的中国仍然以“德”治天下,并赋予“德”以新的涵义,即以共产主义道德,理想,信念为基本道德规范。因此,政治发展成为中国当代政治体系的核心,而政治发展,一是制度建设,二是观念建设,而且必须以观念建设带动制度建设。人们认为只有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才有正确的行动方法,只有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才能树立为人民服务,为国家服务的思想,才能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每个个体的内心道德必然成为外在于个人的政治规范,人们对此坚信不移。因此,中国历次的政治运动都是为此目标而努力奋斗,这对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固然有促进作用,然而这种以世界观作为唯一标准,来衡量一个人政治思想的是与非,是超越当时人们思想境界范围的,其结果往往是揠苗助长,事与愿违,并没有完全调动知识分子投身于祖国科技事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2.2“义利之辩”——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矛盾

“义利之辩”是中国古代学者关于道德和功利关系问题的争论。“义”指道德标准,“利”指物质利益或功利。

儒家思想中,“义利之辩”实际上是“公私之辩”,包含两层涵义:一是从国家角度来讲,要求国家政治目标与经济目标相统一,倡导和鼓励有益于社会安宁、政治巩固的物质生产,以国家之“公利”服务于国家政权之“大义”。二是从个人角度来讲,要求人们物质活动服从于人的道德品格的修养,倡导“见利思义”,鼓励不损害国家“公利”的个人“私利”活动。“不久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2〕, 反对以各种不正当的手段去谋“私利”,当“公”与“私”发生矛盾时,儒家倡导一种奉献精神,即以牺牲“个人私利”而顾全国家“公利”,强调个人对社会的依赖和整体的重要性。

由此可见,儒家理想政治的实现是将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统一起来,即“义”与“利”的统一。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义与利,人的自然性与社会性的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即人的物质需要与精神需要并不能同步发展。当人的自然性与社会性发生矛盾时,儒家则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论语·颜渊》:“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因此,当义与利发生必然冲突时,儒家宁舍“利”而不舍“义”。所谓“生,我所欲也,义,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而取义也。”〔3〕 儒家的这种义利统一实际上是对一种理想人格的描述,现实生活中,外在的道德规范必然与内在的物质要求发生矛盾,这种矛盾便构成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基本矛盾。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耻于“利”,乐于奉献一直被尊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1949年以后,社会主义的中国正是依靠人民群众的这种奉献精神,才在短短三年内迅速恢复了濒临崩溃的国民经济,并将“一·五”计划提前完成,为我国全面进入工业化奠定了基础。然而,随着人民物质生活的提高,这种奉献精神与人们的物质需要必然发生矛盾,当义利不能两全时,人们往往宁舍“利”而保“义”,传统政治文化与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在这里有了某种共识。

2.3“天人合一”——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准则

所谓“天人合一”是指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根源于历史悠久的农业小生产,它是中国哲学的根本问题之一,也是传统政治文化的准则。

“天人合一”观点具有复杂的涵义,主要包括两层意义:一是指人是天地生成,人的生活应当服从自然界的普遍规律。二是指自然界的普遍规律和人的道德最高原则合二为一。从而形成两种不同类型的“天人合一”,即以汉代董仲舒为代表的汉儒自然本体论和以宋代程颢、程颐、朱熹为代表的宋儒道德形而上学。

汉儒的自然本体“天人合一”与宋儒的道德形而上学“天人合一”尽管有诸多不同,但其共同的基本观点是:都强调“人必须与‘天’(无论是作为命定、主宰的天,还是作为自然意义上的天)相认同、一致和协调,”同时也肯定人是自然界的产物,人在天地间有着卓越位置,充满了对人深情赞美,《曾子·士孝》:“天之所生,地之所养,人为大矣。”《尚书·大誓》:“人为万物之灵”。而且这里的“人”都是以群体意识出现的。这是因为从远古而来的天人观念中,个体的人不能离开群体而独立存在,只有保住整体,才有个体生存的可能,而且这种整体意义上的人才能更有力,更能动地适应自然、遵循自然规律,它强调个体对群体的顺应与协调。因此,儒家思想中的“天人合一”模式是一种深刻的群体人本主义,它既不同于西方式的,建立在客观唯心主义基础上的个体人本主义(即完全脱离客观世界以展示人的主观世界),也不同于印度式的建立在主观唯心主义基础上的纯然的“天人合一”(即物我两忘,把人溶于自然作为生命最高境界)。在中国的“天人合一”中,人始终是主要的,所谓“天道远,人道迩。”〔4〕“未能事人,焉能事鬼”〔5〕,当天道与人道,自然与人事发生冲突时, 就应该“敬鬼神而远之”〔6〕,因此,在中国, 对人世的眷恋始终没有被对天国的向往而取代,人的道德始终没有发展为西方式的神的宗教。“天地故生人”,然“无人则无以见天地。”没有人的客观世界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因此,形成了儒家以人为中心,天、地、人的整体结构和体系,展示了独特的“天人合一”思维活动,虽然这其中有着某些人对主宰、命定的被动顺从的消极意义。“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因此,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天人合一”即是世界观,又是人们认识自然界,改造自然界的方法论,也是处理各种关系的行为准则。

2.4我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功能

传统政治文化的基本功能主要表现为两方面:一是维系政治体系,二是指导政治行为。

所谓维系政治体系有两种含义:一是指维系原有政治体系,使之不发生变化。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多年,关键在于传统政治文化这种维系功能的强大生命力。二是维持现有政治体系。新的政治文化建立之后,传统政治文化中某些部分被包容于新的政治文化中而成为其重要组成部分,并与之共同承担维系新政治体系内的各层政治关系稳定发展。传统政治文化的这种维持功能非常重要,这是因为“传统”是根植于我们民族的心灵深处,构成我们民族共同的心理状态和性格特征的东西。新的政治文化不可能完全抛弃传统政治文化而独立存在,否则,我们这个民族就会成为别人中的“一个”而不是我们自己的“这一个”。因此,传统政治文化对新政治文化的稳定和发育有着重要的作用。

所谓指导政治行为是指传统政治文化对政治的影响和制约作用。传统政治文化根深蒂固于我们民族性格之中,并通过我们的政治感觉、政治认同、政治反映、政治意识、政治思维、政治心理等多种渠道来指导我们的政治行为。因此,它不仅可以决定社会普通成员对政治体系、政治目的、政治决策、政治现象的态度和情感,而且可以决定领袖们的政治信仰、政治态度和领导方式。所以,传统政治文化指导政治行为的这一功能,将有助于我们在制定科技政策时的心理倾向和主观意识,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政治思想与科技思想之间的必然联系。

因此,我国科技政策无论是在制定之时,还是在执行之时,都不可能彻底摆脱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而传统政治文化的功能,也使得我国科技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都与传统政治文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从辩证的观点看,任何“传统”都带有二重性,即积极性和消极性同时存在。一方面,从发展的眼光看,传统本身确实有许多落后的、僵化的、不适应新的发展的因素;另一方面,传统之所以能传下来,说明它本身还含有某些经过实践检验的、科学的、合理的、进步的东西。我们在对待传统政治文化方面,一直遵循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即“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然而,“糟粕”与“精华”的标准是什么?“内圣外王”、“义利之辨”,“天人合一”都有其合理的一面,也都有其消极的一面,是以道德尺度来衡量,还是以价值尺度来衡量,是以政治标准为准绳,还是以发展生产力为目的,这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问题。正像马克思在批判西方政治文化的同时,其本身又不能摆脱西方政治文化一样。我们在严厉批判传统政治文化(精华与糟粕)的同时,亦同样无法回避这种自我相关,尽管这种自我相关有时是无意识。因此,当代中国科技政策的制定与我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关系是,即融合又对立。其融合主要表现为:把政治工作放在科技发展的首位,强调把个人的道德修养与国家政治相统一,并为国家政治服务;在义利关系上,强调道德自律与奉献精神,耻于谈个人的名与利,使个人利益服从于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

其对立主要表现为:继承“五四”以来的文化传统,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等。

3.传统政治文化对中国科技政策的影响

传统政治文化具有指导政治行为的功能,我们研究“一·五”时期的科技政策,不能不研究毛泽东的科学技术思想。毛泽东的科技思想与其政治思想紧密相连,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时代特征的标志。科学时代的显著特征之一是政治家在进行科学技术重大决策的时候总是以政治目标为前提,即领袖们关于科学技术的决策,是实现其政治目的的手段。二是传统政治文化对毛泽东的影响,即领导者的决策也取决于他们的科学文化背景和政治文化背景。虽然毛泽东终生都在与封建主义进行着坚定不移的斗争,并且始终把自己看成是纯粹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事实上,作为一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始终具有我们民族共同的心理特征和性格特征,儒家的传统政治文化对他一生都有着重要影响。

1949年,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当时生产关系的解放,带动了生产力的解放,而尽快提高生产力还需依靠科学技术。因此,恢复和发展科学技术、恢复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对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是非常重要的,而当时我们的生产力如何呢?“一辆车,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7〕因此, 建设国家迫切需要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农业机械化,迫切需要发展科学技术。这一思想在当时来说无疑是正确的。为此,中国共产党的“八大”郑重确立国内主要矛盾已不是阶级矛盾,而是人民对经济文化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之间的矛盾,中心工作是要发展生产力。为了适应工作重点的转移,毛泽东在“八大”的一次预备会议上强调了发展科学技术的重要性。他指出,“现在搞这些新的科学技术我们还没有经验,”“世界上新的工业技术、农业技术我们还没有学会,虽然我们已经有了六年的经验,学会了许多东西,但是从根本上说,我们还要做很大的努力,主要靠第二个五年计划和第三个五年计划来学会更多的东西”。〔8〕 因此从1956年开始,中国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口号,并制定和实施了十二年科学远景规划,156个重点项目也投入了建设。这表明, 毛泽东当时已经认识到了发展社会生产力,就需更尽快提高技术水平,大力发展科学事业。然而在以后的实际工作中,这一正确方针却没有被切实贯彻执行,阶级斗争仍被看作是当时的中心工作。这一方面由于当时国内外客观环境的影响,但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毛泽东沿续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始终把巩固政权看成是国家的首要任务,把阶级斗争看成是阶级社会的主要矛盾,认为“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因此,毛泽东偏向了重视思想战线的政治斗争,而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更多地被看成是巩固国家政权的工具,这不能不说传统政治文化对他的影响至深。“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就有道而正焉。”〔9〕 当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一再论述经济是社会的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时候,毛泽东却更强调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指导作用,而没有把科学技术放在发展生产力的首要地位上。

毛泽东科技思想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走群众技术路线。传统政治文化中的民本思想源远流长,从殷商周的“民之所欲,天必从之”〔10〕、“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11〕的“敬天保民”思想的形成,到孔孟“民贵君轻”〔12〕“民本”思想的成熟,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这种民本思想一直为许多进步的政治家、思想家所继承。近代以来,中国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更是赋予这种“民本”思想以新的内涵,即“人为的力量,可以巧夺天工,所谓人事胜天”“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13〕,在民主革命的生涯中,他看到了人民群众的伟大作用。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他看到了人民群众的伟大作用。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用马克思主义观念对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加以批判继承,科学地阐述了“人民群众”的概念,全面论证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作用,并提出了“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真正动力”〔14〕的科学论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把这一思想贯彻于科技界,形成群众技术路线,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依靠群众性的技术革新和工人阶级的劳动经验,熟练技能,以及人民群众的政治热情,使得国民经济在三年内迅速得到恢复,并为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这一胜利更坚定了毛泽东群众技术路线。

但是,如果说在社会实践中走群众路线是正确的话,在科技界搞群众技术路线就有些不妥。因为劳动群众掌握的只是实践经验和劳动技能,而对那些重大的理论发现,理论论证以及科学实验,劳动群众就不一定特长,因为现代科学理论与一般生产活动既相关又分离。所以必须强调群众与专家的有机结合,才是科技发展的正确方向。

综上所述,毛泽东的这些科技思想对中国科技发展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并使中国的科学技术取得了一些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作为政治领袖的毛泽东则更侧重从政治角度看待科学技术的发展,其科技思想与政治思想紧密相连,他始终把科学技术放在政治的从属地位,正如“中国的政治文化从来没有认识到任何自发的政治体系能够适当地独立于正统的政治思想之外”〔15〕一样,毛泽东同样也没有摆脱这种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

3.2科技发展中深刻的群体意识

中国传统的世界观具有一种重整体,求和谐的特征,传统政治文化不仅肯定了“人”必须与“天”相认同、一致、和睦、协调的天人合一关系,而且强调了其中人的整体主义意识,即强调个体对群体的归属与顺从,从而形成在人与社会关系问题上的社会整体主义性质的传统政治文化。

近现代中国政治文化的性质仍然是社会整体主义。特别是本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与其政治文化性质密切相关,在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上,马克思主义也重视社会的整体,强调社会的和谐,实质上也是社会整体主义性质的政治文化,这与中国社会“大同”政治理想有了契合,因而使得马克思主义及其社会学说,成为中国人容易理解和接受的东西,并在中国社会的实践中,成为人们行动的指南。因此,中国政治文化仍然是社会整体主义性质的。

“一·五”时期这种整体主义精神在科技领域主要表现为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不仅要彻底清除封建剥削阶级思想,而且要彻底肃清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为此,政府号召科学家和技术人员抛弃自己的个人主义意识,把个人理想和祖国需要结合起来,为人民服务,为国家集体利益服务,反对追求个人名利,并视其为资产阶级的东西,要求加以彻底批判。在实际工作中,则强调集体协作,反对单干,并要求把这种集体协作扩大到群众中去,搞群众技术运动,使工人、农民与科技人员形成“三结合”,用集体的智慧和力量解决科技发展中的难题。这是因为:“现在科学发展的生长点往往是几门科学交叉的地方,是几门科学杂交的结果。因此,单靠某一科学部门的人是很难克服研究工作中的困难的,在科学技术工作中大搞群众运动就可以把各方面人才的智慧集中起来,能够很快地攻下堡垒。”〔16〕这种集体主义精神在“一·五”时期科学技术发展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然而这种只讲集体协作,不讲个体竞争的整体主义意识在一定程度上又阻碍了科学技术的发展。科学技术的发展离不开竞争机制,没有竞争就没有发展,因此只强调集体协作反对个体竞争,无形中会减弱个体的积极性与创造性,破坏了科技人员的动力基础。平均主义,“大锅饭”思想,“枪打出头鸟(谁的成绩突出就怀疑谁是个人名利思想滋长的结果)”的传统行为,造成了人们的一种惰性,人浮于事,涣散意志,表面上集体协作,实际上一盘散沙,使原本美好的愿望成为泡影。所以只讲集体协作,不讲个人竞争,不能增加集体的力量;而不讲集体协作,只顾个人利益又损害了国家整体利益。因此,如何使集体的向心力和个体的竞争力得到统一是提高集体主义精神的关键。然而应该肯定的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集体主义意识并不是我们的缺点,而是我们民族的优点和长处,中华民族历尽沧桑,50多个民族,“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而最终仍能统一于一张版图之内,靠的就是这种整体主义精神,不过我们也不能不看到由于缺乏个体意识、竞争意识以及价值观念方面的缺陷,又使我们这个原本富庶,先进的东方科技大国,近代以来却变得停滞落后,以至于被动挨打,受尽屈辱百余年。

因此,我们应在增强群体意识的同时,也使个体意识得到增强,通过协作和竞争来促进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并加快赶上世界先进科技水平的进程。

3.3科技发展中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一直处于经验状态,经验从未在知识体系中有所突破而上升为理论科学,这与我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实用理性密切相关。这种理性具有极端重视现实实用的特点,它不在理论上探求、争辩难以解决的哲学课题,不去进行纯思辨的抽象,如在看待生死、鬼神、天地的问题上,不象西方哲学那样努力进行抽象理论的研究,而是明确表示对现实的重视。所谓“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17〕重视的是如何妥善处理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18〕,重要的不是言论,不是思辨,而是行动本身。因此,这种实用理性表现在中国人处理各种实务中(无论是政治、经济、经验科学、人事关系等方面)都习惯深思熟虑、不动声色、冷静慎重、周详细密、注意实际的可行性和现实的逻辑性,不冲动、不玄想、重功能、重效果、善于协调群体。这种理智态度构成了中国智慧的本质特征之一,在这种理性下,我们创造了古代灿烂的中国文化和从古自今引以为骄傲的“四大发明”,排除了反理性的泛滥,却也阻止了思辨理性的发展。过分偏重现实实用,造成忽视、轻视甚至反对科学的抽象思辨。而没有抽象思辨的理论的发展,是不可能有现代科学的充分开拓的,这是中国古代、近代科学长久停留并满足在经验水平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理论与实际相脱离,重经验,轻逻辑是中国科学技术面临的严重问题。

毛泽东一贯倡导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要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因此,他将“理论联系实际”的政治思想原则贯彻到科技思想中,通过对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反思,提出了科技发展也要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他认为“没有革命的理论,便没有革命的行动”,〔19〕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指导实践活动, 而实践又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因此,在科技发展的方法论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原则包含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并弥补了传统政治文化的缺陷。然而在中国科技发展的实践中,这一原则有时却被片面的理解,甚至是教条化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仅仅被简单地理解为是“科学研究(理论)必须为生产(实践)服务”;科技知识分子(理论的掌握者)必须与工农群众相结合(无论是思想上,还是业务上),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也被教条地理解为是:政治干部(马列主义理论的代表者)对科技专家(具体业务执行者)的领导,以及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虽然这其中也有合理、有益的一面,但也明显存在着片面化和绝对化的倾向。如在“科研为生产服务”方面,要求科学研究“服从于人民迫切的需要、国家当前任务、国家建设计划的任务”,〔20〕虽然这在当时是必要的,但它却不能做为一项长远政策存在下去,因为科学研究本身并不仅仅是为了当前利益,更要顾及长远利益,做为一项科技政策,没有发展的意识是不行的。此外,“为生产服务”,仅仅把科学研究局限于解决生产实际中出现的问题或难题,科学理论只被看作是经验感觉的概括,实质上是把科学研究下降到通俗技艺的水平,所以片面强调“科研为生产服务”实际上对现代科学研究自身的发展规律缺乏正确的认识。其实,在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方面,坚持以马列主义理论指导专家的业务活动。这虽然有其有益因素,因为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对科学研究活动确实能起到指导作用,但在具体工作中却不能教条地运用。有些人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哲学、社会学理论都一律拿来指导科学家的具体工作,拿着马克思主义标签对号入座,凡是被认为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一律批倒批臭,最有代表性的是我国生物界追随苏联而发起的“用无产阶级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的、联系实际的李森科理论”对“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的、反动的、形而上学的、伪科学的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的批判,给科技界、学术界带来无法挽回的损失。以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否定科学技术的自然属性,否认“为科学而科学”的存在,一味强调其社会属性,认为世界上没有超阶级的科学,任何科学或者是无产阶级的或者是资产阶级的,这是犯了教条主义错误,而以政治斗争取代学术讨论,以行政管理取代科学管理,实际上又犯了经验主义的错误,因此,这些以政治手段压制学术民主的做法,使得科技人员不敢思想、不敢行动,势必要造成人为灾难,影响我国科技的发展。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是中国现代科学技术发展道路上的里程碑,它突破了我国传统政治文化中重实用、轻思辨的思想意识,为我国由古代、近代科学技术形态向现代科学技术形态迈进作出了重要贡献。“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无疑是正确的,但要真正做到二者的有机结合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往往要经历曲折的过程。从对我国传统政治文化与中国科技政策的反思中,我们能够深刻地体会到这一点。

参考文献

〔1〕Lucian W.Pye and Sidney Verber de ,Political Culture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Princeton,1965.

〔2〕《论语·述而》。

〔3〕《孟子·告子上》。

〔4〕《左传·昭公十八年》。

〔5〕〔6〕〔17〕《论语·先进》。

〔7〕《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第130页。

〔8〕《党的文献》,1991年第6期,第15页。

〔9〕《论语·学而》。

〔10〕《国语·郑语》。

〔11〕《尚书·秦誓》。

〔12〕《孟子·尽心》。

〔13〕《孙中山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第602页。

〔14〕《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第932页。

〔15〕〔美〕理查德·P·萨特米尔著:《科研与革命》, 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第51页。

〔16〕于光远:“关于科学技术工作中的群众运动”,《红旗》第3期,1960年2月1日。

科技与传统文化论文(篇2)

中图分类号:G807.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3612(2008)06-0808-04

民族传统体育是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原国家教委确定民族传统体育学为体育学下的二级学科,纳入了学科发展的轨道。1998年,民族传统体育出现在国家教育部新修订的本科专业目录上,自1999年开始招收民族传统体育专业本科生。这为促进民族传统体育学科发展,丰富体育文化,培养民族传统体育人才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作为民族传统体育,国外没有现成的经验,国内的理论研究视野多局限于项目和技术,缺乏对民族传统体育的理论支撑和宏观上的把握。十年过去了,民族传统体育的学科体系建设仍然处在经验阶段。表现为:民族传统体育学的主干课程是武术学科,武术学科研究的内容又多为技法。

为了使民族传统体育学成为传承民族体育文化,弘扬民族体育精神的载体,成为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完善奥林匹克运动的载体。必须对民族传统体育专业培养目标、课程体系进行深入研究。

1研究对象与方法

1.1研究对象民族传统体育学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学大纲、教学计划。武术学院毕业并参加工作的往届毕业生、武术学院2003级应届毕业生、2005级在校大学生、在校学生的家长。1.2研究方法

1.2.1文献资料法本文收集的资料包括如下几个方面:1) 教育部关于学科建设和课程建设方面的指导文件:2) 开设民族传统体育学部分高校的教学大纲、教学计划和课程设置等教学文件:3) 2000年以来民族传统体育学的相关研究成果。

1.2.2问卷调查法本文根据调查内容所需设计四类问卷:调查对象是如上“调查人员”栏所述四类人员。共发放问卷450份。其中往届毕业生50份,回收38份:2003毕业生85份,回收79份:武术学院在校2005级学生100份,回收89份:学生家长45份,回收36份。问卷进行了新度、效度检验。

1.2.3逻辑分析法本文依据对民族传统体育培养目标为逻辑起点,对民族传统体育的课程目标、课程设置、教学大纲、教学计划、学时分配等相关问题进行依次递进的逻辑推理。分析目前存在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探索问题原因和解决对策。

1.2.4数理统计法将回收的问卷进行分类统计,并在SPSS上进行数据分析。

2结果与分析

2.1民族传统体育培养目标的设定

2.1.1确立培养目标和课程设置的主要依据

2.1.1.1我国当前政治经济高速发展阶段对高等人才的需求我国正处于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改革创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发展阶段。高等教育的使命是“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发展科学技术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1999年6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做出了《关于深化教育改革推进素质教育的规定》,明确指出我国素质教育的宗旨和目标就是要以提高国民素质为根本宗旨,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

在当前形势下,民族传统体育专业培养学生必须符合素质教育的要求,注重良好习惯的培养,健康人格的铸造和人文素养的提高。

2.1.1.2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现状及对人才培养的要求有人指出中国高等教育:过弱的文化陶冶,使学生的人文素质和思想底蕴不够:过窄的专业教育,使学生的学科视野和学术氛围局限:过重的功利导向,使学生的全面素质培养和扎实的基础训练受到影响:过强的共性制约,使学生的个性发展受到抑制。

人文素质包括4个方面的内容:1) 具备人文知识;2) 理解人文思想;3) 掌握人文方法;4) 遵循人文精神。人文精神是人类文化或文明的真谛所在,是人文素质的核心。人文素质缺乏会影响大学生思维的深度与广度,以及对工作的创造能力、对问题的洞察能力、对事物发展的前瞻能力、对问题的分析、判断、解决的能力。而文化素质欠缺,文化根底肤浅,正是当代学生素质缺陷的突出表现。

考察世界高等教育,有两种典型的模式:1) 以美国为代表的通才教育,2) 以原苏联为代表的专才教育。在信息时代,“方法教育”尤为重要。方法教育的实质在于学习技巧的提高与学习的有效性的增强,在于对资料卡、图书馆、计算机、信息网的充分利用。

文辅相教授提出教育的第3种模式:“普通教育――专业教育――‘临床’教育”的构想。这种基本模式的设计基点在于要正确处理好以下三对关系

普通教育与专门教育的关系,实行专业性教育与综合性教育相结合,让专业人才的成长建筑在较宽知识面的基础上。

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关系,实行现代科学教育与现代人文教育相结合,让科学技术人才的成长建筑在较高文化素养的基础上。

理论教育与实践教育的关系,实行理论与实际结合,让人才的培养不囿于书本和学校的范围。

2.1.1.3民族传统体育学科的特性对其培养目标的要求中华民族传统体育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几千年形成的民族文化在体育领域的缩影,反映了中华民族的身体活动形式、内容、风格、偏好等。随着国家地位和民族威望在国际社会中迅速提升,中华民族传统体育开始走上了全面振兴的道路。

中华民族传统体育为当前人类社会发展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源,它所承载民族自身内在的信仰、思想、文化素养的追求,或者说人文精神、文化底蕴是国家的发展和民族生存的重要文化标示。弘扬民族体育文化,充分挖掘其教化功能,振奋民族精神正是民族传统体育学科的优势和特色,这一点是确立民族传统体育学科立足点。

2.1.1.4社会对民族传统体育学科培养学生的实际需求状况由于目前民族传统体育学专业设置包括三个专业方向:武术方向:包括套路、散打:民族民间体育:体育养生。

2.1.2目前民族传统体育培养目标存在的问题及目标确立

2.1.2.1目前民族传统体育培养目标存在问题北京体育大学武术学院建院1958年。1998年以前,培养的人才主要是为了解决武术师资、教练员和科研人员。根据社会对民族传统体育人才的需求,民族传统体育学于1997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和原国家教委批准,被设为体育学下的4个二级学科之一;1998年国家教育部颁布新修订的高校本科专业目录,将武术专业拓宽为民族传统体育专业。北京体育大学民族传统体育(前身为武术学科)的本科学生培养目标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表1)。

根据教育部的规定:目前民族传统体育的培养目标是:本专业培养具备民族传统体育教学、训练、科研基本知识与技能的,能从事武术、传统体育养生及民族民间体育工作的高级专门人才。

目前民族传统体育存在问题是:过窄的专业技术教育:过重的功利导向;忽视了民族传统体育的特殊地位和功能;与遵循厚基础、宽口径、强能力、重创新的人才培养要求相背离。这严重影响学生的全面素质培养和扎实的基础训练,并且与社会发展对一专多能复合型人才需要相脱节。

目前民族传统体育专业毕业生实际就业与培养方向存在差距。

以北京体育大学为例,目前,民族传统体育学培养的学生就业定位在运动训练和学校体育教学两个方向。然而,近三年的就业形势表明,毕业后从事专业运动训练的学生人数占毕业总人数不足2%;毕业后从事教学的学生人数占毕业总人数不足20%;从事公安的学生占到15%以上,有不少学生选择了自谋职业。而且,通过在校学生及其家长的调查显示。有45%左右的学生和38%的家长希望毕业后从事公安工作;有30%的学生和35%的家长希望毕业后从事教育工作。只有8%的学生希望从事教练员工作。这种培养方向和就业实际的差距一方面来自于目前民族传统体育培养目标的单一性,另一方面来自于高校扩招后高等教育普及化所带来的社会对人才的需求的综合性、高学历的现实状况。

2.1.2.2民族传统体育培养目标定位综合上述分析,本文认为民族传统体育培养目标应该体现以下几个方面:

培养基础扎实、知识全面,具有良好的人文修养和科学精神、独立自主的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掌握民族传统体育教学、训练、科研基本理论知识与技能,实际工作能力较强:从事民族传统体育以及相关领域教学训练、管理、社会健身咨询与指导以及安全机构等工作,承担弘扬和传播民族体育文化精神的“一专多能”的高素质人才。

2.2民族传统体育培养规格及其能力2.2.1目前民族传统体育培养规格及存在问题以北京体育大学为例,2003年民族传统体育专业本科培养规格要求。本专业学生主要学习武术、传统体育养生、民族民间传统体育的基本理论与知识,受到这些方面的技术、技能的基本训练,具有组织教学、训练、科研、竞赛、裁判、管理等方面的基本能力。

毕业生应获得以下几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掌握武术、传统体育养生、民族民间体育的基本理论与基本知识;掌握本专业的技术技能;具有在本专业领域进行教学、训练、指导与管理的基本能力;熟悉国家所制定的与本专业有关的方针、政策与法规;了解本专业的国内外发展动态;掌握有关本专业的文献检索、资料查询的基本方法,具有一定的科学研究和实际工作能力。

目前本科教育存在的问题:没有体现素质教育和人文修养的理念;在知识和能力结构上,没有体现本科教育厚基础、宽口径的知识结构,而是过分强调专业技术;在技术上有过多依赖竞技体育的倾向而缺乏对学生全面能力的培养;不具有本专业特色能力,缺乏社会竞争力;没有体现一专多能的社会需求,能力结构单一。

2.2.2民族传统体育培养规格定位作为高等教育有机组成部分,民族传统体育专业培养学生理应具备以下几、方面的素质:

文化素质:继承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和学习世界优秀文化遗产,掌握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基本知识,加强文学、艺术等诸方面的修养,必须达到高等教育标准,能够适应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形势。核心是做合格的大学生。

思想政治素质: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中国共产党,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核心是做当代合格的中国人。

道德素质:遵循社会公德和较高职业道德的素养。核心是做高尚的公民。

业务素质:一专多能,有较强的岗位适应能力,专业知识和实践能力。核心是做合格的高层次劳动者。

身心素质:身心健康、养成良好生活习惯、人际交往好、适应环境能力强。核心是做具有强健体魄的人。

综合素质:既要具备专业特长,有鲜明的个性,又要知识面宽,全面发展。形成良好学习习惯,为终身学习打下良好基础,保持可持续发展。

因此,民族传统体育专业学生培养规格应定位为:

本专业学生必须有较高的政治素养、专业素质和人文素质,主要掌握武术、传统体育养生、民族民间传统体育的基本理论与知识,接受相关技术、技能的基本训练,具有组织教学训练、组织竞赛、管理、社会指导及相关领域的实践能力。

毕业生应补充以下几方面的知识和能力;

对人文学科、社会学科基本知识有一定了解;初步掌握继承和弘扬民族体育文化精神的理论与实践能力;掌握一定法律、公安领域相关知识,为从事国家安全机构工作打下基础。

2.3民族传统体育课程体系2.3.1民族传统体育课程体系历史回顾我国目前高等教育的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进行了几次大的课程改革,特别是实行改革开放以来,课程结构有所改革,教学内容不断更新,但就大的框架和体系而言,基本上仍然延续了50年代初的模式。民族传统体育课程包括:

1) 公共必修课。共30学分占到总学分的18.18%,其中外语为16学分、计算机为2.5学分、政治思想教育为10学分、军事理论为1.5学分、法律基础为1.5学分。

2) 专业必修课程。目前包括体育学概论、应用写作、运动解剖学、运动生理学、运动心理学、教育学、民族传统体育概论、中国文化概论、运动训练学、科研方法概论、专项理论与教学实践和专项训练。共70学分,占 43.75%。

3) 限制选修课(一)。包括传统武术各拳种、中国武术史、武术基础理论、中华体育养生概论、古汉语、体育社会学、中医基础理论、体育测量与评价、可视化程序设计以及中国式摔跤、体育养生、、木兰扇、舞狮、短兵、太极拳、散打、跆拳道等专业技术课程。共28门课,选够25分,其中必须包括10学分学科知识。

限制选修课(二)。分为运动训练方向和体育师资方向。前者包括运动训练方法、运动生理机能评价、运动员科学选材、疲劳恢复与营养、运动员生理机能生化评定、运动员心理咨询与训练、运动生物化学、运动技术分析与诊断。后者包括现代教育理论、学校体育学、体育舞蹈、田径、篮球、乒乓球、体育游戏、体育保健、教育心理学、足球、体育教学基本技能。选够10学分。这类课程主要是为将来择业准备的教育。

4) 任意先修课。共15学分,占9.39%。

5) 实践性教学环节:包括毕业论文、毕业实习与学术活动三部分。共10学分,占6.25%。

完成全部计划共160学分达到毕业标准。

2007年计划虽做了相应的调整,但基本格局没有变化。

2.3.2民族传统体育课程体系存在的问题1) 目前许多全国重点院校都推行“加强基础,淡化专业,因材施教,分流培养”的方针。在低年级实施通识教育,在高年级进行宽口径的专业教育,逐步推进在教学计划和导师指导下的自由选课学分制。而北京体育大学民族传统体育专业方向课程几乎占据了77%。这严重偏离了目前加强基础淡化专业的方向,尤其受竞技体育的影响太大,通识教育严重匮乏,更像是职业教育。

2) 除了公共基础课所涉及的跨学科的内容外,民族传统体育跨学科的课程少之又少。现有的课程存在重复设置现象。例如,运动训练极其相关学课课程多处重复;民族传统体育概论、武术基础理论、中华体育养生概论存在重复设置;中国体育史、中国武术史存在重复设置现象。教育学、教育心理学、体育心理学之间存在重复设置想象。术科类的重复设置现象也相当严重,套路类的专项训练与竞技武术中的长拳、太极拳、南拳、刀枪剑棍术有大量重叠、而传统武术也包括这些内容。专项训练中以散打为主、副项包括短兵和跆拳道,而限制选修课也有这些课程的设置。

3) 学科建设不够完善,缺乏支撑民族传统体育学的主干课程。目前民族传统体育学对外的主干学科有:体育学、历史学、中医学三门,主要课程包括:民族传统体育概论、中国武术史、中国文化概论、武术理论基础、传统体育养生学、中医学基础、专项理论与技术、运动生理学、运动解剖学、运动心理学。这显然存在明显不足。

主干课是指对专业建设和发展能产生重大影响的核心课程,是对实现培养目标能起主导作用的专业必修课和公共必修课。目前民族传统体育学科的设置中缺乏支撑本学科的主干课程。当然,这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民族传统体育学科起步较晚,学科建设由不成熟到成熟有一个过程;另一方面,基础理论研究严重滞后,影响了本学科发展。再者,尽管学科成立已经有十个年头,有近80所高校开设民族传统体育专业,但是缺乏学术交流的平台,没有相关的专业学术刊物。没有权威单位领导,各自为政,重复办学现象严重。这些因素都严重制约了民族传统体育学科的发展。

2.3.2民族传统体育课程体系改革方案首先,民族传统体育人才培养要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提高人文素养。通过增设通识教育中哲学类、文学与艺术类、历史类课程;专业理论中国武德教育课程;跨学科拓展课程公安基础理论类课程;公共选修课程中的人文社科课程。即全面,又灵活全面培养综合素质和加强人文素养。

其次,淡化竞技,突出技能培养。适当减少运动训练方向的课程和学时比例,增设提高学生技能的课程尤为重要。例如,通过专项教学与训练,在保障专项训练水平的基础上,加强学生教学、训练能力的培养,增加假期社会体育指导环节,扩大学生社会实践能力,增强才干。

增设公安类基础理论课程有利于增强学生与法律有关社会学知识;针对民族传统体育学的特殊性,有利于进行预防犯罪教育,防止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针对民族传统体育学生就业的实际情况,进行就业方向的引导,有利于缓解就业压力。目前,毕业的学生中大约有20%左右的学生毕业后从事公安、特警、等相关工作,而且随着公安院校的转型,未来到公安系统就业的人数有增加的可能。

有利于民族传统体育主干课程的最终形成。目前民族传统体育课程缺乏主干课程。通过增设武德教育、武术文化学等相关课程无疑丰富了民族传统体育课程体系的内涵,为民族传统体育主干课程的形成奠定基础。

凸现学科体现特色。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必须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纳入国民教育全过程,纳入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使全体人民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课程改革中增设武德教育、武术文化学等相关内容正体现了继承、传播和弘扬民族精神。

3结论与建议

3.1结论1) 当前民族传统体育的培养目标缺乏当代教育理念:过重的功利导向,没有体现本科教育厚基础、宽口径的知识结构;与社会发展对一专多能复合型人才需要相脱节;没有体现民族传统体育在培植和弘扬民族精神的特殊地位和作用。

2) 在培养规格上,没有体现倡导素质教育和人文修养的理念;在知识和能力结构上,过分强调专业技术的提高:在技术上又过多依赖竞技体育而缺乏对学生全面能力的培养;不具有本专业特色能力,缺乏社会竞争力;能力结构单一,没有体现一专多能的社会需求。

3) 目前民族传统体育课程设置存在重复设置现象:学科建设不够完善,缺乏支撑民族传统体育学的主干课程。

4) 应增设哲学类、文学艺术类、史学类、公安类基础理论和武德教育课程。

5) 淡化竞技,突出技能培养。应适当减少运动训练方向的课程和学时,增设提高学生技能的课程。

6) 在学院范围内有目的的引导开展社团活动,显性课程与隐性课程、校内课程与校外学习相结合,拓展技能、全面提高学生的自主创新能力。

3.2建议1) 成立民族传统体育研究会等学术组织,搭建民族传统体育学科建设的平台,研究民族传统体育培养目标的定位和课程设置等相关问题。

2) 成立专业民族传统体育学术刊物,构建学术交流平台。

参考文献:

[1] 刘靖,刘同为.民族传统体育的特点与发展现状[J].内蒙古体育科技,2006(2):41-42.

[2] 叶伟,王晓东,徐伟军.试论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的现状及其运行机制的改革设想[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2004,27(3):314-316.

[3] 王飞.民族传统体育武术专业课程理论基础研究[D].武汉体育学院硕士学位论文, 2007.

[4] 姚重军.民族传统体育发展之探讨[J].甘肃科技, 2002,(12):5-6.

[5] 吕丽萍.浅析我国民族传统体育[J].内蒙古体育科技,2007,(2):31.

[6] 姜凤云.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现状及其对策研究[J].中国科技信息,2007,(16):133-134.

[7] 王润斌.略论民族文化与民族传统体育的交互影响[J].山西体育科技,2006,(1):36-37.

科技与传统文化论文(篇3)

中国的科学技术在古代曾经领先于世界,对世界科学技术的进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而到了近代却落后于西方。为什么曾经的辉煌到了近代却成了落后?本文将从科学技术与文化的关系方面入手,简要分析我国科学技术衰退的原因。

一、文化与科学技术发展的辩证关系

科学技术也是一种文化现象,是相应的社会文化的产物,它的发展要求要有一定的与之相适应的文化环境。文化以科学技术为基础,并对科学技术发展的方向和目标具有选择和导向作用。

文化与科学技术之间的相互影响作用因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文化价值取向的不同而各有差异。不同的文化孕育出不同内涵的科学技术,一种文化可以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同样在这种文化中存在的缺陷也会阻碍科学技术的发展。

二、中国传统文化对科学技术发展的阻碍作用

1.中国传统文化中“重人文、轻自然”的特点阻碍了科学技术的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讲究的是天人合一,以“人”为核心,强调要正确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传统文化对人文的关注度远远高于对自然现象、自然知识的关注。中国传统文化关注的核心是支配社会生活的法则,是社会生活秩序的建立,而缺乏对自然的研究。认为社会法则和自然规律二者是一致的,没有认识到自然界的独特性和运动的规律性,过分强调对人、对社会的探究,忽视了对自然的研究,从而导致了以自然为基础的科学知识的缺失。

李约瑟博士曾这样评论:“儒家相信宇宙的道德秩序(天),他们使用‘道’一词,只要地――如果不是唯一的――是指人类社会里的理想道路或秩序,这在他们对待精神世界和知识的态度上表现得很明显。他们固然没有把个人与社会人分开,也没有把社会人与整个自然界分开,可是他们向来主张,研究人类的唯一适当对象就是人本身。”

2.中国传统文化中“重直觉、轻逻辑”的特点阻碍了科学技术的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明清哲学,以理气之辩、心物之辩、格物致知等问题为主要研究对象,主张“心外无物”、“心外无理”,主张通过内在的自我反省实现自我认知,从人的内心中找寻世间万物的真理,强调“内心的认知是万物的尺度”,内心的认知是自然万物存在的依据,也是其不存在的依据。王守仁在他的《传习录》中写道:“所谓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

爱因斯坦说过:“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在文艺复兴时期)可以找出因果关系。”科学发展史表明,形式逻辑是整理经验材料、构造理论体系必不可少的重要工具。当一门科学的经验材料积累到一定数量时,能否运用形式逻辑方法对其加以整理概括,从而建立一个初步的理论体系,对其进一步的发展至关重要。

3.中国传统文化中“重政务、轻学术”的特点阻碍了科学技术的发展

我国古代社会是官本位至上的社会,中国传统文化关注更多的是国家政务,“学而优则仕”则是这种思想的集中体现。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主要精力和学习的根本目的都是为了国家政治,鲜有为科学技术的发明。梁启超在他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二》中做了鲜明的描述,“不是为学问而做学问,是为政治而做学问。所做学问,原想用来做新政治建设的准备;到政治完全绝望,不得已才做学者。”

科技与传统文化论文(篇4)

科技创新是基于创新主体的文化与价值取向而进行的一项合逻辑与合价值的实践活动。文化是科技创新的土壤,它潜移默化地对科技创新发挥着作用。这种作用涉及到从观念、方法、价值等等各个方面。一方面,文化对科技创新的影响可以是积极的、促进性的,亦可能是消极的、阻碍性的。另一方面,脱离实际的文化背景进行科技创新,或对科技创新进行理解与评价,既是不可能亦是毫无意义的。本文拟讨论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科技创新的影响。本文所指“中国文化”指的是中国传统精神形态,包括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等等;还近代以前以儒家文化为主体儒释道合一的文化体系。

一、中国传统文化对科技创新的积极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对科技创新的积极作用都是都是基于“重人伦”这一核心展开的。即“重人伦”这一思想经过几千年的历史积淀,已经成为国人生活的基本准则,进而影响到科技创新活动。但这并不意味着“重人伦”的思想对于科技创新活动而言只有积极影响,而是说中国传统文化对科技创新的积极作用都可在“重人伦”思想那里找到根源。

第一,中国传统文化所具有的强大凝聚力有益于科技创新活动。这种凝聚力表现为文化心里的自我认同感和归属感。而当代的科技创新,尤其是高科技创新,是一个高度复杂的系统工程。这需要各领域、各层级的科技创新主体共同协作完成。创新主体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使得创新主体有着共同的目标、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因此,中国传统文化所具有的强大凝聚力是与当代科技创新的趋势相适应的。

第二,中国传统文化倡导自强不息,永攀高峰的精神。《易经》曾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古代人观察到自然运行的规律,又将它作为激励人们的准则,即表现出“重人伦”的方面。科技创新活动总是充满着困难与曲折,这在根本上是由科技创新主体的历史性和当时的社会历史状况决定的,同时也说明了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的过程的复杂。因此,对于科技创新主体而言,百折不挠、永不放弃、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精神就尤为重要了。

第三,中国传统文化所强调“重人伦”思想是与当代科技创新所倡导的“以人为本”的思想相适应的。特别是在当代,科技的广泛应用所引起的各种灾害日益引起人类的注意。环境污染,物种灭绝,全球变暖等等问题都反映了人与自然之间矛盾的激化,而在本质上,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其实是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传统文化所倡导“重人伦”的思想同样要求科技创新主体要正确地处理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因此,“重人伦”思想实际上是当代科技创新的应有之义。

第四,教育功能是作为文化的科技创新的基本功能之一。而中国传统文化一贯重视教化作用,这亦反映了传统文化“重人伦”的一面。科技创新的教育功能不仅仅在于它提供的科学知识或强大的工具,还在于科学方法与科学精神。而传统文化历来将伦理道德教育置于第一位。在某种程度上说,科技创新的目的就在于扩展人类的视野,提高人类认识能力,即开化人类。所以,中国传统文化一方面能够通过教化科技创新主体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另一方面也要求科技创新主体始终将开化、解放人类作为自己的目标。

二、 中国传统文化对科技创新的消极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一个复杂的体系,其中亦包含这阻碍科技创新的因素。虽然这些因素看似繁杂,但是仔细审视之下便会发现“政治本位”思想始终隐藏在这些因素的背后。中国传统文化对于科技创新的消极因素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通过分析我们将看到这些因素与“政治本位”思想的内在联系。

第一,中国传统文化的重官轻民和重文轻技的思想。传统文化中重官轻民的思想深入人心,根深蒂固。人们普遍认为“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而科技创新在在古代曾被认为是“奇技淫巧”。上述的重官轻民和重文轻技容易导致将科技创新置于一种从属的地位。从而或有人根本不屑于从事科技创新事业,或有人将科技创新事业作为“做官”的进身之阶,无论如何,上述思想对于科技创新而言是危害极大的。

第二,中国传统文化推崇“中庸之道”。“中庸之道”作为儒家的一条重要的伦理道德标准(亦即指导规范古代官员言行的金科玉律),对于处理人伦关系,调节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但是科技创新总是一种对原有传统的反思、批判的行为。科技创新内在地具有冒险,激进的特征。因此,传统文化中的“中庸之道”的思想是与科技创新的精神相背离的。

第三,中国传统文化存在着森严的等级制度。这亦是“政治本位”思想的延伸。中国传统上一贯强调“长幼有序,尊卑有别”的等级关系。在奉行森严的等级制度的环境里,科技创新主体日益滋生崇拜权威的思想,进而导致创新主体个人个性和创造性的泯灭。同时它还不利于科技创新人才的公平竞争与进取。

三、构建有利于我国科技创新的文化环境

首先,要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扬弃”。就“为何要扬弃中国传统文化”这一问题而言,从根本上说,是由于文化的历史性所决定的。首先文化总是变动不居的。虽然文化在某一特定的地域与历史时期,保持着宏观的稳定形态,但是从整个历史长河,以及微观层次上,都可以观察到文化总是处于流变之中。而科技创新又受到文化的根本性影响。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科技创新本身的历史性是由于文化的历史性所决定的。始终处于一定文化情境中的创新主体规定者科技创新事业。锁业科学认识与科技创新的复杂性与曲折性总是与文化紧密相关的。

中国传统文化中既包含能够促进科技创新的因素。譬如强调“以人为本”,注重经济价值与人文价值的统一等等。但同时亦包含着阻碍科技创新的因素,如政治本位,遵循守旧等方面。因此对于科技创新而言,扬弃中国传统文化是十分必要的。同时应科技创新之要求,实现对传统文化的扬弃也是文化实现自我否定、不断演进、辨证发展的体现。

其次,要构建合理的与文化相适应的科技创新机制。科学技术之所以成为一种社会的构建性力量,不仅仅在于它提供了一些“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性知识或能够让人类移山填海的工具,更重要的是它形成了一个严密的体系——既包括科技本身的系统化样式,还包括相应的科技创新机制。

科技创新机制包含两个基本维度,即组织和制度。从历史的角度考察,科学作为一种社会建制,发生在17世纪的英国和法国。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与自然主义两大思潮的影响下,17世纪英国成为了世界科技创新的中心。越来越多的人对科学技术发生兴趣。但是对科技感兴趣只是科技创新体制化的条件之一。而近代科技创新体制化的标志就是以格雷山姆学院为代表的新型大学的诞生以及英国皇家学会的建立。英国皇家学会的诞生,其真正意义就在于它是历史上第一个为官方认可的科技创新组织。这一方面表明科技创新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为社会所认可,另一方面,表明科技创新一个有共同目标并遵守一定规范的科学共同体的形成。在法国,科技创新的体制化进一步确立了,其标志便是法国科学院的建立。在19世纪,科技创新体制化在德国最终完成,其标志是1826年于吉森大学建立的现代化学实验室。从上述考察我们可以发现,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新型大学的出现、科学学会的建立以及实验室制度的建立是科技创新体制化的基本表现。随着科技创新的不断发展,科技创新组织也越来越丰富。

科技创新机制的制度维度指的是相应的科技政策与法规。这其中又包括课题申请机制,评议机制,奖励机制等等。各国通过科技政策与法规实现着对科技创新活动的宏观管理,引导,激励着本国的科技创新。

在19世纪中叶,德国的产品以低质、仿冒闻名。而自19世纪下半叶开始,德国的科学技术突发猛进。究其原因,我们不难发现,首先当时德国工业化进程不断加快和深入,一些有识之士倡导成立了国立研究所。因此帝国物理研究所(PTR),德国威廉皇室学会(KWG)等各类研究所应运而生。另一方面,在德国政府缺乏资金支持科技发展的情况下,一批银行家、科学家等则成立相应的基金会。而现在,遍及德国的各类基金会已经成为资助科技创新的重要资源。第三,现行的匿名评议制度,其雏形亦是在德国形成。近年来,德国通过产权制度、专利和知识产权等方面的一系列法规以保护科技创新主体的利益,激励科技创新活动。并且在科技奖励方面,德国洪堡基金会与联邦科研部联合设立的两项科研奖——沃尔夫冈-保尔奖和索菲亚-克瓦雷夫斯卡奖以高额的奖金吸引着国内外的科技创新主体来到德国,投身于科技创新事业。有次可见,科技创新机制对于科技创新而言具有根本性的意义。

再次,改革应试教育,倡导创新思维,提供有利于现代科技创新的良好教育基础。教育是科技创新的基础与前提。从创新主体的角度而言,一方面,学校特别是高等院校是科技创新的重要基地。1810年,威廉-洪堡等人倡导建立了柏林大学。柏林大学倡导教学自由,教育与研究相结合,且这一理念很快成为欧洲新型大学共同的理念。一定程度上说,真正意义上的大学教育就是从柏林大学开始的。可见大学的功能之一就是进行研究,生产知识。另一方面,从上面的例子同样可以看到,大学的另外一个基本功能就是教育。因此大学还是培养科技创新人才的基地。

在当代,应试教育已然不能适应科技创新的需要。基于知识的教育是与当代科技发展的大趋势相背离的。当代科技呈现出的一个基本态势就是学科的高度分化与高度融合。这一态势亦解释了当下知识爆炸的现象。在当代一个人既不可能也不必要对所有的知识都所有掌握。因此,倡导科技创新就必然要求对应试教育进行改革。

对应试教育的改革,首先在于改变教育观念,即从“应试教育”转向“素质教育”。这一转向实际上标识的是教育主客体关系的转向。在英文中,导师被称为“consultant”或“instructor”,前者还有“咨询师”之意,而后者则还有“指导者”之意。这表明,在西方高等教育中,教师不再以“教授者”的身份高高自上,而倾向于与学生进行平等的讨论。

教师与学生的这种身份转变,从根本上否定了传统意义上的教师的权威。它鼓励人们提出“异见”,挑战权威,而科技技术史的发展也表明许多科技创新就来自于这些“异见”,无论这些“异见”在最初提出之时有多么幼稚或离经叛道。由此可见,倡导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向实质上是倡导创新思维,倡导创新思维是改革应试教育的应有之义。

科技与传统文化论文(篇5)

一、近代西方科技的弊端

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产生于18世纪工业革命以后的西方,科技的进步使西方社会进入大工业时代,然而科技就像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向社会进行全面渗透,另一方面在帮助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同时产生异化,给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了潜在的威胁。科技在给西方创造巨大财富的同时也将西方社会引入了黑暗的沼泽。许多严重的问题深深地困扰着人类:道德沦丧、环境污染、资源危机。人类开始反思自己的行为,向东方世界寻求解决之道。中国传统文化追求的“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恰恰为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近代中国的科技发展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但李约瑟认为不应把传统的中国科学视为现代科学的一个失败的原型,他认为中国科学在世界新科学的过程中具有更崇高的地位:中国科学传统将为科学的未来发展开辟道路,现代自然科学的进步给人类带来的各种道德上的问题,都可以从中国文化所包含的伟大的传统道德精神中得到解答,将西方世界从它陷入的机械唯物论和唯科学主义的深渊中解救出来。

二、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对科技发展的推动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其传统文化价值观概括起来主要有整体和谐思想、有机论思想、兼容并蓄思想。

1. 整体和谐思想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包含许多相反相成的子系统的复杂体系,中国各派哲学家的价值学说分为儒墨法道四家,他们内部的不同学派都持有和谐思想的价值观,正是这种多元文化的合力,造就了中华民族文明崇尚和谐的特质。

在中国古代,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应是和谐关系的观点非常鲜明。中国古代在许多专门领域已有系统的论著,如《黄帝内经》、《天工开物》、《梦溪笔谈》等。如果说当代西方科学可以称为“精确科学”的话,那么中国古代科学可以称作“整体性科学”。整体和谐思想在我国古代医学中体现的尤为明显,如《黄帝内经》就吸取了儒家关于天地人相统一的“和谐”(即“天人合一”)思想。整体和谐思想和整体研究的成果,也推动了哲学、医学、天文学、数学、军事学、物理学、农学、建筑学和人文科学等的发展。如万里长城、无数雄伟壮丽的宫殿、巧夺天工的桥梁也是整体和谐思想的有力见证。

2. 有机论思想

有机论是一种把活的有机物当作整个自然的模式和比喻的哲学。它认为,有机物拥有物化分析所难以理解的性质,而这些性质是因这个整体的统一作用造成的。

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有机论生态自然观根据阴阳五行的宇宙一体化理论,认为自然界与人有相互联系,有同构性,这种生态价值观把人与自然看成是高度相关的统一整体,强调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整体性和有机性。每一个物种都占据着特定的生态位,都离不开与其它物种的联系和对环境的依赖。人类呵护自然的内在价值就是维护自己的生存权利,从而将人文法则逐步推广到非人类的自然——从动物到植物,到所有生命的存在,再到大地生态环境。有机论思想在中国古代科技发展史上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宋应星的《天工开物》等医学、农学、手工学著作很好的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对科技发展的有益导向。

3. 兼容并蓄思想

兼容并蓄就是把不同内容、不同性质的东西收下来,保存起来。自古以来,谦逊的中华民族就善于吸收前人和外来的优秀成果同本民族的传统文化相结合,创造了灿烂的华夏文明。

中国古代各个朝代都创造和丰富了中国文化,汉族的统治者利用通婚等手段使少数民族学习汉文化,少数民族统治者更是积极向汉族学习,促使自己“汉化”。中国还善于向外国学习,从西汉末年开始传入中国的印度佛教,经历魏晋南北朝时期,至唐朝时期形成鼎盛局面。然而,中国人对外来的佛教并不照搬照抄,而是加以消化吸收、加工改造,形成了中国自己的佛教。到了宋代,中国化的佛教的某些内容和思维方式被儒学吸收,并加以融合,形成了被称为新儒学(理学)的思想理论体系。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郑和下西洋、唐玄奘取经等等都体现了中华民族兼容并蓄的思想,这些活动在当时对科技的进步都起到了直接或间接的推动作用。

三、中国科技崛起的可能性

然而,往往很多中国人本身并未意识到这些,他们看到的只是近代中国科技的衰落和西方科技文明的崛起,探讨的只是“李约瑟难题”,却忽略了有这么一句话:“不过,正如人们在阳光明媚的法国所说的‘注意!一列火车也许会遮挡另一列火车!’”近代西方文明确实极大的改善了人类的生产与生活,但科技发展的负面影响也逐渐凸显,无论是西方科学自身的发展,还是在处理与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关系上,都遇到了很大的障碍,科学的发展、社会和经济的进步都呼唤一种新的科学、新的文明,而它们的核心思想与东方科学和文明的核心思想不谋而合,东方科学与文明将面临一个巨大的发展。

目前,经济社会全球化浪潮正在给东方文明的复兴提供一个巨大机遇,我们可以自信的预言在不久的将来,中华民族必然会实现伟大复兴,而东方文明的思想和方法将会被全世界所接受,中国会当仁不让的成为下一个科技崛起的中心。

参考文献

[1] 林坚、马建波,《论中国文化传统对科技发展的双重作用》,《自然辩证法研究》, 2006, (11).

科技与传统文化论文(篇6)

一、近代西方科技的弊端

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产生于18世纪工业革命以后的西方,科技的进步使西方社会进入大工业时代,然而科技就像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向社会进行全面渗透,另一方面在帮助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同时产生异化,给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了潜在的威胁。科技在给西方创造巨大财富的同时也将西方社会引入了黑暗的沼泽。许多严重的问题深深地困扰着人类:道德沦丧、环境污染、资源危机。人类开始反思自己的行为,向东方世界寻求解决之道。中国传统文化追求的“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恰恰为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近代中国的科技发展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但李约瑟认为不应把传统的中国科学视为现代科学的一个失败的原型,他认为中国科学在世界新科学的过程中具有更崇高的地位:中国科学传统将为科学的未来发展开辟道路,现代自然科学的进步给人类带来的各种道德上的问题,都可以从中国文化所包含的伟大的传统道德精神中得到解答,将西方世界从它陷入的机械唯物论和唯科学主义的深渊中解救出来。

二、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对科技发展的推动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其传统文化价值观概括起来主要有整体和谐思想、有机论思想、兼容并蓄思想。

1. 整体和谐思想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包含许多相反相成的子系统的复杂体系,中国各派哲学家的价值学说分为儒墨法道四家,他们内部的不同学派都持有和谐思想的价值观,正是这种多元文化的合力,造就了中华民族文明崇尚和谐的特质。

在中国古代,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应是和谐关系的观点非常鲜明。中国古代在许多专门领域已有系统的论著,如《黄帝内经》、《天工开物》、《梦溪笔谈》等。如果说当代西方科学可以称为“精确科学”的话,那么中国古代科学可以称作“整体性科学”。整体和谐思想在我国古代医学中体现的尤为明显,如《黄帝内经》就吸取了儒家关于天地人相统一的“和谐”(即“天人合一”)思想。整体和谐思想和整体研究的成果,也推动了哲学、医学、天文学、数学、军事学、物理学、农学、建筑学和人文科学等的发展。如万里长城、无数雄伟壮丽的宫殿、巧夺天工的桥梁也是整体和谐思想的有力见证。

2. 有机论思想

有机论是一种把活的有机物当作整个自然的模式和比喻的哲学。它认为,有机物拥有物化分析所难以理解的性质,而这些性质是因这个整体的统一作用造成的。

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有机论生态自然观根据阴阳五行的宇宙一体化理论,认为自然界与人有相互联系,有同构性,这种生态价值观把人与自然看成是高度相关的统一整体,强调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整体性和有机性。每一个物种都占据着特定的生态位,都离不开与其它物种的联系和对环境的依赖。人类呵护自然的内在价值就是维护自己的生存权利,从而将人文法则逐步推广到非人类的自然——从动物到植物,到所有生命的存在,再到大地生态环境。有机论思想在中国古代科技发展史上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宋应星的《天工开物》等医学、农学、手工学著作很好的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对科技发展的有益导向。

3. 兼容并蓄思想

兼容并蓄就是把不同内容、不同性质的东西收下来,保存起来。自古以来,谦逊的中华民族就善于吸收前人和外来的优秀成果同本民族的传统文化相结合,创造了灿烂的华夏文明。

中国古代各个朝代都创造和丰富了中国文化,汉族的统治者利用通婚等手段使少数民族学习汉文化,少数民族统治者更是积极向汉族学习,促使自己“汉化”。中国还善于向外国学习,从西汉末年开始传入中国的印度佛教,经历魏晋南北朝时期,至唐朝时期形成鼎盛局面。然而,中国人对外来的佛教并不照搬照抄,而是加以消化吸收、加工改造,形成了中国自己的佛教。到了宋代,中国化的佛教的某些内容和思维方式被儒学吸收,并加以融合,形成了被称为新儒学(理学)的思想理论体系。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郑和下西洋、唐玄奘取经等等都体现了中华民族兼容并蓄的思想,这些活动在当时对科技的进步都起到了直接或间接的推动作用。

三、中国科技崛起的可能性

然而,往往很多中国人本身并未意识到这些,他们看到的只是近代中国科技的衰落和西方科技文明的崛起,探讨的只是“李约瑟难题”,却忽略了有这么一句话:“不过,正如人们在阳光明媚的法国所说的‘注意!一列火车也许会遮挡另一列火车!’”近代西方文明确实极大的改善了人类的生产与生活,但科技发展的负面影响也逐渐凸显,无论是西方科学自身的发展,还是在处理与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关系上,都遇到了很大的障碍,科学的发展、社会和经济的进步都呼唤一种新的科学、新的文明,而它们的核心思想与东方科学和文明的核心思想不谋而合,东方科学与文明将面临一个巨大的发展。

目前,经济社会全球化浪潮正在给东方文明的复兴提供一个巨大机遇,我们可以自信的预言在不久的将来,中华民族必然会实现伟大复兴,而东方文明的思想和方法将会被全世界所接受,中国会当仁不让的成为下一个科技崛起的中心。

参考文献:

[1] 林坚、马建波,《论中国文化传统对科技发展的双重作用》,《自然辩证法研究》, 2006, (11).

科技与传统文化论文(篇7)

网络媒体成为报纸、杂志、广播、影视之后的第五大媒体。网络传播突破时间、空间的藩篱,其信息传播过程中不仅信息科技不断地创新,传播方式亦随工具的变化而逐步改变。国际电信联盟(ITU)的调查报告指出,在人类媒体产业发展的历史中,其产业使用人口超过5000万。从发展所需时间来看,电话是74年、收音机是38年、PC是16年、电视是13年,而因特网只用了4年,是人类媒体产业史上发展速度最为惊人的。从这快速增加的人口数与时间信息中,可以看出因特网对人类传播方式已造成极大影响。目前,对传播科技所引起变化的研究,大都以社会学为研究对象,如传播科技与(后)现代性、传播科技与社会(信息社会)、传播科技与政治参与、传播科技政策与社会、传播科技与市场、传播科技与文化、传播科技与自我、传播科技与性别等。有的学者从哲学角度探讨因特网与传播理论,还有的学者综合传播方面的讨论,将网络传播研究策略以分析层次、信息产制和消费而列为研究分类的重要指标。而从信息科技发展角度来探讨传播相关议题,目前研究文献较少,因此,本文探讨网络传播下新传播方式对传统传播的影响。

1典范的概念及其变迁

典范,可以分为广义和狭义两层面,广义指科学社群(ScienceCommunity)里的成员共同享有的信念、价值、世界观、宇宙观等全貌;狭义则是指科学工作者从事研究时,所采信的主要范例,如公式、公理公设等,都可以作为解谜的工具。在科学典范的革命过程,库恩提出所谓常态科学(NormalScience)和非常态科学(ExtraordinaryScience)概念,来阐释科学典范的转变过程。其认为任何一个科学社群在典范的导引之下,能建构出一个常态科学。而任何一个常态科学也无法解答每一个科学社群所关心的问题或谜题,此时就面临异常现象,当常态科学所无法解谜的异常现象愈多,意味着出现典范混沌的现象,即库恩所说非常态科学出现的时机。假如典范无法解的谜愈来愈多,则混沌现象将会恶化甚至产生危机,终至发生典范革命,这时新的典范将取代旧有的典范,否则此科学社群无法继续进步。根据库恩的说法,必须彻底抛弃旧有典范,否则无法解释旧典范所无法解答的谜。科学典范是如何转折或演变的呢?库恩提出科学的革命观,认为科学的进步并非如过去一般人所想象的渐进或累积,相反的,他认为科学革命才是科学发展不断向前推进的动力,而革命的历程,就是一个典范全然、取代旧典范的过程。瑞哲(Ritzer,1975)具体指出典范在科学研究中的指导作用,认为一个典范就是某一个科学领域对它所要研究的主题的核心所在,用来界定这个学科该研究什么?该问什么问题?该怎么问?该如何解释找到的答案?所以说典范是各学界中最具根本的、广泛的共识,它界定了各学界的理论、方法、研究工具和范例,甚至学术结构和学术信仰。

2大众传播理论与信息科技典范移转

认知的兴趣是决定典范谁属的重要基准。Burrel&Morgan(1979)则逐一整理诸多社会学理论和各个不同派别,提出社会本质和社会科学本质的架构,结构社会学派的四个类型是激进的人文主义、激进的结构主义(RadicalStructuralism)、解释性研究及功能主义等四个理论典范。Rosengren(1983)认为有关传播学界典范的争议问题,可从知识性的争议、政治上的争议、国际性的争议等三方面区分。而有关传播典范的争议,1985年全球传播年会(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Association)即以终结争论,以典范的对话为主题,邀知名传播学者从不同角度提出评论。大众传播理论典范的发展,迩来即有不同分类方法,有按各种理论出现早晚区分;有依拉斯威尔(Lasswell)所创见的传播模式中单元区分;有依美国学派或欧陆学派区分,但不论何种区分均无法掌握大众传播理论发展的轨迹;其建议以掌握主导传播研究的理论起源、传承、发展、及转折的整个脉络。故以典范作为思考架构,参酌大众传播理论的源起及重要转折,作为主要分界。Severin&Tankard则以主流的传播效果研究作为大众传播理论发展的分水岭,将传播效果分为媒介效果万能论、媒介效果有限论、中度效果模式、大效果模式。而对于大众传播理论典范移转和新科技发展间的关系,McLuhan曾提出四阶段论,将人类传播历史分为口头传播、手写传播、印刷传播与电子传播。McLaughin&Antonoff(1986)则将信息传播事业按照服务性和产品内容探讨传播科技的转变对整个传播生态的影响。述学者论点,传播理论的典范移转与信息科技典范发展息息相关,而新的信息科技正改变着传统传播方式。

3网络传播的产生及影响

3.1网络传播中新传播方式的产生

传播科技的快速发展,驱使研究者建构一个超越特定媒体或科技的传播理论。社会学家曾针对为何新媒介较历史上任何早期社会的传播过程都有效的问题进行探讨,并整理出新传播方式的四个因素:一是表达性;二是记录永久性;三是迅速性;四是分布性。新的大众媒介由于其在社会中广泛被接受与使用,使得这些媒介不仅影响社会互动也影响个人心理观念的形成。传播科技发展的结果之一是,人们不再认为电视是一个统一或磐石般的体系,传送着同质的讯息给受众。这种科技发展的结果对以往假定媒体具有单一效果或统一信息的传播理论有所冲击。McQuail(2000)认为信息与传播技术最根本的发展方向可能是数字化;透过数字化的过程,所有的文本能够缩减成二进制编码,并且可以采用同样生产、分配与储存的过程。这对媒介机构所造成的潜在影响最广泛,并为人们所注意的就是所有既存媒介在组织、分配、接收与管理形式上的整合。网路传播所探讨的主体,既着重非多媒体、非超链接的网络传播形式,如电子邮件、电子布告栏、新闻组、泥巴(Multi-UserDungeon,MUD)、电子会议、ICQ等,亦含多媒体传播与纯人机的传播,如搜寻数据、电子报、(非)同步远距教学、游戏等。若以Lasswell模式来比较传统传播理论与网络传播内涵的差异,可知网络社会中的网络传播,是以网络为中介和桥梁,网络成为未来传播的重心,而且不再有传统所谓传播者和接受者(或传播者与阅听人)的区别,所有沟通者都是网络用户。

3.2网络传播的特色与冲击

因特网提供的即时反应的双向功能,是网络媒体相对于传统媒体的优势之一。电子化媒介的功能在于,一是储存信息,二是加快信息传递速度。其对社会与人类的塑造为视、听系统的整合,全球村的形成,空间取向和时间取向的整合,重新部落化与个体创造性问题。

4网络传播对传媒媒介的冲击

因特网的特色在于无线传播信道、小区营造、电子商务,以及模糊信息提供者与消费者的高度互动特质。Poster(1998)则指出因特网与广播、电影、电视及印刷媒体的差异,其认为网际网络结合了广播、电影和电视,并且透过推播的技术来传达,使多对多的交谈成为可能,使文化事项同步接受、交流与再分配成为可能,使传播行为脱离国家的疆界,脱离现代性的领域化间关系,提供实时性的全球接触,将现代/晚现代的主体置入网络性的器械中。Postmes等(1998)将计算机描述成一种特别的非专一性(UniquelyUndedicated)的传播技术。Livingstone等(2011)亦提出:因特网所带来的新气象,可能结合了互动性以及那些对大众媒介来说属于创新性的特征:无限范围的内容、接触的阅听人幅度及全球性的传播本质。网络媒体具有不同于传统大众媒体的七大特性:互动性、个人性、立即性、全球性、多媒体、超链接与数据搜寻。谢清佳等(2000)从科技方面看,网络媒体的发展带来了两项前所未有的特性:可连接性、可达性。可连接性代着表它能够连接到任何想使用网络资源的人,在网络上分享信息或从事活动。可达性代表着它不受任何地域上的限制,可深入到世界各个角落,而不需花费昂贵的代价。从社会角度来看,因特网改变了人类传统的社会形态,其中以日常生活模式与商业行为模式最为显著。苏席仪(2000)从网络上商品信息中归纳了其科技特性:信息量、时间性、空间性、多媒体、互动性、个人化与隐私性。许嘉惠(2001)指出网络包含了4种重要特性:开放性的全球联机、高速通讯能力、多媒体的传输能力及丰富的网络资源。

5结语

Bell(1973)比较工业后社会(Post-industrialsocity)和工业前社会(Pre-industrialSocity)和工业社会的特质,就指出后工业社会的重心不再是原料或能量,而是信息;更重要的是,后工业社会的竞争不再是原料或能源,而是知识与创新。因此把因特网可能构建的虚拟现象抽离出来,对传播研究及传播理论的发展具有时代意义。新媒体正促进人类进入智能型社会。从本文分析可知,网络传播与传统传播的最大差异在于虚拟、互动、创意、快速的产生。随着科技进步,无线为未来的发展趋势,届时立即性的讯息获得、反应,个人化的服务将应运而生。人们无法预测网络传播是否完全取代传统传播方式,但可预测其必对传统传播产生重大影响。虽然网络传播类型众多,但因科技发展限制,利用因特网作为传播工具,在现阶段亦隐含传播瓶颈,其可利用网络特性而发挥到极至,亦会冲击传统传播产业。因特网特性使网络传播有别于传统传播,网络传播可发挥网络特性,对传统传播方式产生影响,导致其发生结构性改变。一是社会结构层面,从文献得知,人们因网络传播兴起而排挤其他传播工具的使用时间。随着应用程度的普及,原有实体的建构逐渐消失,人际沟通方式改变,新的族群形成,法律修订永远跟不上科技的改变,新的社会问题衍生。二是内容结构层面,网络内容多元化、回复快速容易,具高度实时性,提供个性化服务。从消费、商务、工作到学习,无时无刻的信息获得,衍生不同于实体的商品。而消费通路的变化,导致不同经营模式的产生。三是传播经营层面,因特网突破时空限制,具有连锁性放大作用,新业者不再受频道限制。四是技术层面,具多媒体、失真与干扰小、超链结、数据搜寻、处理能量大等优势。五是阅听人层面,阅听人不必于固定时间守着媒介,反而因数据库的设计,可享受非定时、可重复的信息接收。六是现有科技环境下利用因特网传播隐含传播瓶颈:首先,网络技术成熟问题:在固网、带宽问题解决之前,需要考虑到网络宽带及传输的顺畅问题,在制作网络广播节目时,将声音加以压缩,会造成音质失真,形成经营瓶颈。其次,传输中断问题:网络广播的有线或无线接收,均依附于因特网,受到频宽的限制,网络上人数增加,网络拥堵问题立即出现。第三,收听习惯问题:一般的上网族已经习惯上网进行纯图文的阅读,网友是否能改变上网习惯,接受网络广播,还需时间上的等待。第四,网络盈利问题:网站何其多,虽然进入门坎低,然在众多网站中,如何让网友认知网络世界中所存在的网站,进而由人潮引进钱潮,是任一网站要努力之处。第五,知识产权问题:网络上立法尚未完备,对于音乐、图文、影片等在网络上进行广播,将出现知识产权问题。

科技与传统文化论文(篇8)

文化生产力概念是中国领导层和理论界根据中国社会实践进行创新而形成的理论成果,是文化自信和理论自信的体现。美国学者约瑟夫・奈用巧实力概念对他自己提出的软实力理论加以修正,而文化生产力理论则是对软硬结合的综合实力作出的科学概括。概念是话语权,概念后面紧跟的往往就是战略部署。为推动我国现阶段文化生产力的发展,我们要深化对文化生产力理论的研究,进一步明确文化发展在国家发展中的战略地位,把握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的互动关系,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坚实的文化基础。

从四个方面彰显文化生产力的作用。在物质符号方面,强调文化建设与历史传承的关系,对可传承、可物化的文化形态进行梳理,以求流传;在精神价值方面,进一步提炼民族精神、塑造国家形象,增强文化认同感与向心力;在行为规范方面,针对一些人文明素质缺失和道德水准下降的问题,从法律、行政和道德等不同层面进行引导;在制度设计方面,着眼于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探索有效、可行的文化制度设计。

科技与传统文化论文(篇9)

办刊理念是期刊工作者在实践中通过理性思考所形成的思想和观念,它决定着实践活动的质量和效果。先进的办刊理念是对期刊出版发展规律的正确认识和反映,对办好期刊、提高期刊影响力具有总体性和根本性的指导作用。理念创新处于一切创新的顶层,办刊理念创新就是对整个办刊工作的顶层设计。“互联网+”时代传统媒体发展遭遇“寒冬”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学术期刊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冲击。对科技期刊来说,尽管在可预见的未来传统纸质期刊不可能完全消失,但随着新媒体技术的进步,纸质期刊发行量将会大幅度减少。媒体融合将是期刊发展的大势,期刊工作者的重心将不再只是传统的三审、编辑、校对,传播特别是新技术传播将成为期刊工作者的一个新的工作重心。关注、学习和应用新媒体技术传播产品是科技期刊工作者必须做的日常工作之一,也应当成为现代办刊理念的有机组成部分。当然,创新不是完全推倒重来,办刊理念创新既要尊重期刊实际,也要认清期刊发展大势。对高校科技期刊(学报)来说,既要有坚守学术定位的阵地意识,又要有“互联网+”时代的创新理念,认清大势,抓住机遇,才能做到因势而谋,在传统学术期刊和新兴媒体的融合中找准新时期办刊工作的切入点和着力点,找准新的定位,形成新的办刊理念。在先进办刊理念的指导下,高校期刊编辑部才能在办刊实践中掌握工作的主动权,在媒体融合中更好地抓住关键,应势而动,顺势而为,把数字化、工具化、网络化等新媒体技术融入今后的编辑出版工作全流程,使高校科技期刊(学报)更好地服务于高校的教学科研活动,不断提高高校科技期刊(学报)的影响力,为向国内外展示我国高校先进科研成果、促进学术交流和科技进步做出更大的贡献。

二、学术价值决定传播力,内容仍是根本

期刊影响力受制于传播力。对包括高校科技期刊(学报)在内的学术期刊而言,主要读者对象局限于相关学科的专家学者及研究生,有着小众性特征。尽管所刊载论文的影响力与期刊影响力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但从根本上讲,前者是因,后者是果,论文影响力决定期刊影响力。学术价值越高的论文越能得到相关学科专家及研究生的认可,即刊载论文的学术价值决定期刊传播力。刊载论文的传播力大,对应期刊的影响力才会大。因此,刊载论文的整体学术质量,即内容的生产仍是最基础、最根本的工作。

1.稿源拓展,着眼学术热点目前,我国科技期刊数量已近6000种,其中高校科技期刊(学报)有1000多种,完全称得上是科技期刊的量产大国。但若以学术质量和学界认可度评判,中国科技期刊特别是高校学报的国内外影响力则不容乐观。狠抓稿源建设,多渠道组约优质稿件依然是提高期刊学术质量的根本途径[3]。高校科技期刊(学报)可利用网络优势和文献资源大数据库,使用科学的文献检索和分析方法去发现学科热词,动态定位学术研究热点及相关研究机构和研究人员,以此作为潜在目标作者群,着眼学术热点,定向约稿,持续拓展优质稿源并迅速处理刊发,抢到学术热点并及时传播,自然有益于提高论文质量和期刊影响力。此外,积极参与相关学科的重要学术会议,关注国家立项的各类基金项目等也是定位学术热点的有效途径[4]。在科技创新的大背景下,建设一批与我国科研能力大幅提高相匹配的科技期刊已日益成为我国科研管理部门领导、科研工作者、期刊出版领域等专家学者的共识[5]。2015年底,国务院正式印发了推动高等教育“双一流”建设的方案,为高校科技期刊(学报)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高校科技期刊(学报)要依托高校的传统优势学科和高校“双一流”建设的具体导向和任务,着眼学术热点,组约优质稿源,构筑内容特色,提升特色栏目学术品质,通过优质内容吸引和集聚国内外读者群,培育潜在作者群,实现科技期刊的良性可持续发展。

2.提高编辑加工质量科技论文的学术影响力本质上取决于选题的创新及研究成果的层次和水平,但很多编辑在处理稿件时发现,有些作者的研究选题非常新,也处于学科研究前沿,却由于水平有限,未能很好地将研究成果呈现给读者。因此,科技期刊编辑通过编辑加工工作来提高论文的撰写水平和表达层次是编辑工作的应有之义,也是提高科技期刊影响力的一个途径。需要强调的是,在网络大数据普及的环境下,论文能够在海量信息中被读者检索到,并能依靠内容质量“粘”住读者,无疑将极大提高论文直接被引的可能性。从检索角度来说,关键词是论文的首要检索标志,它在提高论文的被检索和引用概率方面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关键词选用不当,他引自然不会高,同样也很难被第三方文摘库收录。因此,关键词的选用不宜片面追求新颖,应选用规范化的并收入正式主题词表中的叙词及其上位词、下位词或替代词,在此基础上可结合文章主题选用必要的或能彰显新颖性的自由词作为关键词,但总数应控制在3—8个。此外,提高科技期刊标准化水平也是提高编辑加工质量的重要环节。如计量单位的标准化、专业术语的规范化、英文摘要的国际化等,这些都会直接影响论文被国际同行检索或被国际主流数据库收录的可能性,也关乎我国科技期刊的国际化水平。

三、媒体融合中要有所作为

1.主动参与,注重大读者思维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推动传统媒体加速步入以“数与网”为典型特征的互联网时代。作为传统媒体重要组成部分的学术期刊,在出版发行模式、传播渠道、读者范围以及内部运行机制等方面,都面临媒体融合大势的冲击和影响,机遇与挑战并存。面对新的形势,高校科技期刊工作者必须克服观望心理,不断转变传统办刊理念,积极适应国内外办刊环境变化,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参与,不断开创媒体融合发展的办刊新局面。媒体融合的最终目的是要创造用户价值,为用户提供个性化、垂直化服务。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发展,读者接受信息的渠道和数量变得更加丰富和多元,潜在读者范围将会更加广泛,这对提高期刊影响力来说显然是个很好的机会。由于现实原因,我国不少高校科技期刊虽号称面向国内外,但很大程度上是为教师评职称或研究生获取学位服务的,读者范围更是局限于以作者本人为主体的少数人。新媒体时代,高校科技期刊(学报)要有大读者思维,要通过思维互换来夯实读者基础,想读者之所想;利用各种网络资源和现实途径分析所有潜在读者的信息获取习惯和喜好,在确保内容品质的基础上,传播力求简单,服务注重精准定位和方便互动,让读者参与期刊媒体的生产流程,让更多的读者成为高校期刊的“粉丝”。

2.树立技术先导理念,融合发展新媒体时代,技术已成为现代科技期刊融合的有力支撑,科技期刊的融合发展要树立技术先导理念。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是当今最具代表性的,也是期刊融合发展所要依赖的新技术。树立技术先导理念,就是要结合高校科技期刊(学报)实际,勇于学习新技术,不断开发期刊出版传播的软件和技术,引领和驱动传统科技期刊和新媒体的融合发展。要在获取优质内容和条件的基础上,争取更多的软硬件投入,搭建采编、出版发行网络平台,架构多媒体传播渠道,实现高校科技期刊和各种媒介资源、技术要素的有效整合,逐渐形成一体化的组织架构和人性化的传播体系。拥有相对稳定的网络平台和高质量的技术架构为科技期刊的弹性发展提供支持,将是高校科技期刊(学报)在媒体融合大潮中得以持久健康发展的关键。在数字化产品开发方面,力求兼顾专业读者和大众读者的阅读习惯和喜好,同时有利于第三方检索。一方面,专业读者既是读者又是潜在作者,他们首先关注的是期刊的科技含量和文章的学术价值,吸引专业读者,也是培养潜在作者,是保持科技期刊生命力的源泉,是期刊之本。另一方面,方便快捷获取阅读内容是专业读者和大众读者对科技期刊的共同期待,数字化产品既要让专业读者及时获取和感受到其传播内容的科学性和新颖性,又要让包括专业读者和大众读者在内的读者及时感受到其便捷性。此外,高校科技期刊在自身人力、财力、技术力量有限的情况下,可以选择与知网、超星集团等高端数字化平台合作的方式来提高期刊的影响力。如超星集团开发推出的基于流媒体技术的移动客户端,得到越来越多期刊的认可和使用,特别是在高校师生中颇受欢迎,可谓媒体融合中技术开发的成功案例。高校科技期刊(学报)应用好新媒体工具,积极探索开发适合作者、编者、读者全流程互动参与的出版传播形式,找到真正符合高校科技期刊数字化转型的道路,更好地与新媒体融合,不断增强期刊的品牌建设力和传播能力,不断应用新技术拓展期刊的影响力。

3.优化编辑出版流程目前,国际主流科技期刊大都建立了较为完备的立体化网络平台,以荷兰爱思唯尔(Elsevier)出版集团和德国施普林格(Springer-verlag)科技出版集团为代表的出版巨头仍在持续投入巨资建设先进的数字平台,出版流程和管理模式也正朝着与期刊数字化、网络化相适应的方向逐步完善,媒体融合程度日益加深。而国内科技期刊仍然停留在“观望者众、行动者寡”的阶段,甚至有些人仍认为“把论文电子版挂在网上就是数字化”了,媒体融合意识欠缺,改革积极性不够,期刊数字化水平明显滞后。媒体融合发展不仅是大众传媒领域,也是涉及学术期刊领域的一场重大而深刻的变革,但目前国内还缺乏有关数字出版等网络信息产品的管理或指导规范,科技期刊基本上还在沿用传统的编辑出版流程和管理模式。要想在数字化大潮中持续绽放生机和活力,高校科技期刊(学报)必须行动起来,优化、升级采编流程和出版流程,积极推动学报编辑部改革创新,敢于以壮士断腕的勇气再造适应期刊融合发展的编辑出版体系。在经费使用上,改变以往大量资金单纯投入具体编辑业务的片面做法,大幅度向技术投入倾斜,增强开展数字化出版业务的自主研发能力。在流程分工上,不仅要打破编辑部内部不同角色、不同板块之间的分工模式,还要主动出击,打破科技期刊(学报)编辑部与现代媒体行业的业务边界,让传统科技期刊与现代媒体产业充分融合,以积极的心态解决媒体融合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不断创新传统编辑部工作机制,构建适合高校科技期刊(学报)的现代出版传播体系。

科技与传统文化论文(篇10)

太极拳中的普及套路和竞赛套路是在传统太极拳的基础上,为了向大众普及以及为了在比赛中便于规范评比而创编的,近年来,随着全民健身运动的蓬勃开展和竞技武术的长足发展,普及套路和竞赛套路发展迅速,与之相比,传统太极拳的发展却明显缓慢。传统太极拳比竞赛套路和普及套路具有更深刻文化内涵和高深的技击技术,重视传统太极拳的发展才是太极拳发展的根本。本文通过对传统太极拳的文化内涵和传承现状进行分析,得出传统太极拳的继承和发展需要高素质的传承者,并提出塑造高素质传承队伍的途径和方法。

1传统太极拳的文化内涵

传统太极拳植根于民族传统文化,所以传统太极拳的继承和发展永远也离不开传统文化。传统太极拳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滋养和哺育下逐渐成长起来的,它不仅有精湛的技艺,而且还蕴涵着中国古典哲学、养生学、中医学及兵法学的精华,可以说,太极拳绝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肢体的运动,它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内涵,有些人称之为“太极文化”。

既然传统太极拳植根于传统文化,那么在传统太极拳的继承和发展中,我们就不能脱离开太极拳的文化内涵,仅仅把眼光停留在技术的表层现象上,而是应该在抓好传统太极拳动作技术推广的同时,深入挖掘太极拳的文化内涵,扎扎实实做好理论探讨和科学研究工作,要把太极拳的文化内涵诸如有关传统太极拳的哲学基础、美学思想、生理机制、人体生物力学等做出科学的阐释,使太极拳形成一整套的科学理论。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一个民族要想达到科学的巅顶,必须有理论思维”,太极拳也是一门涉及众多学科领域的科学,要想让我们这块民族文化的瑰宝发出璀璨的光芒,就需要我们传统太极拳的传承者不能只囿于技术的小圈子,而应该放眼全人类的文化成果,用现代科学原理和知识去探究、补充和完善太极拳理论。我们应该把传统文化中的古典哲学、美学、中医学等理论同现代科学中的运动生理学、运动心理学、运动生物力学、运动训练学等学科以及比较先进的计算机技术等与之相关的深层文化形态相结合,构建科学完善的太极拳理论研究体系,用以指导太极拳的发展。正如前国际武术联合会主席徐才所倡导的,应该把武术“从武术活动向武术意识上升”,从“小武术”向“大武术”发展。

2当今太极拳传承现状

传统太极拳基本上还在延续师傅带徒弟的老传统,体育院校的太极拳基本上只注重竞赛套路及普及套路的教学,而对传统太极拳的拳理及技术深入研究不够。竞赛套路和普及套路是为了规范太极拳的演练,为了在太极拳的比赛中规范评比而创编的,但它们还是要以传统太极拳为根基的,传统太极拳才是普及套路及竞赛套路的根。在专门的体育院校,只注重竞赛套路和普及套路,实际上是一种本末倒置的现象,传统太极拳的传承与体育院校的太极拳教学分离的现象,对太极拳的传承与发展非常不利。

3太极拳的发展需要传承者具有较高的综合素质

在传统太极拳的继承和发展中,作为传承者的人的因素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传承者的知识结构和技术水平直接决定着传统太极拳的继承状况和发展趋势。然而,当今,传统太极拳传承者的现状却令人堪忧,正如形意拳名家布秉全先生在《传统与现代》一文中所写的那样:“我们以历史的眼光看,当今在武坛上最活跃的中青年力量,所缺乏的东西,或是最薄弱的环节,就是没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没有过硬的传统实践功夫。”脱离开传统文化的沃土,再丢弃了实战技击这个宝贵的灵魂,照此发展下去,太极拳这块中华民族的瑰宝终将被异化,甚至被湮灭在历史的长河中。这是我们所不愿看到的。

重视和提高传承者的综合素质对继承和发展传统太极拳来说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传承者素质的提高可以减少当前传统太极拳挖掘整理过程中的一些缺憾,有利于更广泛更深入地传播和推广太极拳。

翻开太极拳的发展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历代对太极拳的发展和传播作出过杰出贡献的名家高手,莫不是技艺高超且学识广博者。《太极拳论》的作者王宗岳不仅精于拳法、剑法、枪法,而且是一位熟读经书的儒生,他所著的《太极拳论》说理透彻且文采飞扬,因而广为流传,被后世奉为太极拳理论的经典之作■。陈氏太极拳的创始人陈王廷,《陈氏家谱》中记载他是“明末武庠生,清初文庠生”,具备多方面的知识才使得他能够“依据祖传之拳术,博采众家之精华,结合太极阴阳之理,参考中医经络学说以及导引、吐纳之术”创造出寓健身与技击于一体的太极拳。陈氏十六世陈鑫,自幼随父习武,深谙太极武功之精奥,后遵父命从文,获岁贡生,文武兼备有成,晚年,他感到陈氏拳术历代均以口传为主,文字著作较少,为阐发祖传太极拳学说,遂发奋著书立说,以自身实践为基础,并结合中国古典哲学及中医经络学理论,以易理解释拳理,历经十二载著成太极拳史上最具影响力的著作《陈氏太极图说》四卷,被奉为陈氏太极拳理论的奠基人,对陈氏太极拳的发展传承起到深远的影响。武式太极拳的创始人武禹襄也是既精拳法,又能精研拳理,著有《太极拳解》、《太极拳论》、《十三势行功要解》、《四字秘诀》等经典文章。历代名家文武兼备、理法俱精、勇于创新的例子不胜枚举。

清代初期著名的学者、教育家颜元曾说过“文武缺一岂道乎”,这句话很有道理,文化知识水平低的人习武,只能从师傅的口传身授下学得一些功夫,而难以有能力领会拳理中高深的内涵,最多只能将前辈的武功依葫芦画瓢原封不动地继承下来,很难超越前人而有所发展。只有具备较深厚的文化底蕴,知识广博的习武者,才能在习武的过程中精研拳理,用拳理来指导自己的实践,并且他们能够将太极拳与自己所掌握的其他学科的知识相结合,进行融会贯通,并将它们运用到太极拳中,或以其指导太极拳的理论研究,这样才能使太极拳在我们这些后辈传承者手中超越前人,有所创新和发展。因此,塑造一支高素质太极拳传承队伍是当务之急。

4塑造一支传统太极拳高素质传承队伍的途径

4.1提高现有传统太极拳传承者的科学文化素质

传统太极拳的传承者大部分在民间,这部分人技术相当全面,并且在实战方面具备相当高的水平,在太极拳的技击作用渐渐被遗忘,甚至被认为不过是“长拳慢练”,被日益“操”化的今天,这部分人应该成为对传统太极拳进行挖掘整理的重点保护对象,太极拳之所以是“拳”,而不是“操”或是其它的健身术,就在于它不仅能健身,而且它还具有强大的技击功能,如果“太极拳”要继续以一个“拳”种的名分流传下去,而不至于流于一般的健身术,就应该健身与技击并重,健身为本,技击为魂,不应该一味强调健身而丢掉它的技击功能。因此,对太极拳民间高手应予以足够的重视,并充分发挥其作用。

但传统太极拳传承者不能只满足于仅仅能够掌握传统太极拳的技术技法,应该做到知其然且知其所以然,既要掌握拳理,还要了解与之相关的知识,要对自己所掌握的技术有更深层次的认识。从当前传统太极拳的传承者来看,有相当一部分人太极拳的技战术已具有相当高的水平,但在向学生讲解时却词不达意,无法从理论上解释清楚。太极拳是取法于道家养生思想,并结合中医经络学说和导引吐纳术所创编的拳术,在历代的口传身授过程中基本上还是以古拳论中的字句来阐发的,但在向大众尤其在向国外的太极拳爱好者传播的时候,就需要教练者能够以通俗易懂的语言,用现代生理学及医学的原理来解释太极拳的理论,这就需要太极拳的传承者不能仅仅会背诵几句古拳论,更重要的是要把练拳过程中涉及到的中国古典哲学、中国传统医学的相关知识同现代科学理论结合起来,要学会用大众易于理解和接受的现代生理学和医学的观点来解释古典拳论。传统太极拳的教练者一部分是业余进行教拳,还有一部分是以教拳为生,建议有关部门要对太极拳教练定期进行培训和考核,以促使他们注重加强自身素质的培养。

4.2定期对高校武术专业教师进行传统太极拳培训

高校武术专业的教师在太极拳的普及和推广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不仅要“授人以鱼”,更要“授人以渔”。据调查,有大学学历的体育人口中50%以上的人群体育生活方式的选择基本上都是取决于他们在大学期间所掌握的体育健身方法,而高校武术专业教师对技术的掌握水平和教学水平则直接影响着授课对象对本项目的兴趣,所以,提高高校武术专业教师对传统太极拳的掌握水平,可以收到“纲举目张”的效果,可以间接影响和提高更多武术爱好者的练习兴趣和技术水平,更好地发挥高校体育教师在太极拳的传承和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因此,建议有关部门,要定期对高校武术专业教师进行传统太极拳培训,并利用多渠道为高校武术教师提供互相交流,切磋技艺的机会,以提高其综合素质。

4.3在武术专业研究生的教学中应重视传统太极拳的位置

武术专业的研究生是未来武术科学学科建设的中坚力量,这部分人在身体素质和专业知识方面占有双重的优势。他们一般都是从小习武,在身体的力量、速度、耐力、柔韧及灵敏性等素质方面都具有较高的水平,由于长期从事武术运动,在对动作的记忆及理解上都比一般的练习者要到位,并且通过体育专业的基础理论的学习,已经系统地掌握了运动解剖学、运动生理学、运动心理学、运动训练学、运动生物力学等学科的理论知识,他们能自觉地用相关的知识指导自己的实践,这样在练习中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他们还掌握了进行科学研究所需要的方法,在练习的过程中能及时地发现问题,并运用自己的知识储备寻求答案,并且,通过在体育学院其它学科的学习,能够把太极拳与其它的知识或技能联系起来,进行融会贯通,取长补短,对其它学科或技术的掌握也可以为太极拳的发展提供借鉴。武术专业的研究生所要从事的就是武术的教(下转第25页)(上接第7页)学和科研活动,他们对太极拳理解和掌握的程度对太极拳的发展和推广具有深远的影响,所以,应重视传统太极拳在武术专业研究生教学中的位置。

4.4加大传统太极拳在高级知识分子中的宣传力度

大学生是未来社会的高级知识分子,他们具备深厚的文化底蕴,更能比较深刻地理解素有“哲拳”之称的太极拳所包含的文化内涵,并且,这部分人自身已具备较高的文化修养,他们不仅在对传统太极拳的理解领会和接受能力上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还能够把他们所掌握的其它学科的知识运用到传统太极拳中来,不断地为传统太极拳注入新的活力,从而加快太极拳发展的步伐。因此,应努力在高校里推广和普及传统太极拳,太极拳运动经过先辈们的不断创新、提炼与发展,逐渐形成了一种融哲理、医理、拳理于一体的传统武术拳种,太极拳博大精深的理论和技术体系,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在体育文化领域中独特的创造力和卓越的成就,只有在当代大学生中得到推广,才能使太极拳所包含的民族文化得到发扬光大。正如徐才同志指出的:“发展、推广武术仅仅有一个单纯的习练拳法,健身防身的小武术观是不够的,还必须有一个大武术观,从武术内层和深层认识武术的哲理、伦理、拳理和医理。”推广太极拳同样必须有“大武术观”思想。因此,应该努力吸收一大批有学识的人来习练传统太极拳。

参考文献

〔1〕唐豪,顾留馨.太极拳研究〔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4,9.

〔2〕 陈正雷.陈氏太极拳术〔M〕.太原: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3.

〔3〕陈鑫.陈氏太极拳图说〔M〕.上海:上海书店,

1986,1.

〔4〕 (清)王宗岳等.太极拳谱〔M〕.第2版.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5,7.

科技与传统文化论文(篇11)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16-0203-03

中国传统文化有无科学精神,是学术界长期争论的重大问题之一。科学和科学精神是永远结合在一起的。所谓科学精神,大体来说,就是指人类客观地认识和改造世界的精神,而所谓客观地认识和改造世界,就是将认识事物和改造世界的正确性判断建立在实证的基础之上。因此科学精神,归根结底表现为一种追求实证的精神。在科学精神中有四个方面至关重要,第一,实事求是,不盲从的科学态度。第二,重实践、观察的科学方法。第三,整体思维和理性思维。第四,创新精神和批判精神。

不少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缺乏近现代科学的性质。其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强大的道德传统的约束。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道德要求是其基本的精神。科学和科学精神也必须依附于道德的存在而存在。在中国文化背景中,道德规范成为了最主要的压制科学精神的因素,在强大的伦理道德约束和她维护的信仰禁锢下的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在这三个方面几乎都无法体现出任何科学精神。在政教合一、道德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中,科学精神只能是极小部分社会成员,以一种秘密的形式,在小范围内艰难地传承和发展。杨振宁曾指出,儒家思想的保守性是中国三个世纪中抗拒吸收西方科学思想的最大原因。

中国是世界上最重视人伦道德的文明古国。中国传统文化,不论儒学、道学还是佛学都可以称得上是一种道德为主的文化,具有强大的道德传统。现代著名学者蔡元培在其所著的《中国伦理学史》一书中指出:“在中国唐虞三代间,实践之道德,渐归于理想。虽未成学理之体制,而后世种种学说,滥觞于是矣。”这说明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道德是有着悠久的渊源的。中国传统文化以注重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关系而彪炳于世,是一种泛道德文化。中国的泛道德文化首先从夏、商、周起源,春秋百家争鸣时期也依然以道德辩论为主,秦汉时期确立了儒家的道德思想为大一统的统一思想,随后,魏晋南北朝,一直到隋唐,延至宋,儒、佛、道三家的糅合产生了理学,后来一直到近代社会,理学就一直占主导地位,而理学更是人伦道德的秩序学说。不管是封建社会的上升时期的逐步加强,还是明末清的衰落都没有改变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在强大的泛道德文化传统下,强调道德对政治、国家以及个人的重要性,自然导致了科学精神和科学文化弱,且依附于道德。这种泛道德文化必然导致了科学文化精神弱。

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科学精神虽弱,但却是有的

中国作为世界文明的发源地之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成为维系中国社会数千年发展的重要因素,其蕴涵的科学性和科学精神也是毋庸置疑的。英国学者李约瑟研究中国科技史,他发现,中国古代科学不是不发达,而是很发达,从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15世纪,在许多领域,远领先于西方。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儒学、道学、佛学以及其他诸如墨家等学说和思想都或多或少的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科学精神。我们下面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科学精神进行考察。

1.儒家思想中的科学精神。目前学术界一般认为,儒家注重社会、人伦道德的研究,而疏于自然问题的探索。这种观点也是导致中国传统文化缺少科学精神观点的主要证据,因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家文化为主线一脉相承下来的。但是我们纵观儒学大家的论述和《论语》,我们就会发现占正统地位的儒家思想中其实蕴涵着不少的科学精神:从实际出发,求真务实;反对盲从,坚持真理;敢于质疑,勇于创新等。

2.墨学思想中的科学精神。墨家学派正是对自然万物充满了惊异,开创了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传统,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具有科学精神的代表。墨子和墨家学派不仅给后人们留下了大量书面的自然科学知识和系统的科学方法,还在其中孕育了丰富的科学精神,如理性精神、客观精神、实践精神、批判精神、创新精神、求实精神等。

3.道家思想中的科学精神。以前很多人以老子提出的“绝圣弃智”、“绝巧弃利”、“绝仁去义”,“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以及后来庄子经过进一步发挥,视智慧为凶器、以巧利为乱源、视知识为孽根、以愚昏为玄德的思想来批评道家是第一个反科学、反理性的学派。但是我们翻开《道德经》就会发现,里面却充满了对自然众生的重视,对自然法则的遵循。道家的科学精神其实就蕴涵在了这种对自然界关注之中。道家中蕴涵着辩证法,探求自然,遵循自然法则的思想,批判精神、质疑精神、求真务实等科学精神。

从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发现,无论是注重社会、人伦道德的儒家,重视光学、力学、数学、科技等方面的创新墨家,还是有很强的批判、质疑精神的道家,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百花园中都表现出了实事求是、求真务实、质疑创新的科学精神。也正是由于这些熠熠生辉的古代思想,给了我们一个不用质疑的事实:中国传统文化中不仅有先进的科学技术,同时也有着丰富的科学精神。

二、中国传统文化科学精神弱的原因

事实上近代的科学革命并未在中国发生,中国古展起来的关于自然和技术的各种学说并没有进化成严格意义上的科学,从西方文艺复兴以后,中国在世界科技领域的领先地位就逐步丧失,最终成为彻底落后的国家。那么,为何中国古代社会具有巨大的科技成就,而却没有发展出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呢?其主要原因探讨如下:

1.强大的泛道德传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深层次的科学方法、科学精神的产生。众所周知,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泛道德文化,泛道德文化是一种以道德价值为主的社会文化,它内在的核心是不以科学为标准的。在人与人,社会事物的相处中是以人伦道德为主的,科学真实事情往往排在道德后面。在争论过程中,三纲五常远远大于客观事实真相。笔者认为,中国泛道德的传统文化主要表现形式有:“天人合一”的传统思维文化;家国文化、官本位文化的广泛影响;明伦重情的传统道德文化;科举制度与学而优则仕的社会价值取向等等,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深层次的科学方法论的产生。这样的一种泛道德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是压抑深层次的科学方法与科学精神的。

2.与西方传统的泛科学文化对比,中国传统文化中逻辑理性缺乏,容易造成科学方法论的缺失。西方社会是一种泛科学的社会文化,泛科学文化是一种与泛道德文化截然不同的另一种文化。笔者认为,西方传统的泛科学文化主要表现形式为,天人分离的思维文化;个体本位的道德传统,法约至上的准则文化。泛科学的文化容易产生科学方法论而且也确实产生了科学方法论,西方古希腊文化中有科学精神的内核,虽然中世纪是黑暗的神学天下,但神学发展形式却是逻辑理性,具有科学的内在,后来文艺复兴之后,古希腊的科学精神就伴随着人性解放的大旗而一路发展,演变成泛科学的社会文化。

3.由泛科学文化与泛道德文化的递进推演,东西方的思维方式不同也影响到了科学方法论的产生。西方传统哲学思维方式的主要特征归结起来,就是在主、客分离的基础上去追求客观知识、客观真理;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强调斗争性,斗争是绝对的,和谐是相对的;强调过程中的理性分析与逻辑推演是西方思维方式中之最。西方传统的哲学思维方法,是“天人分离”的宇宙观产生的直接原因。很显然,西方传统的思维方式,大大促进了人类认识自然、征服自然能力的提高,从而促使西方实证科学,即分门别类的精密自然科学的迅速发展。由此,在教育中培养和激发学生尊重科学、热爱科学、献身科学的精神,已成为西方的教育传统。而且与此相联,在与自然抗争中的勇于克服困难的刚毅顽强的意志力、拼搏精神、开拓进取的个性品质,也成为西方道德教育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这种西方传统哲学思维方式所导致的严重问题是知识与道德之间产生了不可逾越的鸿沟,理性和感情之间出现了无法弥补的裂痕。人们往往只注意到人类征服自然的威力,片面夸大了科学技术的作用,把人看做是站在自然之外的,忽略了征服自然可能引起来自然的报复。最近几十年来,世界生态环境的恶化和西方发生的精神危机已经引起了人们深深的反思。人们意识到,高科技应当与高感情相平衡,知识和道德应当统一起来。

而中国传统思维特征则是辩证思维;在辩证思维中在一分为二的方式中更强调对立面的和谐统一,渗透与转化,最后,建立在以经验为基础的对事物进行整体性把握的直觉与体悟是东方思维方式之最,而严重缺乏逻辑理性与分析,这种方法的缺失就导致在古代没有能在中国产生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因为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必须建立在严格意义上的科学方法论基础上。

科学方法论是产生严格意义科学的必要前提。科学方法论实际上主要包含了科学实验、逻辑、数学(尤其是能表现认识对象量的关系的代数学)等几个因素,是这几个因素相互配合、相互作用而成的综合性的科学地认识客观世界的方法。这就使中国人缺乏有关自然奥秘和自然规律的知识,特别是缺乏对分门别类的精确自然科学知识探究的基础和方法,乃至这种探究和追求的精神。中国传统道德教育缺乏科学精神的培养和科学思维方法的训练,与此是有很大关系的。

总之,作为科学方法论形成的各种必要因素,都在中国古代有高水平的发展,而由于种种因素没有被进一步深化发展和继承,也没有被有意识地综合成为科学方法论。但是,综上所述,虽然中国没有发展出科学方法论,但是并不能证明中国文化传统从本质上不具备产生科学方法论的客观条件,而只能证明中国文化在偶然性这种非本质因素的影响下,没有有意识地发展出科学方法论。

三、契合研究

我们当代的社会是一个科学的社会,科学主义在当代是有很大的作用,它推动了我们社会的急速发展,世界的日新月异。每个国家都在极力的快速的,准确的发展,我们也不例外。那么我们该如何更好地发展科学,真正地实施科教兴国的政策呢?又该如何正确地来学习西方的一些科学技术呢?如何在泛道德文化的传统氛围里去契合西方泛科学文化传统里面积极的科学因子呢?我们首先要认识到泛道德与泛科学都必须有一个合适的度,越过了度则不合理,既要看到泛道德的弊端,泛科学的优势,同时也要看到泛道德的优势,泛科学的弊端。那么笔者认为策略如下:

1.发扬传统道德中积极因素,为科学扫清道路。中国传统文化虽然是泛道德文化,缺乏些科学因子,但传统文化中也有巨大的魅力,毕竟我们的四大发明等巨大的科学成就也是从传统文化中孕育出来的。我们的家国文化,为国家利益,集体利益不惜牺牲个人利益等精神,我们团结起来,很快就能攻关世界上的科学难题,例如航空事业的科技攻关;我们的辩证思维,顿悟特征,这样的方式也有助于我们很快发现科学的本质事实。总之,传统道德中的积极因素还是大的,我们要积极发扬,同时注意取长补短。我们平时可以接触到的流传下来的都是人伦道德方面的小故事,比如孔融让梨的故事,这就要求我们要注意编写一些新的科学方面的历史小故事来充斥到我们的日常文化中来,发扬传统道德里面的积极因素,为科学扫清道路。

2.学习西方科学精神,同时张扬自己的科学精神。首先,学习西方科学文化及其精神,大家知道西方的课程开设里面专门有有关科学的课程,犹如我们的课程里面有传统道德文化课程一样,在泛道德文化氛围里面,笔者认为,更应该开设一些纯科学的课程,来培育年轻一代的科学精神。其次,更为重要的是,要发掘我们传统道德里面难能可贵的科学精神,大家都知道,我们传统文化里面是有很多科学东西的,但是因为泛道德文化的影响,很多科学精神的东西都流失了,这就需要我们重新去发掘,用科学的眼光去复兴我们传统文化里面的科学因子。例如,我们可以重新从历史书堆中去找寻墨子的科学方法以及精神,也可以从史书中找寻四大发明的那些过程,感人而可贵的科学精神,笔者相信那些精神一定是有的,只不过是在历史文化的传承中没有被主流文化所选择而已,它们应该还在故纸堆中,这是我们的非常巨大的资源,需要我们用新的眼光,新的手段去阐释这些传统中的科学精神。例如,我们可以编一些新的角度的历史中科技小读本等来发扬自己的科学精神。也可以在传统文化的学术性团体中成立一个科学精神追寻小组之类的小型学术组织来专门发掘我们的祖宗留下来没有被继承的科学精神,尤其是中原文化,我们河南这方面的资源得天独厚,更值得我们去挖掘出来,然后进行注释。

3.科学与人文的契合。近代科学主义张扬的同时,也带来了很多负面,自然环境被我们人类破坏的地方非常多,气候、空气等很多与人类息息相关的生存条件都受到了影响,最近几年,很是强调环保。说明科学主义极度张扬的同时也带来了很多 危害,所以,人们重新回过头来审视泛科学的危害,同时又重新评估东方文化中强调的人与自然和谐的传统道德价值。应该讲,是科学与人文的结合才是最为正确的道德。既要重视科学,发展科学,同时又要关注人,关注自然,关注道德,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道德大氛围。这样泛道德传统与泛科学文化传统就要做到有机的结合,对我们来讲就是要保持泛道德的积极因素,同时要汲取泛科学文化的有利之处,但同时避免泛科学的危害。毕竟中国传统德育强调端亲、睦邻、敬长、尊师、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朋信,这对于协调人际关系,形成相互尊重、相互理解、敬老爱幼等良好的社会风气以及对外交往,有着相当大的规范作用。在物质生活日益丰富的现时代,人们对社会中的此类因素愈益重视,希望通过对它的唤起和提倡来克服由于片面追求科学技术和经济的发展而造成的人性的失落和道德的衰败。西方正在把探索的目光伸向东方,尤其注意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关“人”的理论的成功之处。人与自然本来就是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濡以沫、水融的不可分离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人能以平等的、友善的、与自然相和谐的态度去支配自己在自然界和社会中的行为,以“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内心体验控制自己对自然界的无限制的开发,控制自己在人际交往中的不正常的举止,这是十分重要的。它有效地调节人类与自然以及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使整个地球上的生物得以和睦相处,安详而富有活力地生存下去。地球是我们的生命之源,也是我们精神升华之本,这是不言而喻的事实。

参考文献:

[1]李约瑟.中国古代科学思想史[M].陈立夫,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

[2]萧鲁阳.中原墨学研究[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1.

[3]张碧晖.科学教育与科学进步[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7.

[4]李申申.人性:存在与超越的省视[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

[5]张惠芬,金忠明.中国教育简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6]朱亚宗.中国科技批评史[M].长沙: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1995.

[7]裔昭印.世界文化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8]王蘧常.中国历代思想家传记汇诠[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

[9]何兆物.中西文化交流史论[M].武汉:湖北长江出版社,2007.

[10]霍有光.中国古代科技史钩沉[M].西安: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

[11]孙培青.中国教育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12]袁振国.反思科学教育[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

[13]钟启泉.解读中国教育[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0.

[14]黄济.中国教育传统与教育现代化基本问题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15]张立文.中国学术通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科技与传统文化论文(篇12)

Abstract:TraditionalideasofscienceandtechnologyinChinaandWesterncountriesarecloselyrelateddespitetheobviousdistinctionsconsideringtheperspectivesofontology,epistemologyandmethodology.ThispapermakesacomparisonofthetraditionalSino-Westernideasofscienceandtechnology,discussingparticularlythedisputesastowhetherscienceandtechnologydisturbharmonybetweenmanandnatureortheymeanknowingandconqueringthenature,whethertheyarerationalknowledgeorirrationalknowledge,andwhethertheyarenon-systematic,theorized,andindependentbodyofdisciplineortheyaresystematic,theorized,andindependentbodyofdiscipline.

Keywords:thetraditionalSino-Westernideasofscienceandtechnology;distinction;comparison

科技观即科学技术观,是科学观与技术观的统称,它是人们对科学技术的总体看法和基本态度。但不同时期、不同阶段和不同的理论,对科技的看法和态度常常有很大差异。

人类的一切科学技术活动总会受到科技观的影响。科技观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社会作用。这种作用的方向、强度、方式等不仅取决于科技本身的发展状况水平,而且还取决于社会历史的发展现状和条件。由于科技观的差异,所以它引导的效果也就不一样,正确的科技观可以引导人们深入地揭示世界的奥秘,揭示真理和追求真理,进而达到认识和改造世界的目的;相反,错误的科技观则会引导人们走向错误的认识,离真理越来越远,达不到改造世界的目的。

中西方传统科学技术观从本体论上讲,主要是探讨中西方在科学技术研究中关于主客体的地位和作用的差别。其主要特点是中国注重从主体到主客体的统一,形成整体自然科学观;西方则注重从客体到主客体的统一,形成分解自然科学观。从认识论上讲,主要是探讨中西方在科学技术研究中关于实践和理论的关系问题。从方法论上讲,主要是探讨中西方在科学技术研究中关于致思途径和思维方式的差异。本文主要从以下三方面来进行比较研究:

一、科技是干扰“天人合一”的观念与科技是“认识和征服自然”观念的对立

中国传统科技观认为科技在本质上是干扰“天人合一”的东西,主张“见素抱朴,绝圣弃智”;西方科技观则认为科技在本质上是“认识和征服自然,张扬个性”的东西,主张“知识就是力量”。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是中国文化传统的一个重要特征。中国传统文化主张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与天地万物和睦相处。而西方则强调以人为中心,崇尚对自然的征服与驾驭。

中国传统的有机整体自然观、整体自然科学观和人伦中心相结合,在认为人与自然是浑然一体的基础上力图使自然界人格化,提出诸如天人感应、天人同理等观点。中国的“天人合一”,实际上更多强调的是人与人的和谐,而非真正重视自然的天。认为自然界的各种现象同人类社会的各种现象是一个有机整体,要求人们在认识自然时不能离开社会的现实,因而人们很难把自然界作为科学研究的独立的客观对象,也很难从客观的角度来把握自然现象而形成科学理论体系。在历史上中国人由于所处的生存环境相对较优越,使他们无需与自然作太艰苦的抗争即可获得自足的生活,因此他们企望与自然保持一种亲和的关系,并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人文社会的建立与研究上。中国人崇尚的“智”主要指人生智慧——“是非之心,智也”(《孟子•告子上》)〔1〕。加上以伦理及政治哲学为核心的儒家思想很早便取得了文化上的独尊地位,这就不可避免地抑制了以认识自然规律、创造物质财富为宗旨的科学技术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

在延续了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中,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始终是社会经济的主体。这种落后的生产方式,狭隘保守的思维方式也成为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的桎梏。以农业为社会经济之根本的农本思想从维护封建经济的目的出发,重农抑商或曰崇本抑末,不但压制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严重阻碍了科学技术的进步,而且还在其思想文化上的因循守旧,不思变革,极大地扼杀了中华民族的巨大创造力,阻断了我们领先走向近代社会的可能。

历史上,中国是一个儒教国家,伦理型文化色彩浓厚。儒家的义利观、道器观、宇宙观等根深蒂固的观念约束着人们特别是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和行为规范。中国古代有着重“道”轻“器”的传统。在封建社会,就整个学术理论而言,是重视人文科学而轻视自然科学,轻视对具体器物、技能的研究。即便对具体事物进行研究,也只是在能够从中发掘出总体精神时才具有意义。因此,古代贤哲对于自然界的大量的敏锐观察和新见解,结果总是无一例外地导向对人心的启迪,归结到启示人们某种社会人生的哲理,否则便被视之为“丧志”。这种崇尚政治人伦之“道”,而轻视具体科学知识和生产技艺之“器”的偏执,只会将读书人隔绝在自然科学技术的门外。伦理型文化的另一特征是重自省、轻外求。在探求客观事物本质和内在联系时,这种自省法表现为内心世界的自我体悟、猜测和臆想,极力排斥对事物进行剖析,把探察弄清其内部的结构、机理的向外探求,看做是“奇技”而加以禁止。如《礼记•王制》称:“凡执技以事上者”,“不与士齿”,“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者,杀”〔2〕,强调自省内求,在很大程度上堵塞了人们向外探求自然奥秘的道路。

总之,中国长期以来形成的小农经济文化,对自然不需要一定得深入揭示其本质和规律,通过自给自足的生产基本上就能满足需要,因而不太重视对大自然奥秘的深入探索。学者们在没有弄清自然的本质,也没有对科技本质形成正确认识的情况下,只是凭着感觉经验,主观上认为探索和改造自然,会破坏自然,破坏“天人合一”。由于科技是不断地探索和揭示自然本质、规律,并改造自然的,从而必然不断地改变自然的原貌、改变着人与自然的关系。因而使学者们认为发展科学技术会导致人与自然的日益对立以及矛盾的尖锐化,破坏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各种和谐关系,因而科技在本质上实际是干扰“天人合一”的东西。因此要加以限制和摈弃,乃至做到“见素抱朴,绝圣弃智”。〔3〕西方的学术起源于古希腊。在古希腊时期,地中海沿岸诸城邦古国,由于其地理环境和客观条件,决定它的经济朝着航海、贸易、商业和加工业为主要内容的方向发展,由于航海和商业的发展,可以把外国的资源运回本国进行加工,引进国外的科学技术,促进其发展。这一切,增加了人们的冒险心理和进取精神,培养了人们重视自然,追求科学知识,崇尚理性的风气,认为科技能使人认识改造并战胜自然,使其商业文化获得大发展,这为古希腊以来的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经济基础和思想条件。

要确保航海和商业贸易的顺利进行,就必须注重对大自然的探索,不断揭示自然界的奥秘,注重对自然细节的了解和认识,从而获得改造自然的成功。海洋的惊涛骇浪带来的生存忧患,使古代希腊人产生了人与自然对立的观念。同时也激发了他们征服和驾驭自然的雄心。而要驾驭自然的先决条件便是认识和掌握自然的规律,知识就是力量,因而“爱智”成了希腊人乃至整个西方民族的共同价值取向。古希腊的学者们在公元前600年左右,就抛弃了神话,更不相信天神的喜怒哀乐能操纵人和世界。他们认为自然界是有秩序的,并始终按一定的方式运行,并相信人的智慧,人不仅可以探索自然界的规律秩序,甚至还能预知它将会出现的事态。古希腊人尤其偏爱能帮助人认识利用自然的知识。这显然是因为探求和发现自然之奥秘乃是战胜自然、实现人的自由意志的最有效的手段。几乎所有古希腊学者都接触到或掌握了当时自然科学前沿的知识、理论,并且较为得心应手地用自然科学事例论证自己的哲学思想,自然科学往往是他们学说的一块重要基石。西方的哲学家历来都观注自然科学的各个方面和物质运动的各种形态。如此形成了科技在本质上是“认识和征服自然,张扬个性”的东西的西方科技观,它主张“知识就是力量”。而且西方人道主义的一个重要内容便是肯定人为万物的尺度,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从而鼓励人对自然的征服与驾驭,这就为西方以认识和利用自然为宗旨的科学体系的建立提供了原动力。但这种人类中心主义的启蒙心态在20世纪受到了质疑和挑战,因为它的后果是被破坏的自然秩序对人无情的报复。

二、“非理性知识”与“理性知识”的对立

中国传统科技观认为科技是非理性知识,而西方科技观认为科技是理性知识。

中国古代在认识上注重直觉体知的方法以及知识成果的获得大都不是通过思辨的或理性的论证方式得到,使其产生了科技是非理性知识的思想。科技是探索、揭示自然本质和规律、并改造自然的,不断改变着自然的原貌、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会导致人与自然的对立和矛盾的尖锐化。中国古代学者在把自然界人格化的“天人合一”的思想支配下,自然容易把科技视为非理性的产物了。既然科技被认为是非理性的,是干扰“天人合一”的,自然就会遭到排斥和蔑视。中国的历史上,在很多志于正道的学者眼里,科技是非理性知识,所以,儒、道、名、法、阴阳诸家均视科学技术为末道或不屑为之,或持明确的排斥态度。在这一观念的影响和价值导向下,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宁可走科举仕进之途或沉溺于经学义理的研习考据之中,也不屑于弃儒从技,绝少有一流的人才去研究科学理论,致使科技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越来越无足轻重。

古希腊时期,人们把研究自然界看作是高于一切的事情。人们崇敬自然界,把对自然现象的解释看作是智慧的表现,研究自然界是获得智慧的途径。学者们普遍认为自然界中蕴藏着真理,赫拉克利特说过:“智慧就在于说出真理,按照自然行事,听自然的话”〔4〕(P25)。古希腊的学者大都专心研究自然界,以获取智慧。他们为研究自然,不惜牺牲自己的荣誉、地位和财物。学者们把掌握科学真理看作高于一切的胜利。他们醉心于研究自然,非常注意和关心自然界的各种现象和过程。古希腊学者并不满足于解释自然现象,而是在这一基础上做更高的概括抽象,形成了自然哲学,并以这些理论为基础,结合社会事物,以说明整个世界,就形成了既能解释自然又能解释社会的哲学理论。古希腊的哲学体系乃至整个学术体系最先是建立在研究自然的基础上的,它的发展同自然的研究密切联系在一起。这一传统一直被保留并在文艺复兴后被不断发扬光大。西方的学者基本上都是熟悉甚至精通当时自然科学知识的,他们的学术同自然科学都有着某种联系。这种传统对西方科学技术乃至社会科学的发展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西方的学术起源于对自然的研究,学术的发展与自然科学有密切联系,众多的学者包括社会科学者都比较自觉地关心自然,研究自然,甚至宗教神灵学说都研究、利用自然界物质运动的某些材料为自己服务。因此,西方传统上是把科技看成能够帮助人们实现对自然和真理把握的理性知识。由于科技是理性知识,西方的科学家们都十分注重科学精神,特别是科学的理性精神。

三、非系统化、理论化的独立学科体系与系统化和理论化的独立学科体系的区别

中国传统科技观认为科技是不需要系统化和理论化的独立学科理论体系,而西方科技观则认为科技应当是系统化和理论化的独立学科理论体系。

首先,中国的学术起源于先周的巫史之学。从现代科学分类角度看,巫、史之学基本上是社会科学方面的内容。到春秋时期,社会发生极大变动,逐步形成了春秋战国时诸子的学术思想。其内容主要是关于安帮定国之策,整个学术都是以探索社会政治之术为目的,其学术起源及其发展与自然科学都比较疏远,主要是社会科学方面的内容,并有明显为社会政治服务的色彩。诸子百家中,墨家是最重视自然科学的学派。《墨子》一书中有这一派对自然科学和应用技术的许多研究成果,代表了当时科学技术的最高水平。但其自然科学的内容也只是墨家学术体系中次要部分,其学术体系的重心、目标主要在社会政治方面。令人遗憾的是,自汉以后,儒家定为一尊,道家成为其辅,儒道互为表里,形成中国古代科技文化的主流。墨家所开创的科学精神和独到的科技理念,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未能在传统科技文化中占有应有的地位。自此以后,在学术领域中自然科学的成份就更少了。中国古代几乎没有像样的科学技术研究团体。科学家大都是分散、孤单地进行研究,没有形成一支持续不断,以自然界作为对象的研究力量。中国古代的许多思想家均以“内圣外王”、经世致用为宗旨,推崇实践理性,贬损以科技为主要内容的工具理性,使得科技理论思维的翅膀被绑上了沉重的经世致用的铅坠,难以建立起科学理论体系。其次,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表现为很强的实用性。这就决定了中国技术思想特别发达,并形成了工匠传统。许多能工巧匠尽管在技艺上有很高的造诣,拥有丰富经验技能,但由于知识有限,却无力把经验上升到理论体系层面,形成科学理论。他们的技艺一方面无法得到总结提高,另一方面也无法通过文字记载传诸后世,只能靠面授、口传,这往往会造成人死艺绝的失传现象。而绝大多数正统的学者由于没有实践经验,也难以完成这一重任,加之对科技有偏见和误解,也就不重视科学理论体系的构建。中国流传下来大量的科技著作,大多是对某一时代科技状况的直接记载、现象的描述和经验总结,却很少有理论方面的研究总结。中国科技具有的理论技术化倾向虽暂时有利于技术工艺的发展,但不利于理论体系的构成,譬如中国天文学的观察资料非常丰富,但它长期附属于历法,未能建立起完整的天文学理论体系。

再次,从科技理论建构角度看,中国传统科技观未能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其原因有二:第一,中国人在整体自然科技观的基础上,创造出一种具有无限涵容性的理论体系。这使自然科学始终包含在思辨哲学和其它文化形态中,限制了它走上独立研究的道路,不利于它形成系统化和理论化的独立学科理论体系。这阻碍了科学认识论的发展,使中国的科学技术大都停留在直观观察、经验推断和主观臆测的水平上,没有超出经验的层次,没有升华到系统的理论体系,没有对规律性现象进行分析、研究,没有用理论形式将其概括和总结,不能完成理论上的抽象和概括。

第二,科学作为知识体系,还必须从大量事实材料中抽象和概括出关于事物的本质联系,即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从而建立起科学的知识体系.这个过程通常是由两个步骤来实现的:第一步是抽象的理性认识,侧重于对事物作分析研究,起主导作用的思维形式是形式逻辑;笫二步是具体的理性认识,侧重于对第一步所获得的思维材料作综合的研究,起主导作用的思维形式是辩证逻辑。这个过程是离不开逻辑的。中国古代的思辨性思维是比较发达的,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学派林立,百家争鸣,其中尤其是以自然本身来解释自然现象,较之神学自然观有很大的进步。如以“气”来解释宇宙万物的构成,以阴阳来解释万物的变化发展,具有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因素,但是这种自然观是排斥对客观事物作具体分析研究的。加上中国传统科学强调应用,把有关名词,概念等逻辑方面的议论斥之为“诡辩”,予以唾弃。先秦时期名家学派的惠施、公孙龙和后期墨家谈辩派,就以其研究不合对时宜,为当时的社会所不容。而名家和后期墨家谈辩派所研究的问题在科学思想史上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中国的名家与墨家谈辩派的湮灭,是中国科学思想史上的一大损失,致使中国在科学方法论上一直未有大的突破。因而中国传统科学总体上还停留在经验形态上,缺乏严密的理论体系,这不利于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

中国人文传统长期以来形成了只是努力发展各种与人伦社会有关的思想学说,而不关心对客观自然的认识、探索,不热心逻辑认识体系和自然科学体系的建立。长此以往,也就形成了科技是不需要系统化和理论化的独立学科理论体系的误解。

古希腊人在机械分解的自然科技观思想指导下,自然科学很早就逐渐形成自己相对独立的研究主体、对象、手段和成果。并从其它社会实践中分化出来,组建成共同体。这一点和中国人始终把科学事业涵容在其他社会实践中是不同的。古希腊学者研究自然“都应起于对自然万物的惊异,他们先是惊异于种种迷惑的的现象,逐渐积累一点一滴的解释,对一些较大的问题,例如日、月与星的运行以及宇宙之创生,作出说明。”〔5〕(P5)这就形成了最早的学术,最早的科学理论。

古希腊科学的发展最初得益于古埃及、巴比伦和印度文明所创造的科学。但是古希腊的科学家们将这些源于实用的天文、数学、医学知识加以理论的升华和系统总结,建立了分类明确的科学学科体系,为后来西方科学的长足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如,被称为西方科学之父的亚里士多德早在公元前4世纪便写下了多卷本的《物理学》、《天体学》、《动物史》以及气象学、矿物学方面的著作,而他关于逻辑学、形而上学的理论对于西方理性思维方式与科学思辨精神的形成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古代西方也有很高超的技术,但总的来说,科学理论的创立更为突出。其著名的哲学家、科学家,如德莫克利特、亚里士多德、伊壁鸠鲁、欧几里德、阿基米德等等科学巨人,他们都是学者型的,古希腊思想家普遍具有在哲学思辨中追求严密的演绎化系统的倾向。从泰勒斯到苏格拉底、柏拉图,几乎所有哲学家都曾不倦地探索逻辑的推理规律问题,亚里士多德建立了一个严密的形式逻辑体系,接着欧几里得又建立了数学史上第一个公理化系统的欧氏几何体系,为近代科学理论体系的创立打下坚实的基础。到16世纪以后,又逐步建立起受控实验和开放性技术体系,从而形成了近代科学技术结构。这种结构具有科学理论、科学实验和技术三者之间的互相推动的循环加速机制,促进了科学技术革命。科学技术的发展强调理智的作用,重视知识的完善,科学家同时又是哲学家,这是西方的一大特色。这就决定了西方科学思想特别发达,并且形成了智者传统,他们善于构造科学理论体系,其影响直至今日。

〔参考文献〕

〔1〕王亚丽.孟子[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2〕杨天宇.礼记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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